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俞秀松）的下落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
王　岚

一个多世纪前。俞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次坞镇溪埭村一个清末秀才的家里。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个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枪炮声呱呱坠地的婴儿。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也不会想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不长的生命中会蒙受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冤案；更令人敬佩和感动的是，为了给俞秀松平反。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他的妻子安志洁女士和她现在的丈夫、俞秀松的弟弟俞寿臧长年奔波、呼吁，历经磨难却不放弃。
　　王岚(以下简称王)：安老，您的执著见证了世上真正的爱情。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俞秀松时的情景吗?那时候你们可是风华正茂啊!
　　安志洁(以下简称安)：当年我才21岁(说时我见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羞涩的笑意)，好听点说正值豆蔻年华，还在迪化女子中学念书。俞秀松(当时化名王寿成)与张逸凡(化名万献迁)等25人是1935年6月，被联共(布)派到新疆，做新疆督办盛世才也就是我哥哥的统战工作。俞秀松来到新疆后，被任命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南京政府鞭长莫及，与之疏远。盛世才为了巩固新疆政权，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遂举起亲苏、反帝的旗帜。苏联当局也正有此意。俞秀松担任秘书长后，着手改组“反帝总会”，帮助盛世才充实“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内容，还举办反帝培训班，训练干部，兴办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公开宣传马列主义……短短两年多时间，俞秀松使新疆社会获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我也是个热血青年，向往进步，有着火热的理想，经常去督办公署听共产国际的报告，对这位英气逼人而又斯文潇洒的反帝总会秘书长暗生爱意。姑娘的心总是敏感的，不久我发现，其实，俞秀松也在黑压压的人群里发现了我，他站在台上，我坐在底下，我们的眼光经常会碰撞在一起。
　　王：那您是怎么到新疆的呢?
　　安：这可得从九一八日本人侵占中国东三省说起了。我家祖籍是山东，在太爷爷这一辈逃荒到了辽宁省开原县，也就是现在的开原市。父母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7人，盛世才是我大哥，我最小。大哥在亲友的资助下，去沈阳读完了中学，后来由郭松龄将军送他到日本留学。1934年，日本军警几次到我老家盛家屯去搜查，说盛世才在新疆联俄抗日。我们在奉天，就是沈阳也经常受到查问，处境很危险。全家包括我父母、三哥、三嫂、二嫂、姐姐和我及侄辈们，不得不于那年10月间离开东北到北平。在北平时我们生活很困难，因为我们根本来不及带上财产，也没有什么财产好带。我记得后来张学良给了我们500大洋，说是到新疆去的路费。就这样，我们一大家子就去新疆投靠我大哥盛世才了。
　　王：俞秀松在新疆时间不长，却作出了很大成绩，是个政界要人，大忙人，而您是督办的妹妹，可以说是大家闺秀，家教甚严，你们有机会接近吗?
　　安：我哥哥盛世才因为钦佩俞秀松的学识，就请俞秀松担任他女儿和我的家庭教师，教我们语文、算术等。平时，俞秀松工作很忙，兼任家庭教师后，我们两人见面闲聊的机会便多了起来。俞秀松是南方人，说话带有很重的乡音，一开始我听起来很费力，为此我们两人常常用手比比划划。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盛世同，你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水平，我看共产主义必然要在全世界实现，盛世大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怕我听不懂，一边说一边还在纸上写下“盛世大同”四个字。“那，您的名字呢?”我当时很难为情，便故意戏笑他：“嗨，王寿成，什么寿呀，福呀，禄呀，这恐怕和你的新思想有些不相称吧!”这样一来一去，我们彼此熟悉起来了，心更近了。
　　一次，我打开课本，无意中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照片，凝眸一看，原来正是老师俞秀松。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心扑、扑、扑地乱跳起来，翻过照片一看，更是羞涩难当，只见上面是老师漂亮洒脱的钢笔字：“这是1931年9月在苏联留学时，在宿舍里我自己拍摄的我，送给我唯一心爱的同妹，愿在愁苦中和你一道过活。你的松……”(后来我对比照片背面俞秀松的文字，发现安老是一字不差地说完这些话的，可见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已经深深烙进她的灵魂)面对爱神，我心慌意乱。我是个保守的姑娘，尽管知道爱神已经降临到身边，但心中还是有个秘密未能解开。我提起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要问问他，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一直不结婚?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解释。他回答说，为了革命到处奔波，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
　　接触久了才知道，其实，早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俞秀松的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并叫他回家去结婚，但他拒绝了，并和父亲三击掌说，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就不结婚。
　　王：你们两人的心是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中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的。俞秀松送给您的那张签名照片还在吗?
　　安：在(此时俞老捧出几本相册摊在茶几上，我们慢慢地看着，感觉流过的岁月在渐渐凝聚)。
　　王：您妈妈好像起先不同意你俩的恋爱?
　　安：我妈妈是宝贝自己的女儿。我们是北方人，她老人家一怕我们语言不通，交流起来有困难，二则怕我以后跟他回南方老家，失去家人的照顾，生活上不适应。但我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这些不会阻碍我们的。后来，看到俞秀松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我妈妈也接受了现实。
　　王：听说你们的婚礼是斯大林批准的，而且对你们的婚事催得很紧，还送了许多礼物?
　　安：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找到我哥哥盛世才，话里有话地说：“听说督办有个未出阁的妹妹，我看王秘书长(即俞秀松)人很好，也久未完婚，如果……”盛世才一听，马上说：“我妹妹年岁还小，正在读书，她还想去留学。”阿总领事意味深长地说：“你考虑考虑再说。”过了一段时间，阿总领事又找盛世才说：“王寿成能与你小妹结婚，我们苏新关系就更加亲善了。”盛世才反复掂量并多次与父母商议，最后同意了这桩婚事。斯大林对这桩婚事也催得很紧，不仅很快批准了我们的婚姻，还指示领事馆，要把婚礼活动拍成纪录片。1936年7月28日，在迪化西公园礼堂，名流会聚，贤达必至，场面好大，基本上在新疆的名人、要人都出席了。新郎俞秀松穿一身黑色毛料西装，我则身披洁白婚纱，手捧大束鲜花，在悠扬的乐声和人们的祝福声中，踏上了红地毯(安老的眼神飘向远方，挺直了身子比划着身穿婚纱的模样，那个窈窕新娘仿佛就在我眼前)。
　　王：这是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很短暂，您根本没想到不久就是你们永久的分离，是吗?
　　安：是的(安老停顿了好长时间，尽管依然脸容平静，但我分明能感觉到老人此时内心的狂澜)。幸福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公报私仇，又对盛世才谎称俞秀松等人是托派分子、是坏人，同时向斯大林、苏联内务部诬告俞秀松是托派分子、日本间谍。盛世才在苏联当局指令要逮捕俞秀松时，曾去找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邓发，说明他与妹夫的关系很好，是否可以不抓。但邓发武断地说：“管他谁的妹夫，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于是俞秀松被捕入狱代押，造成长达半个世纪的冤案。1938年5月下旬的一天，俞秀松被苏联强迫押回莫斯科。
　　王：您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安：永生难忘。俞秀松凭着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他知道这一去将意味着什么，在去机场的路上，他抱着我深情地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能再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我当时还很不明白他话中的深刻含义，只是不忍和心爱的人分开，一路上我不停地在哭。生离真是人生一大伤心事，就在俞秀松跨上飞机的一瞬间，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机场一别，我再也没有见到我心爱的松哥。我还年轻，不太明白这里面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只把满腔怨愤发泄到大哥盛世才头上。我找他要人，可这是秘密的国际大事，他哪敢透露真相，他哪里做得到呢?兄妹之情至此了断，我就此改母姓为安，取名志洁，意为志向高洁。
　　王：俞秀松是怎样到苏联的?他在苏联和王明的冲突是否为他的前途乃至生命埋下了危险的地雷?
　　安：孙中山逝世后，联共(布)敬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帮助中国培养革命青年，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中山大学，时值国共合作时期，所以选拔对象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1925年10月28日清晨，俞秀松带领中国共产党选派的102名学生，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邮轮。俞秀松被任命为临时委员会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
　　中山大学按照学生的文化水平、外文程度和政治身份，把来自中国各党派和来自法国与西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编为11个班，俞秀松和邓小平、沈泽民、左权、屈武等分在七班，当时被称为“理论班”，学习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四门课。
　　由于中山大学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尤其俄文水平相差悬殊，于是中大从学生中选拔了俞秀松、刘少文、王明等十多位曾学过俄文的学生，组成一个速成班。这个班的学生，除王明是入团不久的共青团员，其他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俞秀松到中大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但也有人把中大当做投机的摇篮，此人就是王明。王明一表人才，自幼诗书出类拔萃，一心想出人头地。他学习很特别，只对列宁主义这门课感兴趣，为引起老师的注意，常常在课堂讨论时抢先发言，夸夸其谈，而对其他课程却不愿多花精力钻研。他这种反常的学习态度，引起了同学们的疑惑和注意，俞秀松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指出过，让他扎扎实实地学习，不要有投机取巧的思想。不久，同学们发现王明原来是想讨好教列宁主义的中大校长、任课老师米夫。而米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对善于察言观色的王明也另眼相看，渐渐地，他们各有所求，勾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宗派集团。
　　王明自从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座靠山，出人头地的欲望更加迫切，不久在米夫的关照下当上了中山大学公社主席，并且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转为联共党员。其实，王明心里很清楚，他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是无名小卒，根本起不了作用，于是他视俞秀松等老资格共产党员为自己前程发展的绊脚石，费尽心机欲以扫除。俞秀松是早期中共党内具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党员，秉性耿直、作风正派，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观点鲜明，对玩弄手段、耍阴谋企图往上爬的王明很看不惯，常常因不同意王明的观点而与之发生激烈的争论。1927年11月，俞秀松考上列宁学院，离开了中大，但王明还是将其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障碍，利用捕风捉影的材料，编织了一个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江浙同乡会。
　　1931年，米夫带王明回到上海，不久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当上政治局委员。有了领导权后，王明就在国内推行一条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俞秀松等此时正在列宁学院学习、工作，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与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顽强的斗争，结果被王明集团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扣上“托派”的帽子。
　　王：在失去丈夫的消息后，您和您大哥的感情也破裂了，没有了大哥的庇护，您的日子过得怎样?你们之间有过一些怎样的冲突?在这过程中您遇到过怎样的挫折?
　　安：我恨死了我大哥，虽然他对我百般照顾，在以后的岁月里努力想恢复我们的兄妹关系，但我没有了心爱的丈夫，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秀松的生死，一个人在新疆过着极度痛苦和寂寞的生活。孤灯只影夜难眠，有一阵，我时常去尼姑庵，默默地许愿，并在心中发下暗誓：如果秀松不幸牺牲，自己就出家为尼。
　　王：您真这样做了吗?
　　安：时间是治疗创伤的良药，慢慢地，我从懵懂中逐渐醒来，想起秀松的嘱托，决心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但是秀松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忘不了他，我常常在无人的时候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记得有一次，秀松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列宁和他夫人吗?”我说：“当然知道啦。”他就说：“你看，列宁和他夫人年岁相差很多，列宁长得又矮又不英俊，而他夫人很漂亮，但列宁晚年他夫人帮助他完成了不少革命工作。我也比你大很多，也长得不怎样，你又是那么美……你愿意向列宁夫人学习吗?”我微笑着回答他：“我愿意向列宁夫人学习。”
　　王：俞秀松对您一生的影响很大。
　　安：他让我变得坚强。
　　王：听说蒋介石夫妇还给您做过媒?
　　安：是的。秀松突然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几年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多少个长夜孤灯，我常常怅然若失。1942年秋，我五哥盛世骥去重庆开会，我想或许可以从重庆方面获得一些有关秀松的情况，于是也跟了去。本来我想去找周恩来打听秀松的下落，后来发现被特务盯上了，就没有去成。在重庆，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我们，在客厅休息时，宋美龄还给我削苹果，并送了我一支金色的钢笔，客气地问我：“盛小姐，想不想留在重庆读书?”吃饭时，他们夫妇两人坐在西式长餐桌的两端，我坐在蒋介石的旁边，席间还有三位空军的将军。蒋介石不停地给我夹菜，殷勤有加，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事后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想为我做媒，托张元夫传话过来说，宴会上的几位国民党空军少壮将军，可让我任选一位。但是我哪有这心思，便婉转地托张转告蒋介石夫妇：自己是有夫之妇，俞秀松生死不明，我要等他回来。我还借口母亲生病在床，不能在重庆久留，必须回新疆照顾老人。蒋介石闻之，笑了笑，倒并不强人所难。
　　王：俞秀松失去音讯以后，您和他的家人有过联系吗?
　　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杭州沦陷，秀松在狱中日夜思念父母，曾写了一封信交我付邮，但当时邮递不通，我就把此信保存下来了。抗战胜利之日，我把此信和一张结婚照寄给秀松父亲，并告诉老人家，我到南京再去信告诉地址。1946年5月我到南京，立即给秀松父亲俞韵琴老先生去信，他十分高兴。由于抗战八年，他家已经一贫如洗，秀松父亲虽年已古稀，还是到南京在他学生寿勉成任总经理的中央合作金库谋生，于是我们取得了联系。1948年冬，我的家人都去台湾了。秀松的父亲问我是随父兄去台湾呢，还是留在大陆?我坚定地表示要继续留在大陆打听秀松的下落。于是，我和母亲暂住到浙江秀松老家，等待解放。
　　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一定要为俞秀松平反?
　　安：秀松生死未卜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灰心，相反，时间越长，我更加坚定了要找到他的信心，不管生与死，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为了弄清秀松的生死以及罩在他身上的悬谜疑案，我们为此整整追踪了半个多世纪。
　　王：是什么原因使您和俞秀松弟弟结婚(俞寿臧老人坐在旁边会心地笑了，我发现他们的眼光深情地对望了一下，那是历经风雨后的默契)?
　　安：解放后，我到上海找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并且用具体行动支持我。我们开始写信和中国驻苏大使馆联系，请求苏联查找俞秀松下落。不久，1951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王稼祥大使任内)回信告知：“关于俞秀松之下落，经查询结果，仅知其于一九二三年(有误——笔者注)后去新疆，以后详情不明……”这明白地暗示我，秀松已在异国牺牲，因为他是被苏联军用飞机劫走的，如果还活着，必定会给他父亲去信。这如同晴天霹雳，我痛不欲生。秀松父亲深情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应该有个归宿。你苦苦等了松儿十多年，已对得起他。臧儿还未完婚，我已征得他同意，和他结婚，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思虑良久，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我和寿臧成了家。从此，我为探寻俞秀松的下落多了一名忠实的助手和参谋。
　　王：俞秀松案是一个谜，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一个长期悬而不解的谜，您应该清楚，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是很难知道真相的。
　　安：对，必须依靠组织。所以1988年的时候，我和俞寿臧去北京请李先念主席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时，就上书中组部，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经过，由苏方出面证明，为俞秀松平反昭雪。从1991年起，只要有机会，我就发函带信，向苏联方面要求查明俞秀松的死因和确切时间、地点。1991年10月29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秘书科兹洛夫回信说：“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此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在莫斯科顿河坟地火葬场火葬。1991年7月27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俞秀松的侦察案件转送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检察院审查俞秀松平反问题，审查结果另行通知。”但不久，苏联解体，这件事情又石沉大海。1993年和1995年我先后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民政厅之邀以及参加新疆大学、省一中校庆去了乌鲁木齐。借此良机，我托朋友带信给哈外交部和中国驻哈大使，请予审查为俞秀松平反。中国驻哈大使馆陈棣大使在1995年11月3日回信：“俞秀松烈士的问题确属历史冤案……我馆已照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我本人已致函哈最高检察院院长(我的朋友)，请求他们尽快给予解决……”到1996年3月，短短五个月，陈大使给我五封来信，他转辗向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关恒广、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李凤林查询。经过艰难曲折的查找档案，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和家属的一片诚意终于得到了回报：1996年国庆前夕，我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的来信，随信还附有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领事馆的信和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及译文。译文称：(俞秀松)1937年12月10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现兹证明，王寿成(即那里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反。
　　王：拂去历史征程中的尘埃，被湮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当您得到俞秀松的消息时，您首先做的是什么?想到的又是什么?
　　安：很欣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秀松地下有知，也能瞑目了。这次我们到诸暨，在满目翠绿的俞秀松烈士陵园，我仰望着由胡耀邦总书记题写的“俞秀松烈士陵园”和由李先念主席题写的“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真正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安老语音有点哽咽，我知道，她为自己守望了一辈子的感情终于有了归宿而如释重负)。
　　王：解放后，您作为盛世才的妹妹和“托派”的妻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您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否放弃过等待并查明俞秀松下落?
　　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安老的口气非常坚决，音量也提高了，甚至好像有点责备我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我曾被人诬告，说盛世才藏在我家天花板楼上，被抄了家，把我当成潜伏特务，关了21天，经公安派出所到五省市调查，证明我是好人，所长当面向我道歉，并协助我为秀松办理烈士手续。这让我感到欣慰。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相当困难，经常用户口簿拿了家里的东西去典当，怕去得多了被怀疑，我女儿还向她的同学借户口簿。1980年底由汪道涵聘我为文史馆馆员后，生活才有所好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是真正解放了!秀松生前我答应过他，一定等他，也答应过他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是我对他的诺言(也许，正是有这样的诺言，蒙在俞秀松烈士身上的冤案，才得以洗清)!
　　王：(安老的情绪颇激动，我不知如何劝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于是转向正递毛巾给妻子的俞老)俞老，您看上去就是个很平和厚道的人，您怎样看待您的妻子对前夫的一片深情痴心?
　　俞寿臧(以下简称俞)：我很感动。俞秀松是我哥哥，他能拥有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可惜他们幸福的日子太短了。
　　王：几十年来，你们相濡以沫，在为俞秀松平反的过程中，您觉得您对妻子最大的帮助和安慰是什么?
　　俞：我很爱她，我是她的助手和参谋，我更愿意做她坚强的后盾(在我和安老交谈的过程中，俞老不是为我们添水，就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翻看那些有着太多记忆的老照片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
　　王：您们有几个子女?
　　俞：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好，时常来看我们。大儿子俞敏过继给了我哥哥，算是俞秀松的继子。
　　(摘自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