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朱嘉明先生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高层决策的思想奉献者，之后在MIT读书，经商，在世界不同地区考察，在联合国作经济学家。现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有感于人们在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他特别撰写了此稿。
有感于人们在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写出我的几点看法，其中尤其强调评估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超越个体经验和当下观察题材的本身；需要具有更宽更远的眼光；需要注重那些可能忽视的外界因素；将中国的经济界改革,作为一个远远没有完结的历史过程。 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 朱嘉明 1、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没有时间表的历史过程。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大约经历了28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8年，至今恰恰28年了。但是，前一个28年，中间至少包括了4年的所谓的“过渡时期”，2至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以及10年的“文化革命”。也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即1953－195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而改革这个最多只用了20余年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却已经足足花去了28年的时间，至今，改革的使命远没有完成，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这个改革的终结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公认的时间起点，但是却没有时间表，没有“Deadline”。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个隧道尚在被摸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可以用黄先生的话比喻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走过了28年，依然处于一个历史时空隧道之中，只要没有走到这个隧道的尽头，任何评估本身一定会有极大的局限性。
2、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前提是相对清楚的，争论不多，那就是对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至于如何改革，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日趋激烈，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改革正在进行的改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抑或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不得不选择改革的参照系。否则，不可能描绘一个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具体方位和远景。事实是，在过去的28年间，中国改革的参照系从来没有稳定过，一直在不断调整。在八十年代以来，前苏联，捷克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以及东亚的“四小龙”的历史经验，西方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先后成为过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系。例如，中国的经济（工业）特区，是以“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的，中国现行的银行体系就是以美国为参照系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则包含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经验，中国正在创建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明显的“福利国家”的痕迹。参照系的多变性，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一个稳定的模式，最多不过属于一个“兼收并蓄”的改革。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曾经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影子。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固定的和相对单纯的参照系，评判这个改革自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以致确定中国改革的所处的历史“方位”都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3、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自改革初期，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不论官方，学术界，还是民众对经济改革的“界定”从来没有定论，也没有达成官方所期望的“共识”。八十年代，邓小平曾经在原则上提出“改革”是“革命”的论断，也就是说改革要触及原有经济制度的深层结构。但是，经济制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样，启动之后，产生了自身的演变逻辑，并且具有强大的惯性。例如，改革了计划价格，就意味接受市场经济供求规律，引发企业改革，最终职工的下岗都是派生的结果之一。几乎没有可能，可以任意的挑选和裁减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实践不断地超越改革已有的“界定”，如同一场战争，从“有限战争”和“平面战争”演变”到“无限战争”和“立体战争”，界定不断被突破，改革的过程已经从“指到哪，打到哪”异化到“改到哪，指到哪”。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改革初期不过是给企业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如今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已经是“产权”的重组。中国经济改革至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是围绕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进行的“产权”重组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评价一个不断调整和扩展“界定”的改革，自然是困难的。
4、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基于一种成熟的和权威性的改革“理论”。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所谓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本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历史现象。但是，在中国，问题就十分复杂了。因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以低估的。在28年的改革中，意识形态的介入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内容，既然“引入”，就很难在实际中分开其“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只用“好”的部分，摈弃“坏”的部分。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介入之后，就发生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利弊，改革和“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后来，似乎“统一”在完善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说法上。之后，又有“三个代表”的“理论”，如今，舆论导向是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摆脱“说法”的束缚，不断寻求得到意识形态的解释，改革就会不断重复出现不是来自改革本身引发的“危机”。
5、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设计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摸着石子过河”观念的影响。承认中国经济改革有“设计师”，有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体系，不等于说，中国改革不是在“摸着石子过河”观念下进行的。但是，“摸着石子过河”又会导致很多随机和随意的后果。如同一个工程技术项目，可以有一个完整设计和施工方案。而对于一个变革性历史社会“工程”，设计几乎是奢望。人们知道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无法穷尽哪怕是主要的变量，很难实现改革的实际过程和结果要与初始的设计方案大体一致的情景。假定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总体并包含技术细节的设计方案，即“一揽子”方案。那末，人们可以有评价改革的依据，或者说设计有问题，或者说施工有问题，或者说两者都有问题。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对中国改革不适合。打一个中国人几乎都知道比喻，改革方案是（佛）经，执行者是和尚，政府机构是庙，那么，如果回顾28年的改革，很难说“经”是完美的，各级的“和尚”们是廉洁和高效的，“庙”是没有重大缺陷的。如果“经”，“和尚”，和“庙”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很难分清哪个因素对整体的负面影响比较小了
7、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非经济性的问题，需要靠政治和社会改革解决。28年经济改革产生了诸多的非经济型新问题，例如，教育，医疗改革的负面社会后果，社会的腐败问题。这只能证明经济改革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济改革并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不能证明经济改革的失败，得出改革要停止的结论。其实，贫富差距问题，税制，教育，医疗以及限制垄断等问题解决，已经绝非经济改革所可以继续“罩住”的。所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需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还在积聚。此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必然引发社会本来的利益结构的解体，形成新的利益结构，而且因为改革的继续，新的利益结构是不可能稳定的，还需要不断调整。这也要诉诸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非经济的办法了。利益调整是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改革自身的。又例如，“三农”问题，源于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改革之前，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状态，经济改革不过使得“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得以充分的和尖锐地暴露。总之，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改革。在中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经济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最多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主导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经济改革需要和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协调，相配套。例如，是否能在现实的制度层面上，将市场、政府都纳入法治框架，令政府、市场各得其所，绝非经济改革所力所能及的。
8、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28年的改革，早已经超越了改革要改革的旧体制，越来越多的是建设本来在中国没有，或者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发育机会经济体系。“破”和“立”曾经是中国一度的时髦用语，如果套用“破”和“立”，中国的改革已经从“破”为主的历史时期转道“立”为主体的时期。问题在于，中国所要“立”的，几乎越来越多地是移植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制度，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就要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改革已经不是对已有的变革，而是“创新”式的变革。这是“质”的变化。一个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28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再有28年，也未必能够完成。如果说中国社会的趋势是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过渡，那末，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重复成熟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问题，诸如财富分配不合理，失业率偏高，过分城市化，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等问题。现在中国到了一个新的挑战时期，不是如何避免那些根本无法避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日益增多这些无法避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人要适应将改革，改革过程派生出的各类问题作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常态。
9、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质上受制与“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公认动机和结果之一是“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开放无非是建立特区，吸引外资，增加出口。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开放就是参与“全球化”，最有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成为了WTO的成员国。如今，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成长最快的经济实体，而这个经济实体高度倚赖世界经济，并且构成了对现阶段“全球化”的全面影响。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开放不只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要服从开放。于是，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实施作为WTO成员的承诺，必须改革经济制度的深层结构，包括银行体系和货币制度。例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早已经不再是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一个问题，而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化中的一个问题。当中国改革在“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双重“游戏规则”左右之下，中国改革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界限日趋模糊，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完全取决中国自己了，因此，从中国改革本身来评判中国改革已经完全不够了。在这种意义上，必须克服将“国家主权”或者“国家安全”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说道底，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对全球化的高度依赖程度已经难以逆转，减少这种依赖性的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10、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会面对新的意想不到和不确定性。在过去28年的改革中，从全球范围，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全球化，IT革命都是中国改革初期始料不及的。在中国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事件，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经济增长的持续“过热”，公务员（干部）的大面积的腐败，中国由平均主义主导社会向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的急剧转变。所有这些自中国和中国外部的始料不及的事件，都影响了中国改革已有的轨迹。中国的改革还会面对新的始料不及的事件，以及新的不确定的因素，人们的智慧和经验是难以预见它们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新的始料不及的事件和不确定的因素会继续对中国变革的轨迹产生强烈的作用。 2006．3．30，于维也纳
| 
发表于 2006-12-25 00:01
| 
发表于 2012-4-25 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