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南方都市报）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罗志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6.00元。
坦白地说，翻开罗志田这本《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起初有点失望，因其并非我预想中的全面系统叙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段历史的专著，而只是7篇论文的结集，尽管作者说“各文……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也少见明显的断裂，反呈现出相当密切的关联”，仍不免于心耿耿。待到读完这些文字，收获的喜悦早已冲淡起初的遗憾，以至要与也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分享了。
梁漱溟之父梁济(巨川)自杀是民国史上的著名事件。通常认为梁济是殉清而死，因此其人身上未免散发着遗老的气味，所谓“头脑太旧、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云云。实际上，梁济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只是殉清，否则何以解释殉节之事迟至清亡后数年？正如梁济自己所说，当初(指1911年)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而要在“观察明白国民是何景象”之后才有所行动。梁济认为，“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倘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就不能不殉了。不幸“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梁济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因此梁济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据说梁济用了数年时间来计划和安排自杀，亦可谓志士了。(见《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是一段有名的公案，一般将其解读为所谓“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争论”，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两条社会道路的原则争论”，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武断和粗糙，还是随着罗志田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个究竟吧。胡适为什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并非出于其实验主义哲学观的抽象导引，而是想对当时各家各派大谈甚至空谈主义来一次反动。盖彼时中国成了西方各种主义的战场，新式名词漫天飞，却不见有人冷静下来想想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主义或者学理来自西方，必然有其一时一地的特殊性，哪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世良方呢？如果连自己的问题都没弄清，光谈主义又有何用？“也许正是当时‘根本解决’(梁启超所谓“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的风气太盛，出现流于空谈的倾向，掩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关注，所以胡适才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戈一击’，提倡从‘抽象的名词’转向具体的‘问题’。”(《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这让我想起秦晖先生的名言：问题出自本土，主义不妨拿来。外来主义只有用来解决本土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两大对手胡适和李大钊之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以“我们”(代表“道统”)的称谓归为同一阵营，一起划清与“政统”及其相关者的界限。另外，一般以提倡主义的形象为人所知的李大钊也是谈了不少具体问题的。
谈完两个具体问题之后，再来谈谈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段时期的一个“大趋势”，一言以蔽之，这是个走向行动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向行动也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深化的必然结果。彼时的张申府从哲学角度提出，“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其实也就是“切实试行”这四个字。“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只有“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故“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必行！”胡适在一首诗中写道：“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还提出“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更有意味的是，胡适曾有意组建一个“自由党”，实实在在地去干政治。连胡适这样的“保守派”都大喊“干！干！干！”，“务实”的时代风气也就可以想见。当然，行动本身又是多种多样的，并非特指共产革命一家，至于后来的结果那是当初谁都难以想到的。另外，行动的凸显把思想冲到边缘，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某种命运的提示。 | 
发表于 2007-1-7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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