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个热闹

《宋诗选注》重印时的一点“小修改”

闵良臣

在说这件事情之前，有必要先啰嗦一下背景，而因此，说不定会造成这是一则“头大”的文章，先祈读者原谅。

1949年，中国大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下来，我不反对说主要是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人心的专制、腐败。但这毕竟只是主要原因，或说最多可以占到七成。还有三成，大约就要复杂得多。像陈寅恪、储安平、沈从文、江泽涵、钱钟书等，我们就不能说他们也是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留下来的。我们读已故数学大师江泽涵先生《回忆胡适的几件事》（1），就能说明这一点。

江泽涵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嫡亲堂弟，也就是说他和江东秀应该是一个爷爷留下的后代。解放后，江泽涵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们从江先生的文章中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些教授出国进修，其中就有江泽涵。他去的是瑞士苏黎世的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继续研究拓朴学。江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是1947年10月到1949年5月初。这也是国内解放战争打得最厉害的一段时间。不过到了1949年5月初，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大片失地，而国民党大势已去，且毫无东山再起的希望。对此，江先生是这么看的：“那时我把政治与业务看作是绝不相干的。但相信将来不论是国民党或中共胜利，都需要拓朴学。故除了注意国内战争发展之外，只专心研究业务。”就是后来收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给他发的只有“到台湾去”这么几个字的电报，也还是没有动摇他学成回到大陆的决心。因为，在此之前，江泽涵“考虑的结果，认为中共必将统一中国，将来是美好的”，故“决心返北京，回到北京大学”。其中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江先生接到胡适要他去台湾的电报后，回复的电文是“将访问台湾”。江先生在文章中说，这个电文的“意思是说不留在台北，只去看望冬秀和师友”。江先生到了台湾后，不少师友都赞成江泽涵返回北京，回到北大，只有傅斯年反对，并有一次“笑着对冬秀说：‘胡太太，我们把泽涵扣留在这里，好不好？’冬秀是不注意政治的，立即驳斥说：‘泽涵的工作在北大，他的老婆和儿子都在北京，他怎能不回去？’”因傅斯年深知江冬秀的脾气，只好改口说：“我是说笑话，我是说笑话。”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当年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就是那些反对中共且已经到了台湾的知识分子，对别的知识分子因研究业务而留在大陆也持理解态度。此外，像1947年出掌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首任中国院长，在1948年又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宗恩先生，在中共进入北平后，胡适和傅斯年动员他去台湾，他也拒绝了。理由无他，就是“因为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2）

所以说，类似的例子估计不少，而下面要说的钱钟书先生也要算一例。

现在我们从一些研究资料，尤其是从谢泳先生的一些研究著作中，都可得出钱先生也是一个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该是钱钟书这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而况据说钱先生的家风即是“为国、为民、为学问”。但一个人只要生在社会，只要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绝，那么，虽不能像毛泽东说的“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说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应该错不到哪里去。

既然如此，钱先生也不能例外。并且钱钟书有一件事，我以为值得一说。

谢泳先生在2005年第一期《随笔》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主要是依据一些资料，几乎是纯客观地表述当时几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些“内心世界”，其中就有钱钟书。而在谈到钱钟书时，所引的资料中讲钱钟书当时曾说出一句骇人的话：“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我为什么说钱钟书的这句话骇人，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如果有谁在文革中说出这样的话被人听到然后又被举报，估计就会因为这是“诬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犯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死罪。而一生不喜欢“惹事”的钱先生经过“文革”后也不会还说出这种会遭来杀身之祸的话来。不过，有钱先生那句话，即可证：一是解放初期，大家、特别是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尚未把毛当作“神”，于是才敢于说出那样在后来几乎等于要掉脑袋的话；二来也说明，当时共产党、政府以及全社会也没神化毛，因此，这样大不敬的话，就是别人听到了，举报了，也不仅不会是死罪，甚至如谢泳先生在文章中所说：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不过是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有可能连他们本人都并不一定知道。当然，我不敢想，钱钟书的这句话，是否毛泽东也听说过，而若是听说，还会不会让他继续待在毛选英译委员会里搞英译。以毛泽东的脾气和处世，应该不会。比较合理的推测，只能说钱先生1952年说的这句话，直到几年后才反映到“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即便如此，也不等于毛泽东就一定知道钱钟书曾说过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我现在当然不是要对这句话进行“追究”（一笑），而是自看到这句骇人的话后，只是有些搞不明白，钱先生为何竟如此看不起毛泽东文章。不怕别人笑话，像我这种人，虽不能说是读毛著长大的，但毛泽东不少文章真是深入骨髓。时至今日，我不愿意说违心话，说毛泽东的文章不好。且不说胡适也认为毛泽东的白话文是共产党里写得最好的，我打内心也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文章还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那么，钱钟书是不是就一直认为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差，或说毛泽东的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很差而特别厌恶呢？有证据表明，不能这样说。尽管概括地讲，我也认为钱先生的一生是超脱的，甚至像谢泳先生所言：“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3）然而，我们也还是不难看到钱先生在“历史的波动中”、在对待“毛选”的态度以及毛泽东的其他文字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笔者手中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出版的钱先生《宋诗选注》，看得出，这个版本完全是按照1958年9月北京第一版时的样子排版印刷的。书的正文前有一《序》，是钱先生作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在这篇序文署了日期之后，钱先生又加了“重印附记：乘这次重印的机会，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订了一些注解。”这句“附记”后面署的时间为“一九七八年四月”。钱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篇作于1957年6月的序文在重印时改动不大。

我们知道，应该说，凡钱先生的著作都是很严谨的，特别是作为学术文章，更是不可能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来看看钱先生在这篇序文中有哪些文字是和他先前认为“毛选”是“肮脏的东西”“不一致”。

钱先生是学问大师，这篇序文却并非一味地堆砌前人诗文典故，而是让读者看到钱先生很多精彩议论。钱钟书这篇序文分三块或叫三大段。由于我手头没有1958年的版本对照，钱先生在这本“选注”重印时到底对哪“几处文字上”作了“小修改”，不得而知。

但有一处，无须对照，即能看出。

我们知道，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紧接着这封信又刊登在1978年一月号的《诗刊》上。毛泽东这封信写于文革前的1965年7月21日，发表时，陈毅元帅已经作古五年多，而毛也已去世一年有余。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的有些话，在后来一些人谈诗的文章中无数次地被引用，而钱钟书先生也未能“免俗”。我们还是来看文本。钱钟书在序文之“一”中有一段话先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壎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紧接着便引用了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这封信：“毛泽东同志《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闵按：钱先生文章中用的是引号，依现在要求，改为书名号）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除此之外，钱先生在序文之“二”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闵按：改书名号的原因同上）早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钱先生不仅引了这样一大段话，而且大约也是因要为他的文章服务，像上面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信一样，还做了很得体的取舍。引文中打省略号的地方，就表明是钱先生舍弃了一些文字。

尤其是在引了这几百字后，钱先生紧接着还请来宋诗为毛泽东的这段话作注脚，证明毛泽东说的不错，甚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原文是这么说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5月，且此文影响颇著，也就是说，在1952年钱钟书先生说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时，应该早就知道有这篇文章。不知是那时之前钱先生没有读过此文，还是后来思想认识起了变化。若是再据此推测，我们很难说，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除了钱先生引用的那段几百字的文字，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让钱先生高看的文章，或者哪怕是段落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只能说，钱先生1952年讲那句话时，大约还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

更有趣的是，钱先生这本《宋诗选注》当年出版后在大陆好像立即就挨了批，弄得海峡对岸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从胡适《复程靖宇》的书信中可以得到验证。胡适在信中说：“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紧接着又说，“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得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得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又想当然地认为钱钟书“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的高明而有胆’也。”（4）

好了，再说下去，就全是题外话了。打住。

2005年12月31日

注释：

（1）见欧阳哲生选编的《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2）参见丁东、谢泳等对话录《思想操练》第190页，广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14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4）见44卷本《胡适全集》第26卷第262页。

附记：短文作成五个月，在2006年6月1日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上又读到北京学者、杂文家舒展先生发表的文章《〈管锥编〉的诞生背景》。其中在谈到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时，有这样一句话：“海峡对岸的胡适，据传称赞此书的注释评点确实不错（后来由《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证实）。”笔者手头没有《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屋中虽有《胡适全集》，但由于并未通读，也不知这全集中是否有这“谈话录”。故姑存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