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悬崖边边上的爱{1}
进五峰几年。几乎一直是在批判、猜忌、调查、住班、检讨中过日子，兼之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因而心境之孤独，情绪之压抑，生活之沉闷，可以想见。那种渴望理解，渴望同情，更渴望爱的欲望，就如同久旱的禾苗盼甘霖。有时同事友善地给我提个醒，学生礼貌地向我问声好，熟人会心地送我一丝微笑，都叫我感动多一会。这段时期的我，意志特别薄弱，免疫力最为低下，智商大不如前。倘使有人逆专案组而动，反其道而行之，拉拢我，引诱我，腐蚀我，说实在的，我很难抗拒。
在全校大几百双眼睛里，有一双深深吸引着我。晶亮清澈的它们象两弯沁人肺腑的月牙泉。里面充满了关切，同情，和淡淡的忧郁。那是陈秋蓉的眼睛。认识我时，她正值花季年龄，不过由于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和由此感受到的种种歧视，使这位美丽的少女比同龄人成熟好多。我遇上她时年23，在感情问题上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诚如哲人所言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排演《红灯记》过程中，我们不由得、真的是不由得被对方喜爱，被对方吸引。学校没有一间，就是说校长书记也没有办公室，教职工都在寝室里备课改本，答疑解惑。陈秋蓉是英语科代表，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可替代的顶梁柱演员，因此一天出入我的宿舍多次。倘若突击排演期间，她几乎半天半天的逗留在我的房间里。房间仅9平米，一张床占去一半，一张办公桌一张藤椅将剩下又占去一半，再加上其它零碎，活动空间几乎为0。如此两人常在一起，教学问答中难免耳鬓厮磨；举手投足间偶有肢体接触。开始仿如触电，迅即脱离。有个夏天的傍晚，她手臂不经意间落在我搁在办公桌的左手臂上，男女肌肤相亲，通经活络，心旷神怡，感觉前所未有，如痴如醉，妙不可言。我左手纹丝不动，生怕惊动了她。而她极可能与我感同身受。我装模作样地讲着，她装模作样地听着，两手交织竟近一顿饭工夫。由是，聪明的我知道了：她喜欢我，不是一般般的喜欢；由是，聪明的她知道了：我喜欢她，不是一般般的喜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周围的生态环境日渐恶化起来。学生的大字报，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帮了我们的忙——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什么是“偏爱”？偏爱就是格外喜欢。至于什么是“格外喜欢”，全校师生个个明白。我与陈秋蓉更是心照不宣。自然，她到我宿舍来的少了。然而，在教室，在操场，在其它场所，我们的眼睛在交流。一天之中两双眼睛总是在互相寻寻觅觅，碰着的时候彼此便传递着关切、鼓励、怜爱，也还有希望的信息。
1972年，陈秋蓉这一届高中要毕业了。我觉得要作出决定了——单相思很磨人。尽管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都深恋着对方。可是我从没有向她明确表白过。有三座大山横亘在面前，阻止我这么做。我们是师生关系，此其一。老师和学生谈恋爱，虽然不是没有，可也相当的不道德。遭到舆论谴责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在今天，道德观与时俱进，更新升级，师生恋我也觉得大大的不好。这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因而轻易不敢造次。我年龄大她8岁，此其二。男女8岁年龄顺差，今天来看，显然是最佳差距，名副其实的“黄金差”！女孩20 结婚，夫君28岁。大学毕业已在社会打拼6年。运气不好的也会小有积蓄，婚后生活小小康问题不大；运气好的有房有车，正是金屋藏娇的时候。从情感这一角度来说，恋爱时都是17、8岁，都是“年轻不懂爱情”，结合几年后，才知个中滋味，又悔不当初。男人25、6、7，看问题已比较成熟，尤其是对爱情的认知，几达相当科学的境界。这个年龄找对象，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概率几十年来居高不下。再从整体形象上看，男的成熟，女的妩媚，十分的和谐。特别是愈往后去愈显般配。假如男的以后不断上进，近60左右居然当上了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身边是小他8岁、丰韵尤存、落落大方的夫人，不仅将老外镇个一塌糊涂，全体国民亦为之深感欣慰和骄傲。不过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始终落后，没有突破。8岁差距就不得了啦，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仿佛男人占了好大好大的便宜、女人吃了好大好大的亏似的。陈秋蓉母亲竭力反对，此其三。有天，陈母派她女儿将我唤去。由于其夫右派一直是“运动员”的她，这回给自己换了个角色，过了一把当动力的瘾。她表情严肃，语气冷竣“……总总迹象表明，你对我闺女居心不良。希望你以后改邪归正。……” 十六、悬崖边边上的爱{2}
要是把我政治身份的待定状况加进来，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根本不是我配不配陈秋蓉的问题，而是我配不配恋爱本身的问题。一旦打入另册，与地富反坏右为伍，让你活着，就是宽大无边、皇恩浩荡了；想恋爱结婚生子，美着你了。甚至想如花少女，这不是明摆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非常3+1，使我从一开始就没敢奢望有终一日与陈秋蓉走上婚姻的红地毯。可是，不能拥有，但求爱过。把爱的权利也剥夺个干净，当事人怎肯甘心？婚姻要牵涉方方面面，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或是一个人的事——单相思何尝不是爱。暑假的一天上午，当我得知陈母不在家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敲开了她家的房门。陈一见是我，两颊飞红，两眼发亮。我局促地坐下，她也在我对面的单人床沿坐了下来。师生关系、年龄差距带来的巨大压力，形成了重重的心理障碍。在这17岁的少女面前，我怎么敢开口说“我爱你”？我犹犹豫豫间，还是将口袋里一封写好的短信取出，塞给了她。上面只有一行字：“说我偏爱，其实，偏字要去掉：我爱你。真的，我爱你。”女孩将信展开，看完，一小会，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神一半是羞涩，一半是兴奋和甜蜜。这正是我充分估计到的、也正是我要的眼神。我如释重负，说声“我走了”，便起身出了房门。
当我吃完晚饭回到房间的时候，看见桌上两本书下压有一封信。信封上什么也没有。我立刻明白了，是陈秋蓉的。这女孩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纸。因为是她写给我的首封情书，经不住以后日子里的反复背诵，因而其中不少句子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因为我的出身，因为我的父亲，我心里感觉好孤单，是您给了我那么多的偏爱，使我觉得很温暖，象冬天里普照的阳光。今天，您说‘我爱你’，其实，这三个字，在我见到您后不太久的时间，心里就一直偷偷地念着。……我知道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我妈特别反对，我最怕我妈]，可是我从心里感激您给我的爱，我也深深爱着您。”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我与她在一起的细节，幸福，痛苦，希望，失望；甜甜的，酸酸的，翻来涌去，当夜无眠。自此以后，我们敞开心扉，大写特写，难得的是她的两个妹妹，十分支持这一段浪漫的师生恋，带情书，梢口信，甘当小红娘。我就是靠着这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度过了一个个的难关，迎接了一次次的挑战。即使在最诅丧、最失败的时候，心中依然亮有一盏希望之灯。
情书的不断往来，使两颗心越发贴近，语言也愈加亲热。平时偶而见面，只觉得心在咚咚跳动，血在咕咕奔流，一种莫名的欲望在升腾。陈毕业将近[那时高中两年制]，一旦离校，去向不知，兴许永无再见之日。如此不了了之，岂不遗憾终身？我们都觉得有好多好多知心的话儿要当面倾诉，好多好多的山盟海誓要附耳表达。于是我提出见一次面，也就是约会一次。她欣然同意。此时陈秋蓉的英语练习本已成了我们一个更为隐蔽的情感互动平台，通过作文、造句、选择填空这些司空见惯的作业，我们交流着，商量着，期待着。7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晚上9点，在学校后面的一片竹林里，夜色中，她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时刻，竟不知话从哪里讲起，也许讲什么话都是多余；我们，我们没有犹豫太久，便紧紧地、紧紧地抱在一起。随着4片嘴唇也在第1时间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啊！如痴如醉如梦。这长长的初吻，到现在想起来，依然心还悸动，口留余香。
73年初，陈秋蓉这一届高中生毕业离校。她因为是商品粮户口，属于“知识青年”，不久就上山下乡，“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她被区“知青办”安排在离家5里远的一个生产队里，寄居于半山腰的一栋孤00的土房子中。我俩很快便恢复了往来。由于她已离校，师生关系道德不道德这道障碍不复存在；可她新的“知青”身份又布就了一片危险的雷区。那顾得上这些？我与她，以无比的勇气，更高的激情，将恋爱进行下去。五月的一个夜晚，借着一勾下弦月微弱的光亮，我从学校顺着蜿蜒的山路，走到半山腰的那栋屋前，推开了她为我设的虚掩的门。在那小小的天地里，在蛙鼓虫鸣的交响中，我和陈秋蓉，完成了彼此人生中最伟大庄严、最辉煌灿烂、也最荡气回肠的洗礼。 ?十七、大难临头
事情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偷偷摸摸的爱，又甜蜜又刺激。陈秋蓉需要这种爱。一个姑娘家，单身一人和生产队社员起早贪黑，收苞谷，背火粪[用薪柴、有机肥、土慢烧而成的一种肥料]；点豌豆、种小麦；伐木割草，修桥补路……还得洗衣做饭，养鸡喂猪，生活之艰难，思想之苦闷，心灵之寂寞，天可怜见！我更需要这种爱。险恶的处境，使我动辄得咎，到处碰壁；喜欢死的话早死过5回6回了。而这偷偷摸摸的爱，激活了、温暖着我们两颗年轻的心，充实了彼此灵魂深处那口快干涸的井。有个晚上，陈秋蓉从山腰她那小屋来到我的房间，我正奉专案组之命伏案写检讨，冥思苦想，无以开头。她的到来，竟使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与心上人卿卿我我大半夜的间隙，我居然从当时广阔的政治背景写起，既而叙述事发的全过程，再讲错误的性质及其危害，接着挖掘犯错误的历史、社会、思想根源，和认识，最后表明今后的决心。洋洋洒洒达15000余字。表述之清晰，认识之深刻，批判之得力，态度之诚恳，令人拍案叫绝。堪称此类应用文中的上上品。当时的感觉，别说不是为王明翻案，就是为他翻案，为比他更危险的人物翻案，我也是不在乎滴。
即便如此，我们从未谈婚论嫁——都对未来的结合不抱丝毫的希望，都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只要有爱，只要我俩相爱，就足够了。说实在话，我长陈秋蓉8岁，可在这方面无非是多吃了8年冤枉饭。我没有一个相对完整、可行的稍长远些的计划；没有鼓励自己更没有鼓励对方去冲破那坚固的堡垒——她母亲的反对；也没有在她面前对我们一旦结合便幸福美满、花团锦簇的前景进行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描绘以激起我们强烈的向往而坚定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决心；哪怕怂恿她去与顽固的母亲大闹一场试探水有多深都没有。结果到了74年春节要回家的时候，我很严肃的对她说：我要回去结婚了。你现在只要说两个字“不行”，我就决不结婚，一直等你。然而，陈秋蓉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没有说出那至关重要的两个字。无奈，时年27岁的我，在老家极不负责任、极其草率、闪电般地结了婚。可怜的新娘婚后没两天就感觉到丈夫的同床异梦、心不在焉；而混蛋的我，在婚床上心里深感对不住的竟然不是躺在旁边的妻子，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陈秋蓉。返回学校，放下背包便给半山腰里的她写信。通报了我已婚的事实。在吞吞吐吐希望今后不再来往的后面，又用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篇幅倾诉我对她始终不渝的爱，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浓浓的心犹不甘的情绪，姑娘触手可及。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在情感滚滚的洪流面前，道德的堤坝恰如时下好多的豆腐渣工程，一下子就溃垮稀烂了。
有次在“青纱帐”中约会，晚风吹过，包谷叶沙沙的响。陈秋蓉挨着我，有些紧张，说：要是被发现了，我们就只承认一次。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始至终，都讲出来。她没问为什么，我也没解释为什么。其实我清楚，这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一旦那天到来，专案组自然不请自到，他们那不厌其烦、死缠烂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令人不寒而栗。说有一次，还怕他们不撬开嘴巴让你说第二次、第三次……？“为王明翻案”完全没有的事，他们都能搞到我累计数万字的材料背到城里；而这明摆的，那些人又岂可轻易放过？但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觉得遭受处罚那怕坐几年牢，出于对妻子深深的自责，是应该的；出于对陈秋蓉深深的爱，是值得的。因而心里十分坦然。今天想来，当时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它避免了两人思想上遭遇更大的打击，心理上承受更大的压力，精神上经历更大的折磨。可是操作得当出现另外一种结局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有的是时间。从一开始两人就应该订立坚不可摧的攻守同盟，策划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分析、演练各种对付专案人员的办法和策略，特别是锻炼、强化各自的心理素质以能泰然应对威逼利诱或干脆严防死守0口供。把这些认真付诸实施，结局会相当完美。
1974年12月31日，距我俩第1次约会刚好两年。陈秋蓉大约0点离开我的房间返回她那山腰的住屋。经过区革委会所在的两层楼时，被节假日期间布置的民兵流动哨截住盘问，随着直接将她带到区委书记面前。什么周折都没有，书记就知道了一个已婚男教师与一个女知识青年之间发生的一切。第二天，也就是75年元旦，陈秋蓉眼含泪水来到我的房间，递给我一张纸条，看了我一眼，走了出去。这反常的举动使我猛然明白：大难临头了。很快，专案组进校；很快，他们得到了所需要的。4月1日，我被区公安特派员从学校带走，在区信用社的转拐处，学校支部书记钱平迎面而来，他嘴角那浮现的得意、胜利的微笑，如今回忆起来依然那么清晰。第二天，在区组织的大会上我被宣布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逮捕；7月，五花大绑随同两个杀人犯游斗10天后，判刑4年，投入劳改。
十八、后记
1979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已近三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各大报逐渐展开，国家政治上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平反冤假错案舆论鼎沸，风生水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犯被宣告无罪，离开了劳改队。四月，我服完4年刑期，回到五峰。县教育局聘我为代课教师。这期间我与陈秋蓉——她已结婚一年多——偶然又见了一次面，而且仍然采用我们几年前默契的联络方式。尽管4年来我们各自改变很多，[她在那年的审查中神情恍惚干农话时不慎摔成尾椎骨粉碎性骨折，不是顽强的生命力早已瘫痪；79年5月份的一天因多种原因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可身体大不如前。]在一起时彼此心中竟然还是当年的感觉。年底我回到老家继续做代课教师。而陈秋蓉则与丈夫在我不太知情的情况下闹起了离婚。80年暑假期间，我到湖北省人民检查院上访。接待我的那位身有残疾的老同志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信心倍增：象你这种情况，以前如果不明白的话，现在就很清楚了。这只是生活不检点的问题。不过你得按程序来，向中法申诉，你说是因恋爱生情，要有证据。回到学校，我立即写好申诉信，把陈秋蓉在我服刑期间前后寄的二十几封信中抽出极有代表性的两封，随同挂号寄往宜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难得的是该院接到我的申诉后，极为重视。一方面及时转到五峰县人民法院提请复查；另一方面在不久后中院组织的各初级人民法院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检查中，将我作为重要案例在县常委会上提出讨论。10月20号早饭刚过，我正准备进教室，一眼看见弟媳匆匆走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递给我一纸《五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当我看到“一、撤消本院1975年6月30日{75}五法刑字第19号对周永威的刑事判决。二、宣告无罪。”时，我竟象孩子一样，在众多学生面前，兴奋得跳了起来。
此前，陈秋蓉已协议离婚，并且用最快的速度通报了我。而我本人4年前在看守所里就已办好离婚手续。又是12月31日，我与陈秋蓉在我所教学校里举行了一个简朴又热闹的婚礼。这样，经历了风风雨雨，“有情人终成眷 属”。
我与陈都是普通人，平常心。在极左思潮的乌云笼罩着全国每一片天空时，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的压力下，我们人性中软弱、丑陋的一面彰显出来。因而这来之不易的婚姻便有了瑕疵、伤痕、惋惜和遗憾。我们缺少那种“非你莫娶、非他不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婚姻便失去了那种令人扼腕唏嘘、击筑长叹、给与年轻男女崇高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光辉亮点；更没有演绎成可歌可泣、震撼亿万心灵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传世经典。可这就是生活。我与陈秋蓉一起相濡以沫，至今25年矣。 十分感谢《人何以堪》栏目版主七格先生。在我试着写第一篇文章打算不行就收手时，先生将文章毅然置顶。很有些虚荣的我立即受到鼓舞。如是一篇接一篇地写下来，这中不少网友的欣赏和支持，益发使我欲罢不能。从《文革十年我造反》到《军垦农场再教育纪事》到《大难临头》，愈15万字，历时半年多。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想借我一生，当然包括我的婚姻，让那些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从感性上去触摸那个年代，从理性上去感知那个年代；让经历过文革的人再回到40年前，灵魂在民族大灾难面前再次受到撞击、震撼，血的教训得以更深刻的铭记。使更多的人心中潜在的力量猛烈的激发，从而科学、民主、繁荣以更快的脚步朝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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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200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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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8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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