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读史说梅毅 ——《帝国如风》读后 从公司下班，天已经黑了，十月的北京，肃杀、阴冷，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汽车尾气，路上的行人匆匆走过，好像没有人停下看一看天空（当然了，严重污染的城市里天上也没什么好看的，更何况还是阴天）。大家各自想着心事，在这座焦虑的城市中焦虑地活着，并不断创造着更多的焦虑。焦虑中，忽然想起我刚刚看过的《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赫赫元帝国，国力强盛、领土空前广大，多么风光的大帝国！然而，生活在帝国的“社会精英”或者如变形人虫一般行尸走肉的奢侈着；还有为了向上爬将礼仪廉耻扔到爪哇国的。在上位者如此，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则是若丧家犬一般，为生存或者将诗书压箱底后改行做了别的，或者流落到勾栏瓦舍靠写通俗文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起风了，恍惚间，这风似乎是从遥远的大元帝国吹来，迷离了我的双眼；今夕何夕，我是在工业时代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样板生活，还是重蹈元朝读书人的老路…… 眼下的生活，我不愿多说，一说难免勾起更多焦虑来，还是说说梅毅笔下的元代，借梅毅的书发发思古之幽情吧。 《帝国如风》从宋末的民族英雄们开始。这些宁死不屈的殉国者被部分失去立场的时尚人士质疑为迂腐、不识时务、不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文天祥的人生信条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帝国如风》43页，下同）追求功利的年代，有功才有德，有绩效才有成就，仁义这套虚头巴脑的东西既不能申请到科研经费，也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乎，千古孤忠之士文天祥的墓地冷清岑寂。然而，正如书中所言：“真正的‘功德’，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是他，才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宋朝、明朝灭亡之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那么多人慷慨赴义，那么多人挺身殉难，绝对不是什么菩萨保佑国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凛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义所感召。”这种英雄大义绝不是狭隘的“封建忠君思想”，而是根植于文天祥、李庭芝、马坚、陆秀夫以及那些以文化遗民自居者主体思想中的浩然之气！ 蒙古的统治者们，喜欢中原花花世界，对中原衣冠礼乐则毫无兴趣，后来的清朝，还要拿儒家思想撑撑门面，蒙古帝国“有作为”的大汗们，信奉丛林法则，如何才能用最小最快的速度征服敌人、聚敛财富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军事征服需要用钱，有了后勤保障，蒙古骑兵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他任用阿哈马、卢世荣、桑哥这三个善于聚敛财富的贼臣。阿哈马三人“不孚所望”，果然在最短时间内给忽必烈弄来一大笔钱（还不算他们从中抽取的“回扣”）。元朝华丽的大一统表面下，千疮百孔：宫廷政变、政治阴谋有如家常便饭；贵族佞佛滥施，多半以饮酒敛财为乐；用人方面，非“跟脚人”不用，戒心如此之重，哪里有开放雍容的风度？！元朝对仪式化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姿态，对更高程度的儒家文化却弃若敝屡，不学好至此，也难怪不过百年就惨兮兮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了。 在元朝，最有钱、最潇洒的是作为“红顶商人”的色目人，他们利用高利贷，大发横财。无论是晚清的胡雪岩，还是当今垄断行业的大佬，在这些色目人跟前，不过小财主而已。色目人的敛财手段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滥发交钞。元初忽必烈时代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元朝的灭亡，“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片纸钞。（299）其二，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其实，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理算理算，越理越乱。理算之法时的元朝各级官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吃大亏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其三，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56） 从百姓百般那里搜刮来的血汗钱，除了进了国中财臣的私囊外，还有许多。有了权力，就能捞到财宝。蒙古贵族们如乌眼鸡一般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你，全是贪财之心惹出的祸端！元朝官场，一向是劣币驱逐良币。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是朝中儒臣的领袖，可惜命短福薄，还没熬到登基当皇帝，就因忧劳过度，染病而亡。此后的嗣君，多半昏庸，过度沉湎于酒色，宫廷政变、秽闻丑事层出不穷。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梁不正也只配弯曲的下梁。历代官场，从来不缺能干又正直的人才，端看在上者的眼光和胸襟，而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又是一个阴毒刻薄的人。权衡指出“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维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以亡天下耳！”（326）元末天灾加上人祸，不亡何待？ 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有着深切的关怀，在元代，汉族知识分子仕途逼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处施展。在这样的时代，越有抱负，就越痛苦：眼见贼臣当道、权奸横行、百姓嗷嗷，自己却不能用满腹经纶振衰起弊、救民于水火，其中的挫折和沉痛，想来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元末诗人王翰的《夜雨》写道： 官舍人稀夜雨初，疏灯相对竟如何？ 乾坤迢迢干戈满，烟火萧条里舍虚。 报国每惭孙武策，匡时空草贾生书。 手持汉节归何日，北望神京万里余。 元朝的统治者们多半“不问苍生问鬼神”，而继起的明朝虽然号称是把汉族人从蒙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对知识人的钳制和压抑更为严苛和变态。王翰们的阴郁从蒙古铁蹄南下之日便开始在知识分子的血液中凝结，在政治的高压下，这种阴郁越集越多，延续至今，仍未散去。 坊间流行的历史类读物以及发表在各类学报的研究文章，绝大多数以考据和提供“理念”为主。考据类文章虽然枯燥，仍不失为历史研究的正途，而很多利用二手甚至三四手资料贩卖理念（尤其那些动辄以危言耸听的大概念吸引眼球的“经世之作”）作品，其价值就很难说了。现在，能够发扬历代良史的叙事传统者寥寥可数，与说理相比，叙事需要更多想象力，要求写作者有更高的文字驾驭能力。能够通过一件件大事小事将历史上的人物勾勒出来，并做出入情入理的评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历史本来可以更好看”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一心想着讨好群众或以流行文风为风向标的写作最容易流入低俗，这样的作品不比地摊文学高贵多少。媚俗和通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有了搜索引擎古狗后，媚俗的文字因成本低、速度快、“贴近大众”，成为坊间书籍制作的不二法门，用上海作家周泽雄的说法，这类文字有塑料的味道。一朵“永不凋零”的塑料花，不会比残花败柳有风韵；而那些速成的快餐文化产品，虚拟出一派市场繁荣的景象。 梅毅先生的历史写得很好看，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文字有个性，从字里行间能读出梅毅这个人的性格、趣味和生命体验。客观、真实是历史学永远的追求，而在叙事过程中又必然会加入研究写作者的个人色彩，很多时候正是书写者的个人因素盘活沉寂的过往。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是史学理论中一对恒常的矛盾。就《帝国如风》而言，若没有俏皮老道的文字，深沉凝重的思想，我无法在深秋华灯初上时分感受到来在元朝的冷风；若没有真实、客观、严谨的史实依据、梅毅是否能刻画出丰富多面的众生相，还真不好说。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有今天大多数小说家想破头也编不出来的情节，散落在汗牛充栋的史籍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多数普通人已经无法亲近古籍。梅毅能够几百年前的书面语翻成具有独自风格的现代语汇，并能使读者于某处会心一笑，于另一处为高洁之士击节赞叹，确实令人折服。 历史写作者应该以何种评价标准臧否人物？梅毅先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历史场景中体验元帝国各色人等的心态和选择，并能基于人性原则褒善贬恶。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上古，历史有规诫、约束世人的作用。现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与政治有千丝万缕联系，写在教科书上的人物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贪欲的大活人，而是滚滚前行的车轮中的一个个部件。把道德评价和感情因素从历史写作中完全抽离，也把历史的血肉抽尽，光剩下狰狞的骨架和枯燥的说教，反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 《帝国如风》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有些情节前后重复，有的地方原文引用太多太长（笔者个人经验，长时间读古籍，会觉得古文凝练精到，变成白话文后就啰里啰唆），但是书毕竟是写给现代人看的，勤奋而又克制（成熟作家的重要标志）的作家也会在这些细节上多花一些功夫的。 梅毅的写作很另类，政治史被影视正剧、戏说抢班夺权后，实在很需要这样的人来正本清源，讲清基本史实。他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写起东西来没有丝毫匠气，这非常难能可贵，不过如果仅止于此，读者也会产生审美疲劳。我期待梅毅不断突破自我，带给读者更多惊喜和收获，不知这算不算一个热心读者的过分要求？ | 
发表于 2006-11-23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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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6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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