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2006年被低估的1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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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全中国出版商最喜爱的书

　　不是全中国阅读率最高的书

　　不是全中国读书排行榜要统计的书

　　不是全中国评论家最爱谈论的书

　　不是全中国报纸阅读版最喜欢推介的书

　　不是全中国网络最爱追捧的书

　　不是全中国最时尚的书

　　不是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书

　　不是全中国最好看的书

　　不是全中国最挣钱的书

　　不是全中国最受欢迎的作者

　　策划:南都周刊

　　特约荐书人:残雪、陈东东、陈家桥、陈平原、成庆、崔卫平、戴锦华、戴新伟、丁东、邓正来、傅国涌、甘阳、葛剑剑雄、郭熙志、韩博、韩东、贺卫方、胡文辉、黄灿然、季卫东、洁尘、江弱水、蓝蓝、李长声、李公明、李海华、李华芳、李少君、李杨、李耀军、李云鹏、梁捷、梁文道、刘铮、鲁刚、马策、茅于轼轼、彭伦、秦晖、秋风、邵建、宋琳、孙甘露、孙孟晋、沈展云、谭伯牛、唐钧、涂志刚、王梆、汪晖、汪剑钊、王来雨、王晓渔、西闪、向继东、肖开愚、谢泳、徐珏、徐友渔、薛涌、叶匡政、尤小立、干春春松、袁伟时、赵武平、张晓舟、赵毅衡、李杰、萧恩明、林宋瑜、夏燕、谢不周、陈菁霞、高晔、刘文莉、岳卫华、赵晨、吴书勇、黄韬、曹洪燕、马胜、黄昱宁、詹那达、王竞、吴兴元、张卫平、陆志宙宙、颜桥、李宏伟

书目如下:

      《结社:理论与实践》，(英)阿米·古特曼等著，吴玉章、毕小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36.00元。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美)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45.00元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39.00元

　　《叛逆的思想》，(意)阿·伯·奥利瓦著，易英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版，39.00元。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高王凌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

　　《吴宓日记续编》(1至10册)，吴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361.5元。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49.80元。

　　《贝克特选集》，(法)贝克特著，余中先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129.00元。

　　《德语诗学文选》，刘小枫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58.00元。

　　《社会、经济和哲学》，(英)波兰尼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23.00元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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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应该成为问题

　　一谈到结社自由，很多人仍会惧怕于它的政治色彩。其实，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BlackwellEncyclopaediaofPoliticalScience)并没有“结社自由”这个条目；《牛津法律大辞典》(TheOxfordCompaniontoLaw，byD.M.Walker)则有两条“结社自由”条目(64页、353页)。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许多与结社自由相关的言论行为自然没有被从法律层面上进行分析和处理。

　　夏勇先生在他主编的这套《民权译丛》(《结社:理论与实践》是其中一种)的总序上说，这套丛书的题材“皆着眼于基本权利的制度性原理与操作，集中在国际民权公约、民权诉讼、人权教育、财产权与宪政、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女性的权利。”我觉得，抽象地谈权利、谈民权理论的不少，但已在人类历史中形成制度与经验的、可以借鉴的操作知识，则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

　　这本《结社:理论与实践》收入了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15篇文章，本书《导言》认为，这些论文“揭示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结社的多方面的价值，以及结社自由的伦理和宪法限制”，并提出了这些应该思考的根本问题:为什么结社自由对于个人生活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为了避免对结社的政治干预，什么是结社具有的最强烈的伦理和宪法主张？什么是捍卫结社自由的最可靠的论据？

　　其实，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三K党、新法西斯组织等这类极端显明的政治结社必然要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以外，绝大多数有争议的社团性质和目标的伦理合法性都是可以讨论的，其中的复杂性和多元价值的冲突必须依赖法律分析和社会协商才能解决。这就是说，本书将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结社自由的合法性问题上，任何粗暴、武断和实用主义的权力干预都是必须警惕和反对的。

　　在中国，结社还远不是问题。与温饱与安全相比，结社似乎太奢侈，虽然实际上温饱与安全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可能包含结社问题，但人们总会把结社看做是远高于生存问题的行为。

　　另外，关于结社的合法性解释与操作性仍然是一个问题。1949年以后我国制定的宪法中并不缺乏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法律规定，国家一直声明结社自由是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实质性的规范公民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修订)实际上只是一份登记管理条例，并不具有实体性法律的性质，而且它采取的是预防制模式，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并在管理中实施严格的追惩制。因此，它根本无法承载全社会公民结社的法律重负，而且它的以严控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政治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事实上，今天大量存在的民间事实团体面临着合法性困境，其伦理与法律问题都亟待解决，从外部环境来看，对结社自由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也很紧迫。我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在这个公约中，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时，《结社:理论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参考借鉴，实在不应低估它的价值。

　　李公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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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完成的浩瀚工程

　　我统计过《近代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中文版前七卷的字数，总计是294万2000字，第八卷字数应该不会少于50万字，也就是说全部《批评史》的字数应该在340万字上下。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浩瀚的工程，在阅读过程中我经常有倒吸凉气之感——感慨于作者的博学、感慨于作者不可思议的阅读量、感慨于作者清晰的缜密的思维和敏锐的感受力。

　　在这篇短文里我只会谈出版于2006年1月的《批评史》第七卷。在这一卷中韦勒克主要是以重要的批评家为单元展开论述的，最重要的批评家被给予一章的篇幅，稍微次要一点的则给予一节的篇幅，而连同另七卷，韦勒克实际较详细评述过的批评家有数百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都以博学和多产著称。这其中的每一个都够一个平庸的教授忙活一辈子了。

　　通常认为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英美“新批评”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在《批评史》中韦勒克也就自然给予这些流派的批评家更多的关注。在第六卷谈到“新批评”派时，韦勒克语气里充满了对英美当代学界轻视“新批评”派的不满，还慷慨地给予他的几位“新批评”派同道以专章的篇幅。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都是在第七卷中介绍的，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比如韦勒克给予俄国形式主义的篇幅是47页，并且在语调中充满着激赏，而论述名声和影响似乎要大得多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普列汉诺夫、列宁、高尔基、托洛茨基)则只用了30页的篇幅，而且总体上评价不高。

　　《批评史》的写作不是不偏不倚的客观呈现，而是带有韦勒克自身的明显印记，就像许多作家诗人毕生写作一部书一样，韦勒克则将自己所有的思考融入这套书中。比如，对于庞德，韦勒克讥讽道:“(庞德)十分推崇戈蒂耶:他在《珐琅与雕玉》中‘达到了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对庞德来说‘几乎总是一种优点’。”说老实话，在此我分明看到韦勒克嘴里的酸葡萄:庞德看似鲁莽直率的很难经得起严格逻辑考验的批评文章，却是影响力最大的；对于庞德的这个观点许多诗人可以迅速地领会，而且认同。但终究瑕不掩瑜，《批评史》行文的清晰和优雅是专属于卓越的文学教授的。

　　对于文学和传记的关系，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有过详尽的阐述，他的结论是:“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基于此，韦勒克在《批评史》中将所评对象的传记成分压缩到最低的程度，很多时候他对评论对象著述出版情况的介绍要远远比批评家们个人经历的介绍来得详细，尽管许多批评家的个人生活称得上是“多姿多彩”的。

　　《批评史》涉及到的西方批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其中极少部分，对中国读者而言，《批评史》可以说打开了宝库的一扇大门，许多秘密的珍宝正在黑暗中闪着奇异的光泽。仅就第七卷而言，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此前我根本没有听闻过的捷克批评家萨尔达，我为韦勒克如下的评述彻底迷住了:“他(萨尔达)的风格将迥然各异的成份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炽烈的气质:博学的批评术语和抽象的概念与不登大雅的口语、华丽比喻与粗俗讥嘲同时出现的赞颂段落、还有惊人的人身攻击性的引文全都错杂交织。”——俨然又一位庞德？

　　凌越(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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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集体运动看当代中国

　　芝加哥的华裔学者对集体行动和它在中国的实证运用始终抱有强烈的兴趣。政治系的邹谠教授晚年即致力于此，可惜猝然去世。思想委员会的甘阳也一直对此挂怀，可惜至今没有成型的专著写成。赵鼎新转入这个领域的时间虽短，成果却最丰富，他的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许多奖励。现在又写成这本讲义，把他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框架原原本本教给国内大学生，善莫大焉。

　　一般人听到“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就马上联想到革命、暴乱、打砸抢、无政府、无秩序乃至大屠杀，避之唯恐不及。有学者统计，去年全国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由此惊呼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危险期”。可是，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非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比如选举投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等行动都是集体性的社会政治运动。美国的选举最多，五花八门，规模最大的总统选举每隔四年就要举行一次，也未见到有什么颠覆美国政权的危险。国外有学者实证研究指出，局部范围内政治行动多的国家，全国范围的有危险的政治行动反而较少。故而，对集体性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进行客观的理论剖析和实证研究，才是我们真正应有的科学态度。

　　赵鼎新研究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多起社会集体运动，用变迁、结构和话语三个宏观变量来构建自己的基本框架。

　　所谓变迁，就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极大改变。所谓结构，是说中国形成许多新的组织形式。所谓话语，是说现在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中，动员所使用的话语与过去的话语完全不同。

　　抓住这几个关键词，才可能对社会与政治运动状况建起一个有机的模型。当然这三个维度自然也不是僵硬不变的，有些因素会横跨几个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难以预料。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构、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缺乏竞争的舆论环境，这些都会对社会与政治行动的发生和走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对社会与政治运动有着多次印象深刻的记忆，有些甚至是血淋淋的记忆。鲜血因为记忆衰退而淡去，却不知道历史何时会重演。赵鼎新客观冷静地研究这类运动的实质，理性讨论，实证分析，颇令人钦佩。无论他的问题意识、社会关怀还是治学态度，都为目前国内学界所缺。如此说来，这是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教科书。

　　梁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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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术辩护

　　当下，当代艺术的市场价值愈加凸显，其远离群众的美学教育范畴和欣赏口味则愈加遥远。身为当代艺术的鼓吹者和评论者，奥利瓦的工作重心便是为当代艺术“辩护”。《叛逆的思想》固然是一本以意大利16世纪艺术史为主题的书，其核心价值恰恰也是为20世纪的当代艺术寻找辩护词——甚至可以说，是为20世纪所有艺术门类寻找辩护词。

　　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是样式主义的滥觞，不仅开始了洛可可和巴洛克之门，其效应也一直延续至今，当代艺术的诸多理念和语汇在16世纪都可以找到源头。然而，16世纪的艺术，可以说，是站于巨人脚下的孩子。在它面前，矗立着文艺复兴的巨大阴影。16世纪的艺术处在夹缝之中，一侧，是过去的辉煌的文艺复兴，一侧，是未知的迷雾笼罩的未来时代。

　　和马丁·路德、哥白尼一样，16世纪的艺术也踏上了向现代转型之路，质疑过往的规范和价值，悖离整体的世界观，充当历史叛逆者的角色，其武器就是“形式”。“样式主义艺术家运用风格的盾牌来抵御16世纪的大灾难，在他们的作品中完全扭曲了文艺复兴艺术家的英雄观念……走向一种逃避斗争和正面冲突的偏执的文化。”这种不停逃避的“偏执的文化”，成为奥利瓦论述的核心。

　　在《叛逆的思想》中，奥利瓦借助16世纪艺术，解剖了“形式”的各个层面，比如讽刺、模仿、隐喻、想象、喜剧……这大大扩充了本书的内涵，使它成为一部阐释文艺复兴之后所有艺术门类的书，不仅仅是绘画和雕塑，还包括文学、音乐和哲学。而在另一方面，这本书又是一本关于20世纪的书，为20世纪辩护。

　　在奥利瓦看来，20世纪和16世纪充满了相似性。然而，人们对20世纪艺术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息。20世纪是否会像16世纪那样成为以后世纪的光明开端，而不是之前时代的黑暗终结？艺术的叛逆者所做的工作，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开启未来之钥？这实在值得怀疑。

　　林扶叠(本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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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粮食

　　“反行为”是高王凌自己创造的词语，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猫腻”，诸如弄虚作假、偷瓜摸枣、磨洋工等。但“猫腻”具有过于强烈的道德预设，所以作者发明了“反行为”这个中性词语，来指称农民的“潜规则”。事实上，这些“反行为”是公开的秘密。高王凌不是第一个发现者，他引述了沙汀、莫言等作家的小说，说明这种“猫腻”早已为人所知。但是高王凌充分注意到“反行为”背后的价值，指出它最终对修改制度产生影响，从而出现制度变迁。

　　这让我想起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他通过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研究，揭示阳奉阴违、装痴卖傻、流言蜚语等行为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形式。在高王凌的例子中，当农民面临饥荒，他们就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弱者的粮食”。对“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既承认这有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同时又指出它也有可能沦为体制化的、无害的象征性抗议。

　　采取这种双重角度的视野，我们才更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1959年称赞“瞒产私分”等行为是农民在“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所以，不能把“反行为”等同于“好行为”，但对它在一定情景下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应该进行有限的谨慎的肯定。

　　高王凌提到在山西有些地方，干部“集体偷”是为了全村，大家一条心，避免了饿死人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在皖北有些地方，干部“个体偷”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衣食无忧之后对农民更加苛刻。同样是“反行为”，它们的效用截然不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就说明“反行为”在有些地方也是一种特权。

　　王晓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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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信文章胜甲兵”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留下较为完整的日记的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的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的日记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这次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完整个案。

　　吴宓生前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相辅而行。“文革”早期，当他得知托同事陈新尼保存的1949年和1950年的两册日记，因陈怕惹祸而擅自焚毁的消息时，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日记中表示“至为可惜”、“悔之晚矣”！

　　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20多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11月24日，他见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红楼梦》两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点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想过退休，做研究、读书写作，以度余年，当然最终也没能做到。他也许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经历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做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傅国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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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资料书”的大著作

　　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一条脚注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过去，哲学史、思想史都曾经有过人们业已熟悉并普遍认可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配合着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思路，建构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宰制力的叙述框架，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只要他不是白手起家或半路出家，就一定会落入这种看似本色的‘历史’中。中国的不必说，仅美国的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就有狄百瑞编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和陈荣捷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其中狄百瑞的资料集在章节的设计上较好，而陈荣捷的资料集在注释与解说上较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18页)葛兆光的话大体公允，不过应该补充一句，狄百瑞编的那本书尽管是由他主编，但其实陈荣捷也参与了写作，且承担的分量与狄百瑞相当。这就意味着，陈荣捷对美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之形成，起到过关键的作用。

　　在杨儒宾等翻译的繁体字版《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一版)问世之前，陈荣捷这本书的英文原著一直被学术界习称为《中国哲学资料书》，从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开始，这本“资料书”便成为研习中国哲学的海外学人必备的著作。

　　今天来看《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简体字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在选目上，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大陆同类选集的不同之处，比如魏晋部分只收了王弼、郭象、何晏三人，裴頠、范缜之流不与其列；再比如唐代只提韩愈、李翱，没有我们这里看重的柳宗元、刘禹锡等；而明代只有王阳明、王夫之入选，王廷相、李贽、方以智都没有机会。此等地方，固然可以看做一种缺陷，但反过来说，也不妨视为一种特色。事实上，作为朱子学的专门家和新儒学的倡导者，陈荣捷先生对儒家一脉的传承是最关注的，在他这本书中，宋以降的三分之一篇幅，几乎成了儒者的“家天下”。这样一本重儒的书，置于一大堆重唯物主义的书之间，其现实意义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以彰显。

　　陈荣捷的这本书，无论是叫“资料书”抑或曰“文献选编”，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真实价值:实际上，这是一部随处可见陈荣捷学术心得的大著作，作者针对选文所作的评骘、提点、解释、辨析都具相当水准。正因为如此，许多学人并没有把它仅仅当成“参考资料”或教科书，而是看做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频繁征引。另一方面，批评商榷者亦数见不鲜。比如美国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中探讨程颢以水喻性的那段著名语录，称:“程颢这段话一直困扰朱熹……陈荣捷先生承认朱熹讨论程颢的著作时，以谈论这段话最多。因为程颢将清水比喻善性，陈先生的讨论就此打住，把难题简单搁在一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73页)像这类指责，恐怕都忽略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的篇幅问题及著作性质。陈先生不可能在一本无论如何终究属于入门读物的书中将所有重要的问题一一说清，也不可能把所有该提的人物挨个讲到。这些批评商榷的出现，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学术地位——经典的磁场总能吸引到太多辩诘与质疑的细屑。

　　当然，陈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仍在于它是用英文写就的；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他尝试用一种西方语言将中国的哲学加以重现、重组，没有什么比这种语言转换更具挑战性。因此，它的中译本无疑是有局限的，假若未能与原著对照阅读，那损失就不言而喻了。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简体字版的中译本，将给那些对古代思想真正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带来启迪。

　　刘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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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民族必靠诗而后生

　　海德格尔在晚年几乎放下手里一切“宏大”的哲学课题，专注于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等人的诗歌的诠释，致力于恢复诗学的政治民族意识含义。他指出，作为一个在近代才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德意志，要确认本民族的政治自觉，就必须去解读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里尔克等人的作品。

　　“诗学”系希腊词“作诗的技艺”一词的简化形式。诗学开始之初即以教授作诗的技艺为己任，及至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开始，歌德、席勒等人认为，每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独特的，作诗不可教也不可学。从那时起，诗学便开始转而以“解释”诗为本，对诗作进行研究分类，旨在给人启迪而非束缚“创造的精神”。凡此种种，有关诗学的争论一直在延续。诗学也就从一开始的“教授作诗的技艺”发展到后来的“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切内在活动的研究”。

　　由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文丛之《德语诗学文选》(上、下卷)，收录了1780年至1990年近210年间德语文化有关诗学研究的重要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属首次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从1759年莱辛的《论寓言》，一直到1963年施泰格尔的《时间和诗的想象》，这些极为重要、激动人心的作品虽然谈论的大多是德意志乃至古希腊等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现象，但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化来说，亦会带来相当大的启迪。

　　譬如，中国近现代自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便成了“新一国之民”的教育改造“先锋”，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便被推向了极端的高度。如此一来，主流文化对于诗歌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几乎完全被小说所替代，批评家们或是真的无知，或是源于自身道德的缺陷，回避了对诗歌神秘的语言方式的追寻和探求。阿多尔诺在《浅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一文中回答了那些以为抒情诗是地地道道属于个人产物的肤浅的看法:“在每一首抒情诗里，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通过主体的、回复到自我的精神的终结而必然留下自己的痕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诗的主题思想中出现的越少，作品依据自身形象展开的越自然，那么这种关系所留下的痕印也就越深。”而海德格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写诗，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这样，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从他们对诗歌坚信不移的肯定中，也就可以知道西方的思想家为什么如此重视对诗歌诠释的原因了。

　　本书的编者刘小枫先生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一个民族之成为政治的民族，必靠诗而后生。一个民族生长出政治的自觉，也必体现为形成诗说。”这正是此书对于中国的读者以及诗学研究者的意义所在。

　　蓝蓝(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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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极权主义的批判者

　　迈克尔·波兰尼(1891－1976)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其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建树虽未及波普尔，但他与波普尔一样，对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也引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视。

　　波兰尼的著作已有两种译成中文，一本是其名著《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一本是论文选集《社会、经济和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出版)。《个人知识》是综合性的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巨著，作者从所谓“个人知识”展开论述，广泛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此书的体裁和论述风格别具特色，专业性论述(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知识论)之间插入大量政论。

　　《社会、经济和哲学》是波兰尼一生已发表的非科学论题方面的论文选集。文选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写于1940年的《集体主义计划》，此文对在中央(政府)计划名义下的所谓“集体主义”作了精辟的剖析。波兰尼说:“强大的集体主义权力是依靠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革命力量排斥个人自由的要求……在俄国，矛头指向的是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在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则是对国家力量的要求，但两者的差异之处只在于偏重不同，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国家主义。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将国家建立在一种原则之上，即假定国家对公民的文化和福利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集体主义或曰极权主义，一种将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吸纳进去的政权，人民在这种政权下生活并完全为它而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往往缺少思想的自由交流和公开的社会批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波兰尼文选》中《关于自由主义和自由》一文讨论了“雅各宾主义的遗产”。波兰尼指出，像希特勒、斯大林这类领袖人物，其意图就是要以集权政治代替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不以法律、不以选举为基础，而是直接建立在部分人的武装力量之上的政府”。因而，斯大林攫取政权以后，“凌驾于法律之上，依靠武力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对反对派的镇压，不合法的秘密警察制度，以及广泛强加的意识形态，都被作为政治原则而长期谋划。”所以，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再以经济动机为主，而是以政治动机为主”。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主义(暴力哲学)的政治遗产被继承下来，而且斯大林主义比雅各宾主义更具极权主义色彩。

　　相对于“集体主义社会”的是“开放的社会”，就如著名英国政治学者波普尔所说，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各种思想的试验中，在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选择一个相对完善、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而集体(集中)主义则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沈展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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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界之外拉开戏幕

　　塞缪尔·贝克特的肖像让人过目难忘。峻厉挂满了紧抿的唇角，密布在脸上的深刻的皱纹，形成的不仅是表情的愁云，而且是无表情的漠然和决绝。关于这张脸，他的朋友，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一座充满面具的坟墓”！这一描述，更多涉及了一个作家的精神面貌和灵魂景象。

　　正是以这一侧重点为据，从贝克特的肖像，我甚至认出了一种非人类的外星气质。不是吗？那两朵蓝火焰对人世间的种种逼视几乎是超人性的，它们放射仿佛属于更高智慧之严酷的一束束激光，无情地照耀和剜剔着品特所谓“有关时间、时间的稍纵即逝性、存在的神秘性、变化与稳定的似非而是性、必要性和荒诞性之诗”。当贝克特像是站在世界之外为世界拉开《等待戈多》或《终局》的戏幕，人们身在其中而不识的人间地狱之帷幕也被残忍地撕开了。贝克特呈现人们活在这颗行星上的全然的苦痛，特别将这种苦痛那喜剧的、滑稽的、无聊的、无谓的、无意义的、荒谬怪诞和绝望的性质展露无遗，从而令这种苦痛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地恐怖！

　　贝克特始终都在坚持的主题，则“除去习惯、无聊、遗憾和痛苦之外什么也没有”。贝克特在文学界的形象半似陌生和隐秘的天外来客，实在与此大有关系。无论是他的诗、小说、戏剧和文论，都有着出人意料的、极端得超出了极限的异质感和易帜性，一时间让同行、评论家和读者观众不知所措。贝克特作品那突出的冷奥深晦迷乱无解，正来自他对世界、语言和写作本身那信念般的虚无认知。这带来悲观绝望，也带来对悲观绝望的表达，还带来最为悲观绝望的表达句式，它所表达的，也就是人生在世的悲观绝望。

　　正如外星不过是人的料想，外星气质也不得不牢牢根置于人的内在生活。贝克特对人类孤苦无告处境毫不动情、毫不容情的赤裸裸地披露，不是出于他人性深处的理解、同情和爱吗？尽管他的理解、他的同情和他的爱是那样的悲观绝望！而以那样的悲观绝望却仍然致力于毕生的表达，这倒让人看到了贝克特等待和找寻洞穿悲观绝望的伟大力量的一丝希望。显然，贝克特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一个星际人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便是在浩瀚渺茫的宇宙里，从一种孤独出发去遍览和联络另一种可能的孤独。反讽的是，这个星际人历尽无数艰难险阻千辛万苦要交流给人们的信息，是交流的不可能。

　　贝克特却有效地运用了这种反讽，并且将这种反讽推向一个真挚的极端。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这颗星球上偶然碰上了，他们不知所云的谈话表明他们各自深陷在各自的孤独jian禁里，而这一信息，是经由不时出现在他们谈话和谈话之间的停顿和沉默转达的。人们从四卷本的《贝克特选集》里看到，停顿和沉默正越来越成为贝克特最完美的表达。他写得越来越短，譬如只提供一部10分钟的戏或一本不超过20页的书……或许，不表达才是对不能表达的尽力表达。

　　陈东 东(诗人)

杜雅萍

惭愧一本也没读过[em04]

新星出版社引进几本台湾学者的著作，很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