内容提要 冯至在40年代创作了《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等精粹之作。但在他艺术达到高峰的同时，他突然停止了艺术创作，并开始了现实的转向。40年代战争意识形态的背景，对歌德思想及人生观的认同，时代压力下道德感的觉醒与束缚，都促使了诗人的这种转变。本文试图在梳理冯至对歌德思想的接受和认同的同时，阐述特定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生活对个人和艺术空间的影响。同时，展现历史中的个人在自我选择时的意义。
“一个人能保持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一件难事”。
——易卜生
“我是如此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心境并不是小事啊”。
——何其芳
抗战爆发后，诗歌强烈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席卷了整个文坛，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放弃了自我的歌唱，而投入到了吹奏时代进行曲的行列。知识分子在民族战争的挣扎中，艰难地体验着生命意义。贾植芳在《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中回忆道：“大约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破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①在生存遭到威胁并日益严峻的时代，一个诗人如何既肩负起时代使命又不放弃自己的艺术精神?对诗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40年代初，冯至显示了极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使这一时期他的诗和散文，都站在“一览众山小”的艺术高峰。天空、星辰、山水、风云、泥土、树木、茅屋……所有的事物都披着诗意的光泽，在他笔下凝定，“文字般若”，仿佛从清静心中流出。就象里尔克把罗丹雕塑的方法引入诗歌，“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冯至把他观察过的城市和山村，人和物，感觉和思考沉思刻成一幅幅雕像。在日益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天空下，与当时诗坛上弥漫着的粗粝战歌和浮泛叫喊相比，冯至的作品，显得那样沉潜从容，也体现了他可贵的艺术品格及其创造性。但是，从1943年起，他几乎停止了艺术创作。创作的停滞，是缘于艺术生命力的枯竭?还是出于时代压力之下的沉默观望?冯至一直维护着个体和个性的原则，但是他真的能坚持住吗?这时他的内心是怎样的?40年代他逐渐实现了自身对现实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什么?这种转向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他的未来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30年代在给杨晦的信中，冯至这样表白他的人生态度：“现在的世界，红白二色日趋分明，他们也未必没有他们的真理。可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所爱护的几个古人更为真实，更为人性。我常常忘不了一首Gundolf(按：宫多尔夫，冯至留德时的老师)的诗，大意是：我们闭上我们的正目，当这时代的纷纭；除去我们献心的地方，我们既不能济人也不能自救。我们是保管，等待，忍耐……等到用我们的时刻来临，我们不惜投入到熊熊的火中，象是一片微小的木屑。”他认为，“中国如果要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②。但他回国后所面对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根本不是“文艺复兴”所能解决的，生存才是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
战争把人与正常的日常生活世界隔绝开来，使人直面生死，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易让人产生生命的脆弱感和人生的孤独虚幻感：
“战争把世界分割成这么多块彼此不通闻问的地方。两三年来，到过这山上来的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一些不能通音讯，而且有的已经死亡。对着和风丽日，尤其是对着风中日光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对着宇宙。”③
在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的昆明，生过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疾病，受过死亡威胁的冯至，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对他来说，更艰难的，是如何在充满了孤独感和人生虚无感中有意义地活下去，如何在重重思想矛盾下，改变他学院式的读书思考和写作生活而面对那个“集体”的时代，如何放弃他的个人立场和艺术观念，有所“决断”，有所“断念”，尽可能地和尽快地适应那个时代。
在“个人思想矛盾重重”的痛苦下，冯至一方面用从里尔克那里学到的忍耐，用工作去驱除寂寞；一方面寻求着调整人生和自我变化的依据。这时，歌德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冯至40年代初翻译俾得曼的《歌德年谱》，并开始了对歌德的研究。冯至后来回忆说，“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的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我从歌德作品里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钦佩他对于人生与自然有透彻的观察和理解”④，并称歌德的《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对于他是“两部生活教科书”，“作为世界名著，它们当然给我以审美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教给我如何审视人生”⑤。那么，冯至从歌德的作品里领悟到的“生活的智慧”是什么?
《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的两部巨著，作品反映了歌德的重要思想。冯至对这两部作品作了深入研究，他对歌德思想的论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内又向外的生活”。此外，他还反复谈到歌德的“断念”、“克制”，这些思想主题都与冯至个人当时的思想矛盾和内心状况有关。
冯至从歌德的自然哲学，《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及歌德晚年的诗集，论述了歌德的“蜕变论”。从论述歌德关于自然哲学的“生物蜕变论”深入到歌德的“人的蜕变论”。“蜕变论”源于歌德对于地球怎样形成，生命如何生成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歌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在生长和蜕变，有机的形体，不是一次生成和固定的，而是永久流动和变化的，蜕变是一切生命必然过程，但也是生命的自我选择。生命的每一次蜕变，都可使生命获得新生。歌德从生物蜕变中推演出“人怎么能够生存而转变”：“神性在生活者的身内活动，但不在死者的身内；它在成就者与变化者身内，但不在已成就者和凝固者身内。”人的一生的使命，就是完成自我的一次次转变。因此，“变换形体，永久是你的快乐”⑥。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就是不断地在内心的发展和外界事物的遭遇中，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从冲突中得到和谐，从片断达到完整”，经过许多迷途，最终领悟了人生的奥义，完成了人生的“学习时代”，最终蜕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歌德对生命的领悟是，生活是一个不断的再开始，一个不断的再回来。
通过《浮士德》，歌德表达了他的反“否定精神”的思想。《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是“一个消极的本质”，即“否定精神”的体现者。它否定一切，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永久的创造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创造的事物归终又归入虚无”⑦!当一个人内心盘据了靡非斯托非勒斯这种对一切怀疑和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思想时，这个人常常否定人生，精神沉沦。浮士德在最深的绝望中曾经诅咒一切，但最终还是不断地追求，在肯定与否定两种精神的斗争中蜕变，完成他的一生。浮士德从生活中获得的智慧是：“谁若天天争取自由与人生，就能够享用自由与人生。”
歌德倡导一种“向内又向外”的生活，即是：既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与同时代的人有广泛的交往，向外发展；同时又断念于外界事物，返回内心世界。从外界汲取营养，积累经验，又在内心中把它们化为己有。如同生物的呼吸，在呼吸间，生命既求诸于外又返诸乎己。
不过，在论述和追踪冯至对歌德上述思想的接受和影响之前，对歌德其人的回顾是必要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论及歌德时说：“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⑧茨威格在描述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些悲剧英雄时，曾把歌德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从对比中去描绘那些一生为命运所驱赶放逐的人⑨。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样的人，一生处于生命和精神的不安定中，不断地为燃烧的激情消耗自己，不断地为一种强大的力所驱使而受尽折磨，直到被撕裂发狂和被毁灭。但歌德这样的人，懂得如何吸收和占有，克制或断念，就象一棵树，不断地从中心扩大生长，从外部世界汲取滋养，绕过一切可能损害他的事物，朝着自己的本质圆满地生长，而不断地壮大自己，根部变得越来越扎实，树干越来越粗壮。一旦有什么威胁到存在，就断然放弃。通过对生活的不断学习和自我调整，自我变化，最终把握住自己命运，成为生活和自我的主人。他在安定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外部世界就是他得以伸展他根部触须的处所。因此，他从来都与周围的生活世界建立起和谐的联系。也就是说，歌德是一个不断地从生活中学习如何获得人生经验和智慧的人，诗对于他，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生活的全部；与社会建立牢固的联系，在自我与生活之间取得适度、和谐、平衡的关系，以此获得更多人生此在的东西，这样他在任何时候都会牢牢地生活在大地上。虽然歌德有时会感到职位或外在事物对他的牵制，但他并没有觉得诗与魏玛宫廷、与他的职位、与生活之间有根本的冲突(想想他写的那么多无聊的宫廷诗)，他可以在它们之间往返自如。为了自我保护、自我保存，他排斥一切异己的东西，厌恶出自虚构或想象的作品，他对荷尔德林这样带着魔鬼气息的浪漫诗人十分冷漠和反感。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多次批判浪漫派：“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10他的格言诗里有这样两句：“病的东西我不要品尝，/作家们首先要恢复健康”。他对克莱斯特的评价是：“新文学天空上的一颗重要的，但是不愉快的陨星。”11由歌德对浪漫派表现出的厌恶的偏见，可见歌德狭隘保守的一面。他害怕任何影响他身心宁静的东西，虽然他从斯宾诺莎那里摄取“寂静主义”——其实，他的“宁静”与那个在清贫中磨着镜片，梦想着星星和光明的荷兰人的沉静是大相径庭的——，歌德的宁静是从抛弃自己的个性中获得的，因为他觉得，人可以依靠他与生俱来的天性——即一个人的“适应性”去解决生命中的难题：“靠着这种天性(人的轻率性或适应性)，一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舍弃一桩事物，只要他有新的事物可以移情就成了。因此，我们无意识地不断地更新和恢复自己整个的生涯。我们以一种热情替代别种热情……”12歌德对他的朋友采尔特说，他不是一个悲剧作家，因为他的天性是妥协的，他要获得的是平衡。他清楚激情和悲剧对人的破坏力，所以，在《欧福里翁》中，歌德劝告诗人们“要适度!要适度!/万勿鲁莽，/否则你将跌落，摔倒……/节制!节制!节制那活跃的、强烈的冲动!/宁静质朴地装点你的意图。”因为歌德体味过激情和激情的可怕力量，因此害怕激情。而作为魏玛枢密顾问的歌德，已很难深入到浪漫派作家的心灵深处。《浮士德》中，甘泪聊说靡非斯托非勒斯冷漠的额上写着：他不能爱一个人。歌德曾对爱克曼承认，不仅浮士德阴郁无魇的贪欲，就连靡非斯托非勒斯的嘲讽都是他自己气质的一部分13。因此，如果联系歌德其人和其思想，我们便会发现，歌德的思想，确是他人生哲学的反映和总结。
和任何人一样，歌德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作为诗人，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歌德，有《塔索》的歌德，有《浮士德》的歌德。而每一个阅读和接受歌德的人，也都有一个接受“维特”的歌德或“浮士德”的歌德的问题。每一个阅读者都出于自己的天性、心情和需要去接受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化，对不同对象或同一对象不同时期、不同形象、不同精神的取舍和欣赏，常常反映或突出了接受者自身的形象和精神。因此，一种阅读行为和接受行为，不仅体现了某种美学爱好，美学趣味，更与某个人某一时期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识有着关联。
冯至40年代对歌德思想和歌德人生观的接受，与他20年代对“维持”的接受是不同的。20年代冯至接受“维特”却反感作为庸人的歌德；40年代，冯至钦佩歌德对人生和自然的洞察和他的生活智慧，这时的冯至更多的是从个人思想与生活的冲突，从个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抉择出发，从寻求“生活智慧”的角度去接受歌德的。这是对歌德的人生观乃至于生存方式的认同。冯至这时接受的歌德，是中年以后及晚年的歌德，那个变得更为保守的歌德。
40年代令冯至痛苦与困惑的，是他个人的精神和审美趣味与时代的精神趋向之间的脱节和冲突。虽然，从诗人和学者的立场而言，面对残酷的战争，对他还能在昆明郊区的林场茅屋中沉思自然和人生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天空中的空袭，远离那个喧嚣却并不更真实的现实，而生活在他“诗与真”的世界。但回到现实，他并不尽愿因此而受到误解或指责(如老舍所批评的“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而没有为抗战写作)，被视为一个冷漠自私的、处身于时代生活之外的人。“现时代的诗歌，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呼声，并不是几个少数的人待在斗室中喷云吐雾的玄学的悲哀的抒情诗。那种没有现实性的个人抒情小诗，早已失掉了他的存在理由，而只好同木乃伊为伍了。”14这是诗人穆木天在抗战中自觉的宣言，对诗歌作类似的道德审判者，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诗人必须在艺术的“道德律”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感”——即在艺术的良心和民族的良知之间作“决断”：冯至写于1943年的《歧路》，表达了诗人歧路彷徨的痛苦，“我们越是向前走，/我们便有更多的/不得不割舍的道路”，“我们/全生命无处不感到/永久的割裂的痛苦”15。
“蜕变论”应用于人生，意味着人的一生不能凝滞而须变化。对冯至来说，“蜕变”是为了寻找自身变化的依据，意味着他要走出自我，在自我与外界、与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蜕变也就是冯至他自己说的要“抛弃旧我，迎来新我”。那么，冯至要抛弃的“旧我”是什么呢?是他那个不适应于时代或现实的自我，是与时代相悖离的东西。2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后，中国作家就不断地抛弃自我，走向社会，走向现实。30年代文艺创作中，社会内容和政治色彩日益加强，社会政治日益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心理。40年代，民族战争更是要求作家们放弃自我和个性，融入到集体和时代中去，为抗战而写作。“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冯至不适应于时代的东西，是他那个“不合时宜”的自我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他在不久之后所作的《论个人的地位》等诸多杂文中一直为之辩护。但在他所批评的“大众化”或“集体化”时代，那些个人性的东西——不论是个体的个性、个人的人生价值观，还是个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意向，都是被彻底完全地抨击和批判的。要从内心与这些他所认同和执著的信念告别，对冯至并非轻而易举。因为，这些正是他从里尔克到克尔凯郭尔等人那里接受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他所理解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要抛弃这些旧物、旧我，是极其痛苦的。因而冯至的“蜕变”，显得是那么艰难。另一个诗人何其芳也经历了这样蜕变的痛苦。何其芳在亲眼目睹了农民卑贱苦难的生活和孩子饥饿的眼睛后，他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为自己作为一个精致的诗人感到羞愧，他真诚地忏悔，宁愿使他的“歌唱变为鞭棰”，因此，选择了去前线，去延安，让自己消失在集体和社会中，与自我的世界告别，“就象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大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16。何其芳强烈的自我道德批判，毅然抛弃自我，走向社会和民众，虽然后来他还是不能忘怀他的自我。但他触动了的心中的道德感，和他的“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17的内心独白是同样真诚的。其实，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又有几个能不改变了自己呢?1944年，沈从文致信胡适道：“廿年中死的死，变的变质，能够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有先生一人……真不免使人感慨。”18对冯至来说，只是蜕变得比其他人更为艰难，因为他更执着于他那个自己。不过，惟其如此，我们也才更感到他最终停止创作、放弃自我与诗性的悲哀。而冯至对歌德思想及人生观的认同，也预示着他向未来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指向。
“蜕变”体现了肯定现实人生并努力使自我适应外在世界的态度，“反否定精神”即是对虚无感和虚无主义的排斥，“向内又向外的生活”，则意味着要走出个人的内在空间，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对冯至来说，三者是“三位一体”的，都是为应对外在世界变化作出的无奈选择，是出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是生存的策略——“生活的智慧”的需要。也可以说，冯至从现实人生出发对歌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认同，带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也许我们会这样发问，谁能脱离了时代?但这自我的选择中，也多少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30年代初冯至从里尔克、盖·奥尔格的人格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批判自己“太世故”，“满面风尘”，“实在是破裂到极点”19，说这是附在他身上的“鬼气”，现在，他的“蜕变”除了出自真诚的道德感以外，是否也有这种“世故”或“鬼气”在起作用呢?
冯至还多次谈到歌德晚年“断念”和“限制”，谈歌德内心“节制的功夫”。对歌德来说，这种“节制”和“断念”是对感情和激情的克制，克制激情以免它伤害自己；而对冯至而言，“断念”、“限制”、“节制”，则意味着应服从现实法则，对自己原有的精神和立场有所放弃。虽然冯至很少留下关于自己由此产生的心灵挣扎或精神痛苦的文字，但他的诗《歧路》、《那时》还是显示了他“割舍”和“割裂”的沉痛：“割舍”是对“心爱之物”而言，“割裂”是“割舍”之后心灵的状态。冯至诗中所用的这两个词语，真切地流露了他的内心世界。他放弃艺术创作，从事杂文写作，在对时代进行批评的同时，为个人和个人主义辩护，研究杜甫、歌德，写学术文章，虽然具有“现实意义”，但不过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可以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平衡点而已。这分明表明了他在坚持个人的立场的同时，又在设法靠近时代，这种审慎克制的态度，表明冯至在努力挣脱自我以适应时代的道德承担要求。有了这样一个自我修正的过渡阶段，冯至后来“突然”的转向才能让人理解。
今天，我们无法这样假定：假如没有战争，或者假如没有一浪高似一浪的“大众化”或“集体化”的时代呼声，假如他无需放弃他的自我、个性和艺术创作，冯至会不会在《十四行诗》之后创作出更多更伟大的作品，是否会有一个更辉煌的艺术高峰在等待着他。但现实是：严酷的生存现实不仅威胁着人的生活和生命，而且也在消灭个人的世界和生活，正在剥蚀心灵，摧毁脆弱的个体世界，逼迫人改变着他个人的艺术和精神世界，甚至从精神上改变或销蚀一个人的心灵。时代和生活正向诗、向每一个诗人、作家提出挑战：牺牲自我，走向现实、走向大众或者坚持自我、坚持艺术个性但遭受不幸的苦难，非此即彼。因为这已不是个性便是道德的五四时代，个人主义已退到生活和历史的舞台背后，“绵延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催使诗歌为契合现实需要而忽略甚而放逐抒情。民族的和群体的利益使个性变得微不足道。诗人的独特性追求与时代的一致性召唤不由自主地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反差，在这样的氛围里诗人的坚持则意味着苦难”20。
电影《日瓦戈医生》中，一个革命者对日瓦戈说：“我以前很仰慕你的诗，但现在不了。你的诗个人主义色彩很重。内心的感觉、感情现在已变得微不足道。个人的生命已在俄国死去了。历史已将它毁了。”这段话对40年代的中国历史来说完全合适。历史不过刚翻过一页，时代中的精神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在这“严肃的时辰”，——用冯至的话来说，一个“没有余裕来修饰的时代”，——生存高于一切，逼窄的生存空间缩小并限定了艺术表现的空间，战争甚至摧毁了艺术。冯至曾用“冬夜里的咳嗽的声音”，去形容这个时代艺术所能发出的真实的“生存的声音”，这个比喻中蕴涵着他内心多少的苍茫的悲凉21!
无论如何，在一个曾经充满幻想和激情的人，一个曾经歌颂克莱斯特的死、欣赏霍夫曼对另一世界的渴望、同情诺瓦利斯对“蓝花”神往的浪漫诗人，一个曾经那样认同里尔克“伟大的孤独”、克尔凯郭尔“个体”的诗人，现在却对奉行“理性”和“节制”的“实际主义”者充满敬仰(冯至称歌德为伟大的实际主义者)，并从那里寻找“生活的智慧”时候，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冯至排斥“虚无”、否定“否定”，信奉“节制”和“宁静”，寻求“生活的智慧”的时候，这些已意味着他所信仰的“个体”的防线将要崩溃，“自我”世界的根基将要塌陷，他的艺术将要终结。诗人、艺术家寻求宁静，不过是期望在宁静中能够创作，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是为了能够消除内心的绝望而活着。中国历来不乏有寻求隐逸和宁静超脱的诗人，但这只是在较好的时代才能实现。在严酷的时代，真要得到“宁静”，也就意味着只能放弃“言说”。在冯至走向自我保护，通过对自己的人生和艺术态度有所调整、有所转变而达到自我平衡的同时，这也是对孤独的艺术创造的一次远离——假如我们不仅相信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更是“苦闷的象征”，是“否定”中的“肯定”，是虚无中的“实有”和绝望中的反抗的话。冯至1943年春完成《伍子胥》后几乎停止了艺术创作，除了杂文、歌德研究的几篇文章和开始撰写《杜甫传》外，以后，我们几乎只有在“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大合唱”中见到他。冯至到1949年解放前在创作上的“沉默”或“沉寂”，是等待还是观望?是等待生活有一天再成为他的血和生命?还是为了观望，因为形势和未来是那么不确定?但不管是沉默还是观望，他已经在作某种退让，虽然，作为一个自爱且比较谨慎和怯弱的人，冯至这时还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大众”，趋附权力，在内心还坚持着个体，但他又决心走出孤独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和人民。40年代后期，冯至发表关于现实的种种看法，但他的“蜕变”的脚步却仍是犹疑的。姚可昆(冯至夫人)在谈到40年代后期的冯至时说，散文《决断》反复强调“决断”的重要性和不断决断的痛苦，但冯至自己没有决断22。确实，直到1948年4月前，冯至的“立场”站在哪里?他还没有完全决断。1948年2月，冯至加入了有自由民主倾向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遭到社会进步文化界的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走“中间路线”。但在1948年4月大多数城市被解放后，冯至不仅参加了北大抗议逮捕学生的活动，而且，随后从政治到艺术以及个人立场都已有所“决断”了。1948年11月，冯至参加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会议主题是“今日文艺的方向”，冯至态度和声音显得比较明朗了：
金?隄：文学是否必需载道?目前有人认为文学非载政治的“道”不可。不知道诸位先生意见如何?
冯至：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载道的文章，如韩退之的文，杜甫的诗。作家对某一种“道”有信仰，即成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应否强迫别人同“道”是另一个问题。
废名：金隄所说的是指作家对社会的态度，不指作家的“道”。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没有文学家会来这儿开会，因为他不会受别人指导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领导自己。我已经不是文学家，所以我才来开会。历史上哪有一个文学家是别人告诉他，要他这样写，那样写的?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社会所承认。……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是承认它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到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实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绿灯，不让你走，就不走的了。
沈从文：我的意见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还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是对的，那么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23。
1942年解放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从政治上对中国文艺的性质、方向、作家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写作形式等等方面加以规定。“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等等就成为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政策。1945年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从内地回到原来的城市，作家、艺术家如何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把握文艺发展的方向，如何面对新的时代，就日益成为作家们需要作出抉择的问题。到1948年，中国整个形势发生转折，钱理群曾对1948年的中国文坛作过如下描述：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取得对文艺的领导权；文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为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沈从文的再受批判和他的“提前死亡”……1948年“大多数知识分子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24”这些就是1948年11月召开上面引录的这次文学讨论会的大背景。这次讨论会的论题是“文学的方向”，但它们集中在文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上了。1930年，当废名和冯至创办《骆驼草》时，创刊词中明言“不谈国事”，耐人寻味的是，差不多20年后，每个人都要在时代面前有所表态。冯至的发言，已经透露出了他的倾向：听从红绿灯的指挥，暂时停笔，将来再说。而这个发言，也预示着他在将要到来的更大的新时代的姿态。1949年后，随着一个一体化及其运动时代的到来，冯至很快适应了那个集体主义时代。诗神隐逸了。 ①贾植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②《沉钟社通信选》，《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
③-22姚可昆：《我与冯至》，第94页，第126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⑥⑦冯至：《论歌德》，第5页，第32、36页，第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冯至：《文坛边缘随笔》，第215页。上海书店1995年版。
⑧尼采：《悲剧的诞生》，第327—3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⑨斯蒂芬·茨威格：《与魔鬼作斗争的人》，第8—13页，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⑩歌德：《歌德谈话录》，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俾得曼：《歌德年谱》，《图书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1213歌德：《歌德谈话录》，第718页，第139页。
14穆木天：《关于抗战诗歌运动》，《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二期，1939年11月16日。
15冯至：《歧路》，转引自王圣思编《昨日之歌》，第97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16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2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7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254页。
18转引自《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65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冯至：《沉钟社通信选》，《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20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穆旦诗全集》第9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冯至：《新年致辞》，转引自钱理群《天地玄黄》第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3《大公报》，1948年11月14日，星期文艺第107期。
24钱理群：《天地玄黄》，第1—5页。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 
发表于 2006-11-2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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