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在路上》（三篇）

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路上》？

■邱华栋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在路上》系王永年先生的新译本。我们真的需要一本新翻译的《在路上》吗？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具有了一个经典的地位和经典的含义呢？答案是，的确如此。明年是这本书问世5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翻译这个版本，说明了我们的确需要《在路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路上》？因为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走红，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社会基础，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哪里？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在日益地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逃出城市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之地而去。而《在路上》，恰好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几个美国人突然决定从东部的繁华城市出发，驱车前往西部。于是，广袤的美国大陆上的风景、人物、奇遇就在他们狂放不羁的旅程中次第出现，带给了漫游者以惊喜，使他们自由地、欣喜若狂地重新领悟了生命。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旅途之后，一口气，在20天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使书本身获得了自由联想、奔腾万里和一气呵成的风格。作者由于此书成为了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我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步，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并且通过漫游、药物和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
    我看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需要这本书，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讨生活，很多人成为了房子和工作的奴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可是，像凯鲁亚克这样的漫游，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人们，有多少人有那样的胆量、心志和时间来进行呢？看来，“在路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令人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想了，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情结了。
    我就多次计划过，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一直到伊犁河谷或者干脆就到新疆南部的帕米尔高原；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一路向西南方向进发，一直到达西藏的西南地区。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知道有些人是实现了，就是被称为“驴行者”的人，现在正在路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肯定已经如此走完了我说的几条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走得十分豪迈与狂放的路线。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凯鲁亚克的才气和斗志，写出来像《在路上》这样一本实际上深藏了很多时代的象征和病症、痛苦与解放的书。为什么呢？我也感到很困惑，我们的中产阶级文人不是很有文化吗？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诞生3本长篇小说的么？可是，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孱弱的。身体首先就是孱弱的，其次，精神也是孱弱的，最终，即使是在路上了，在别人是一次精神升华的旅行，而在他，则是一次旅行者惯常的旅游罢了。
    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中文作家的著作，从来都没有像《在路上》这样的一本书。似乎有—本名字大概叫“北纬多少度”那样一本书，是地产商兼文化人潘石屹写的，他写的是他从北京出发，一路沿着某个纬度向西部到达了甘肃——他的老家的故事，不过，似乎他的故事只是一个衣锦还乡者对故乡的重新打量，和一点看到那里依然很贫瘠的有点悲悯的散文随笔式的感想，缺乏一种文学性的体察和喷涌。所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只好不停地出版《在路上》的新译本了。
    按说我们的作者很会模仿，但是我奇怪的是，怎么我们的作家就没有模仿《在路上》的呢？再按说，我们的“80后”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似乎对前辈和当代生活也更加反叛，可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沉溺于网络或者赛车，更加适应都市生活的迷乱，而不是反抗或者叛逆现代生活，到蛮荒的地方走一遭。大部分的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一些书写者都在写青春期的分泌物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出来这样一本书呢？我并不乐观。所以，我只好再一次地阅读新译本了。我曾经将上海译文版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和漓江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比较。王永年先生的译本扎实可信，因为他是经验丰富的杰出翻译家。但是，王先生的译文似乎少了一点狂放和自由的那种气运。在这一点上，最早的一个版本，陶跃庆和何晓丽的翻译本似乎在翻译语言的气质上更接近原作。可是那个版本是1990年出版的，有所删节，那么，为了看到全貌，眼前的王译本，就是很值得我们收藏的了。

不变的是青春
——关于《在路上》新译本的访谈

■记者蒋楚婷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代表作《在路上》，这已经是该书的第四个中文简体字版本了。记者为此采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助理赵武平先生。
    周报：《在路上》一书从初版至今已将近50年，请问上海译文出版社选择现在再版这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
    赵武平：自从1957年问世以来，尽管这部自传体小说引起的社会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息，但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一代又一代对之迷恋不已的青年读者。
    “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这批作家玩世不恭，笃信自由主义；创作大多自发，甚至非常混乱；作品备受争议，不遵守传统创作常规，结构和形式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粗鄙，对当代西方文化影响深远，被公认为西方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向来以引进推出在世界各国文化领域对人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己任，二三十年来持续出版了美国各个历史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名著，近年仍在致力于介绍纳博科夫、菲力普·罗思和厄普代克等当代美国重要文学名家的代表之作。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作为美国后现代文学流派的典范作品，当然也就成为必须出版的对象。
    从国内需求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在路上》，由于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的限制，或者由于译者学术观念以及研究水平的差别，旧的译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新一代读者期望能够看到完整、规范和权威的新译本，这也是我们特别邀请著名翻译家、新华社高级编辑王永年先生重译此书的起因。
    周报：与以前的译本相比，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本有什么不同？
    赵武平：最大的不同，是版本的权威性。这一次采用的是1991年企鹅出版公司的定本。译者严格按照权威原著，逐字逐句翻译，原文中的异体字，有所强调的内容，包括作者原文引用的各种外文，这个译本都有明确标志。
    这个版本，是作者凯鲁亚克的挚友安·查特斯，根据不同版本校勘后，编定的权威版本。新的译本，同时附录了“跨掉的一代”专家查特斯为《在路上》所撰写的长篇学术导言，《在路上》打字稿的部分影印样以及凯鲁亚克的多幅水彩画作，还有凯鲁亚克等“跨掉的一代”同时期作家的生活照片。
    此外，新译本校订了以前译本的错误和遗漏的语句。对一些作者特别创造的术语，还以注释的方式，特别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不仅给读者在阅读上提供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阅读的愉悦。
    周报：你认为现在重读《在路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赵武平：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很多正统的社会人士，追求丰富的物质回报，所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很多追求精神自由的青年入开始出现心理危机，流于寻找生活和精神的突破，但是限于环境的压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所作为。因此，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等叛逆型的“跨掉一代”作家作品的出现，给了苦闷的青年人心灵的自由指向标，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对比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不是没有近似情况的。
    凯鲁亚克写小说时，本意并不想非难战后美国的自满情绪和歌舞升平的景象，但是他创作的书预示了国内思想意识的变化。威廉·布勒斯指出：“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
当然，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宣传媒体，那些头号机会主义者。他们善于发现可供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运动就是题材，并且是可供大肆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说出了全世界各民族的千百万人盼望听到的东西。你不可能向别人灌输他不了解的东西。当凯鲁亚克指出路时，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
    周报：你认为国内出版界是否有与“垮掉的一代”文学精神内涵相呼应的作品出现？
    赵武平：回颐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人们熟悉的王朔和刘索拉等人的小说，存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同“垮掉的一代”精神有契合的地方，但严格来讲并不能这么简单地对比。近来又有美国《时代》周刊等西方媒体，把卫慧、棉棉、春树和韩寒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比作新一代中国的“垮掉一代”，也曾经在国内文学界和青少年研究界引起争议。尤其“80后”是飞速向前、急迫成长的一代。成长在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成长在一个价值观念急遽发展变化的时代，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之快，生存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多样及独立，都是上一代的人难以企及的。他们都热切地追逐时尚和前卫。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任何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概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不理智的。而且，对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人群横加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透过“春树们”叛逆的外表和行为，那些指责和批评者真的了解“春树们”的想法吗？外表和行动上的标新立异、混乱乃至堕落，一定就意味着思想的颓废或者道德的堕落吗？
    专家认为，如果我们承认“垮掉”是一个被中文误读的词语，那么我们或许能发现春树等人与“垮掉的一代”的些微相似之处，那就是青春所赋予他们的叛逆性格。时代在改变，青春的面貌在改变；但青春的本质没有改变，青年入的心理需求没有改变。

凯鲁亚克的路途

■王永年

    杰克·凯鲁亚克于1922年3月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城一个法裔加拿大移民家庭，早年在当地天主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求学，由于体育和橄榄球方面成绩突出，获得奖学金，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尼尔·卡萨迪、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一批志趣相近的青年，也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文学上“垮掉的一代”的主力成员。大学二年级时，凯鲁亚克因与球队教练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离开大学，上了商船充当水手，开始动荡不定的流浪生活。1943至1950年间，凯鲁亚克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和墨西哥等地流浪，《在路上》即根据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写成，书中的萨尔就是其本人，而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是同伴尼尔·卡萨迪。
    这一群青年为了追求自由，发展个性，以流浪、吸毒、酗酒、性爱来“充实”他们的生活，也部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垮掉的一代”美国青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在文学上，“垮掉的一代”总被拿来同“迷惘的一代”相对照。但显然，后者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更高，“迷惘的一代”作家包括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尔德、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对前途感到迷惘，其中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路上》则是“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圣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开始了一个繁荣时期，但政治日趋反动，“垮掉的一代”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又迫于反动政治高压，便以愤世嫉俗的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喜爱奇装异服和发型怪异，长期置身于社会底层，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传媒的炒作也使得青年们纷纷接受“垮掉的一代”的生活方式，从象征美国自由的爵士乐、摇摆舞、吸毒、性放纵，到参禅念佛和背包旅行，一时蔚为风气。
    “垮掉的一代”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问题。他们有些人宣扬通过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有些人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他们的特点是“全盘否定高雅文化”。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并不是毫无文学根基的，它们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写流浪生活的传统，也就是主人公为逃避污浊的环境而四处漫游，寻找自由。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小说主人公毫不隐晦地谈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作自我剖析。
    凯鲁亚克于1951年4月初着手写作，把历时七年之久的“在路上”：旅行漫游的见闻和感受，通过“事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叙述手法，在打字机上连续不停地写作，三周内完成了全部初稿。写作期间，凯鲁亚克请他在酒吧工作的妻子定时给他喝豌豆汤充饥，喝咖啡提神，还服用兴奋剂安非他明驱除睡意。《在路上》原稿完成后，为最终让小说出版，迫于出版商的要求，凯鲁亚克反复修改，数度重新打字，终于在1957年9月出版。
    1969年，凯鲁亚克由于过度使用毒品因静脉炎在佛罗里达去世，年仅47岁。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2月1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