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反传统”的历史语境
何玲华 内容提要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精英进行新文化启蒙的主要舞台，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本，更是有关“反传统”问题讨论的重要原典。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应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与反思《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
关 键 词 《新青年》 反传统时代精神儒者三纲同而不同
作 者 何玲华，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杭州：３１００３２）
关于《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几近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世事风云的变幻和现代社会的演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人们关注这一历史命题的热情有增无减，不但立论的立场、讨论的方法以及深入的层面日趋丰富多样，而且相关的新见、独见也时有面世；倾向不一的观点，不说它剑拔弩张也可谓分庭抗礼。笔者主张把问题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审视，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注意。
一
从《新青年》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缘起与渊源来看，它是与“变局”发生以来励精图治、自强自新的社会潮流一脉相承的。《新青年》主张反传统，这是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异质文明挑战下的必然反应，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情势发展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完善。孙中山先生对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曾畅言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对由《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直接置评道：“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１］
历经２０世纪的社会动荡之后，所谓的“潮流”较之以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与色彩；但是，其最初的“时代或社会发展趋势”之本义应该还在，不过时下更多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出现罢了。所谓“时代精神”，黑格尔曾誉之为“时代最盛开的花朵”。当下，论者则进一步指出：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物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其植根的深厚基础和不竭源泉，因此无论其具体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时代精神不是无所不包的万宝囊，相反它处在时代的聚焦点上，只有那些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信奉、激动、追求不已的观念或精神，才配得上时代精神之称号。若以当下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基本特质，来考量当年《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显然应唤起人们更多同情的理解。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于新儒家鼎沸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撰著《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中心思想的批判》，其中对《新青年》作过专门系统的考察与评述，其立论较之同时的海外论者温和而持中。尽管如此，２５年之后，当其再度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自省道：“我在２６年前所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的长文中，曾就‘儒家传统与民主科学’、‘家族主义与个人’、‘礼教与法治’、‘定于一尊与多元主义’等４方面，对《新青年》的反儒家言论加以检讨，并提出一些批评。……但当我对‘五四’前后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不能不说我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苦心，‘同其情’的程度是不够的。……美国撰写《改变历史的书》的唐斯博士发现，除开自然科学的书之外，大部分书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即那些作者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具有狂想的人。他们为了直接向千万人倾诉，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见，往往含有高度的感情成分。唐斯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新青年》作者群的言论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很有帮助的。”［２］韦政通的这一番论述，显然揭示了时下有关讨论中的问题症结，即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
对于“历史事件”的持论，应有基本的尺度；在《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置评上，作为“语境”要素的“时代精神”应该纳入考察的视界。事实上，每一场论争都有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其针对性，都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情境。论争每一方的观点是否合理，主要看他总体上是否合当时之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革新、时代潮流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３］《新青年》由反传统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毋庸置疑，新儒家之外，即使最激烈的反思者，都有所肯认。曾谓鲁迅“高度的非理性”的余英时认为：“‘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六十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绝对的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教会和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黑暗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我们便自然会对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激越情绪产生一种同情的了解。……以彼例此，我们在评价‘五四’的时候也必不可由于事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的思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４］
二
当下有关《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中，“三纲”理论的归属问题再一次成为众多反思者关注的焦点。一些论者认为，２０００年来被历代皇帝所推崇的“三纲”思想，在正统的儒家文化里并没有理论与实际的依据，它们仅仅是董仲舒之术而非孔孟之术；从反对“儒者三纲”到“打倒孔家店”，恰恰说明由《新青年》所引发的“五四”文化批判运动，在没有分清“董”学与“孔”学的前提下走入了歧途。因而这些学者提出要“打扫孔家店”，并以此为路径找回中华元文化。
其实，这一问题属于旧题再论。当年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意见的北京学生常乃德，曾就该问题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进行过一番理论。几经论辩，常氏不得不收回此前关于孔子思想为后儒所坏之说，不得不正视孔子与专制或帝制渊源深厚的历史联系。若作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当时的尊孔者对“儒者三纲”思想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即谓“常乃德”式，一种则毫不讳言其本为“孔门礼教”。对此，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有专门揭示：“今之尊孔者，率分甲乙两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中外古今，莫可逾越，西洋物质文明，固可尊贵，独至孔门礼教，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出于纬书，宋儒盛倡之，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末弊，原始孔教不如是也。”［５］在据史力证先儒后儒一脉相承之后，他直陈“三纲”的实质就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实为“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所以不必讳言“原始孔教之所无”。［６］但是，因为“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７］，故陈独秀认为“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８］。
尚须指出的是，先儒后儒之说由来已久。杨雄是区分“时儒”、“真儒”的第一人，后来又有王船山的“伪儒”、“败类之儒”说，近人更就“真假孔子”文讼不断。现在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的变异，“是原始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思想、政治、社会诸层面所发生的不同于甚至背离儒学原意的思想”，相对于原始儒家思想，是“它义”性的。［９］但又认为，儒学的变异有其内在的根据，它义是在原意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产物；儒学之所以蜕变为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和名分意识等体现宗法因素的东西是其内在的根据；同样的，正因为原始儒家的敬祖、天命观及忠节孝义等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形成了维系民心民俗的世俗价值体系；也正因为原始儒家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的特征，才在与佛道等思想的交锋中，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不断地改变自身。［１０］
另一方面，“三纲五常”说虽不直接见诸孔孟的言论，但相关思想却可在反映原始儒学面貌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找到源头。《郭店楚墓竹简》是根据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湖北郭店战国墓中所发掘出来的竹简整理出版的，它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即：孔孟之间的思想过渡与演变），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六德》，作为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的第１０种，通篇所论述的都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及道德，而纲常文化正脱胎于此。有关论者指出：
简文认为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妇、父子、君臣等６种人，称之为“六位”。这６种人各有不同的道德要求：智（夫）、信（妇）、圣（父）、仁（子）、义（君）、忠（臣）。它又将“六位”归结为３种关系，即“夫妇、父子、君臣”，“六德”因此也具有了３种相应的关系，即“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因此在“六位”中，固然有对夫、父、君束缚的一面，但还是以妇、子、臣的服从为前提的。后世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之说，简文的“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说，就是其源头；后世所谓的“五常”说，各家的理解虽有小异，但从简文“六德”化出的痕迹却很大。所以，后世成为“名教纲常”的“三纲五常”说，在简文里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谓大矣。［１１］
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知，“儒者三纲”与孔子、孟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联系，若以“纲常说”不出自孔孟，来质疑当年《新青年》的反孔非儒活动，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三
从反传统的具体历史情状上看，虽然《新青年》的同人一并大同于“借思想解决问题”之“传统”，然而在具体实践上又存在着“同而不同”的特征。
在相关立说方面。一是倾向趋同，论域不一。对此，《新青年》记者曾强调指出：“《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个人的言论，不必尽同；个人的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个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１２］就总体情形而言，虽然反孔非儒思想贯穿于《新青年》办刊的始终，但其相关思想内容的差异依序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１５年９月至１９１７年８月，主要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带有反复辟的性质；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主要是以新旧思潮、新旧文化的交锋为中心。具体而言，在前一阶段非常活跃的陈独秀、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或致力于揭露儒者三纲的本质特征，以抨击尊孔复辟的逆流；或致力于揭露孔孟学说与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关系，以抨击传统礼教之暴虐；或致力于“活”的思想，以攻打浸渍陈腐气的“死”文字。后来的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在声援之中，又分别高声呼唤“废除汉字”、“礼教吃人”、“女子解放”、“子孙本位”、“人的文学”。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继清末民初之后一并遭到《新青年》同人的清算，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因此而告终结。
二是论域一同，持论不一。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除旧布新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上。诸如在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有关传统小说的价值定评就不全然一致，而对“不募仿古人”的解读，更有层面不同的领会。对此，《新青年》的记者曾阐说道：“同人作《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个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并无所谓‘自相矛盾’。”［１３］
三是持论一同，态度不一。如此情形在《新青年》的同人中尤为显著。如陈独秀的“不容讨论之余地”、刘半农的“村妪似地泼骂”与胡适的“优容与稳健”及其“学理性批判”；同人的“中途转向”如胡适致力于《努力周刊》、周作人品茶苦雨斋、钱玄同回归“象牙塔”与鲁迅的“荷戟独彷徨”，等等。
在相关道德体认方面。《新青年》同人的价值取向呈明显的双重态势，即对旧伦理、旧道德，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力行猛烈地批判和自新；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背负或容隐着。如陈独秀性格豪放，时常会涉足花柳场中。如此行径，虽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的操行不相容。自谓“少遭纲常之厄”的钱玄同，虽然在参加“新文化”运动时，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但却十分的“子臣弟友”、恪尽“本分”。其父年大若祖，督教极严；失怙后，凡事皆须禀命大兄。他在《新青年》上的文字，比之同人感情冲动，认为是曾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的缘故。“五四”以后，他的议论渐归平实，但凡是见着“遗老遗少”，依旧切齿痛恨破口大骂，还常嚷要治枚“纲常压迫下的牺牲者”的印章。胡适类似的境况，则有着更多的“无奈”。《新青年》的同人因袭着历史的重担，历经着掘心自食的艰难，求索着民族的自新，这之间，又何尝不是“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的传统士人精神的传承。
在相关背景方面。《新青年》同人中的重要代表，其家庭无论是官宦、商贾、乡绅，几乎皆沾“书香”的气息，而且多有幼年丧父丧母的伤痛。总之，这是生活在一定“苦难”中的一群，是随着社会权势重心转移而日趋边缘化的士人的落难子弟；对社会的动荡、文化传统的变迁以及世间的凉热，他们有着更为敏感的体察与敏锐的洞见。重望重压之下，《新青年》的同人大多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的训练，经史子集多有专攻，诗词曲赋志怪传奇多有旁涉。若不是科举的取缔，他们之中科考仕途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实际上，也正因为科举的取缔及“学堂”的兴起，《新青年》的同人才得以在“子曰诗云”之外，知晓“声光化电”、天演进化、东洋法政和西洋小说，直至留学东瀛与欧美。得天独厚的贯通中西的知资，使他们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更多了一份自觉与自信。不同的是，西方“新学新知”的传播、东方弱小民族的呐喊，以及改良与革命的交锋、复古排满的热炽，孕育了陈独秀、鲁迅等同人深刻的“激烈”与“幽愤”；有着深厚民主自由精神传承的２０世纪初之欧美，其议会制度、世界意识、实证主义、意象派诗、基督教义等等，则培植了胡适等同人的“优容”与“稳健”。
有关《新青年》同人的“同而不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如果能对此加以更多的关注，一定会有更为客观和丰富的内容出现于视界之中。诚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１４］或者说，尽管心向“西学”，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强烈关注，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二致，只是内容不同罢了。作为中国第一代“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被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纠缠于一身。如果不谙《新青年》同人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在相关问题的解读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误读与困惑。
参考文献：
［１］［２］韦政通．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６
［３］吴立昌．重评基点和论争焦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６）
［４］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９３
［５］［６］［７］［８］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 新青年（第２卷第３号），１９１６． １１． １
［９］［１０］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９
［１１］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２－６３
［１２］［１３］钱玄同．陈望道致〈新青年〉诸子信跋．新青年（第６卷第１号），１９１９．１．１５
［１４］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１０－２１１ 《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3期 | 
发表于 2007-1-20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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