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一组书，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是1947至1949年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时读的。范著是一个学派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其他3部宣传反帝反封建理念，不是通常说的学术著作。读后深信不疑，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大学本科到念研究生，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可是，1957年从研究班毕业后在中山大学执教，运动接着运动，虚掷了20年最好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拨乱反正，任务艰巨。在许多问题上，我往往需要鼓足勇气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胡适成了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
1948、1949年，广州汉民路(今北京路)的开明书店推销《鲁迅全集》，我向爸爸要了一笔钱，打算买一套。钱到手后，一位朋友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我主动把钱给了他。幸好同班同学家境都较好(学校位于广州有名的“西关大少”聚居地旁边)，大家凑了一笔钱，在班上建立图书角，由我负责买书和管理。于是，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全都进了我们班的书柜；我则一本一本，读完了除一些过于冷僻的学术著作以外的他的大部分书。
进入大学以后就很少看鲁迅了。但《且介亭杂文》序言有句话：“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一直铭记在心，不敢逾越。到了要着手研究历史了，它自然涌上心头，成了我千方百计搜集史料的动力，分析人物的方法，约束学术良知的规范。没有读过研究对象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厘清思想发展的轨迹或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敢乱说话，因为这关乎天理良心。
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的现象那么严重？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从方法上看，是把不同年代的材料混在一起。于是，要褒要贬，材料可以信手拈来，看似有根有据，实则脱离具体年代的史料，成了可以任意涂抹的油彩，歪曲了人物的本来面目。
把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读了一遍，既窥视了他们的思想，又领略了他们的方法。其中让我受益终身的是胡适谆谆教导他的学生的3条意见：
头一条是怀疑。胡适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北大出版社1998)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马克思坦言：“怀疑一切。”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断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1956年，大学中弥漫“向科学进军”的乐观情绪。有一天，复旦经济系的老师们齐集讲堂，漆琪生、伍丹戈、余开祥、江泽宏、苏绍智、蒋学模等老师全来了，向我们传授治学方法。有位导师转述于光远先生的生动比喻：“为什么疑问号是一个钩子？只有怀疑才能钩到学问！”对盲信成风的中国而言，这些是觉世的警钟。要是我在学术园地中有点滴成就的话，首要原因是坚信怀疑是学问的起点。
二是凭证据说话。胡适有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三是敢于承认自己无知，孜孜不倦弥补缺陷。胡适总是劝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买几本好字典，就是弥补无知的好方法之一。汉字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识；我自己更是识字不多。因此，不懂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再提醒我的学生应该遵守的治学规则。近年我喜欢给年轻朋友建议：电脑装上《金山词霸》；买《汉语大辞典》(普及版)和《现代汉语词典》。
这几年，有所谓胡适还是鲁迅之争。其实，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憎恨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分析、不盲信的态度，如此等等。鲁迅心目中的新社会是朦胧的；胡适却为宪政和人权保障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呐喊了一辈子。鲁迅只活了55岁，胡适年过七旬，加上所受学术训练差异太大，两人的学术成就有较大差距，自在情理之中。在文学创作上，胡适大部分诗词很粗糙，迅翁的小说却是传世珍品。我多次读《胡适文存》和他的《人权论集》，深受教益。不是说要继承传统吗？鲁迅和胡适的思想、文化、学术遗产就是20世纪中国值得珍视的传统。
当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我与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邂逅。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说来是一次震撼性的精神之旅。出于职业习惯，我一再思考两个问题：
1944、1945年，正值苏联红军声威大振，计划经济似乎成了挽救世界各国经济的不二法门，为什么这两位先驱却能力排众议，写出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而中国各派思想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在歌颂计划经济？
波普尔从一个独特角度清理希腊以降的文化。中国人喜欢谈文化，却至今不见有人以批判态度从源头上系统地清理自己的传统，并冷静地比较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战胜中国人头脑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类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许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引颈以待，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袁伟时，1931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
发表于 2007-1-21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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