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郭艳，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大跃进中，党取得在政治体系的绝对地位，中共政治由此在大跃进中发生三大变化。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
　　「关键词」大跃进/政治变迁

　　1958～1960年间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共政治和中国当代政治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因为它体现了所谓具有不断革命倾向的毛泽东主义获得了对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的强有力控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起源。如欲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策演变过程作出准确而精当的描述与阐释，则必须对大跃进这一政治历史的分水岭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前，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重建秩序和巩固政治统治；他们依靠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等级官僚体系，积极而审慎的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此后，党取得了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过分乐观的预期导致了中共一系列非理性的决策，革命战争年代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机制作为已得到历史检验的正确工具被引入现代化进程，革命与建设似乎在大跃进中得到了统一。然而，这一当代“普罗米修斯式的尝试”在现实的饥谨、混乱、经济衰退和加剧的社会冲突等事与愿违的后果面前一败涂地。然而，随之而来的调整和恢复政策并没有使中国回复到1957年前的状态。这场乌托邦式的噩梦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了许多思想的、体制的、机构的冲击，为中共高层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埋下了萧墙之祸患。
　　如果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则大跃进可视为苏联模式向文革模式的过渡与转换，当然这是从事后的客观后果作出的评介；事实上，在大跃进之时，文革并未进入毛泽东及其他激进领导人的目标系统。但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尤其是党在大跃进期间的态度和行为表明，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已渐露端倪。大跃进标志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中共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成型。党在此期间的活动特征，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面对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的创新性；既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性，又有对苏联党的借鉴与回应。笔者试图分析中共政治在大跃进中的变迁以及此后党的体制和政策演变背后的某些深层原因。
　　一、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最终成型
　　在革命年代，由于战时需要，党必须对军队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以保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经过长时间的战时环境及革命胜利，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而成为一种传统。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中，党尤其是首脑机构居于权力安排的核心地位。为了实现党对建设的领导权，它必须保持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这其实不过是“党指挥枪”原则在建设时期的版本。政府系统，从国务院各部委一直到基层的行政单位与企业组织都仅仅是相应级别党组织的附属物和执行机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作为准政府组织仅仅是党的边缘力量和后备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更谈不上对国家大事和政策取向施加实质性影响。总之，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Leninist Party state）（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是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描述中国政治框架特征的一个概念，意指党在国家政权构架中居于核心的不容质疑的权力与权威地位，政府、军队或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不允许对党的领导发起挑战。参见邹谠“政治变迁与改革”，载于《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行为主体只能是党。
　　但在建国后，中国并非没有机会创建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现代制度化与程序化政权体系。1953～1957年模仿苏联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客观上导致了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展，特别是那些负责现代化工业经济规划和管理的中央部委，由于对信息、技术的支配权及对资源调拨和分配的垄断权，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管理的官僚技术化取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党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尽管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政府仍要听从于党，但专业化、知识化以及体现了技术分工的行政官僚结构所制定的具有复杂技术含量的政策方案，党的决策者很难通过常规程序和提出更理性化的理由予以否决。因为党内权力主要积聚于长期农民战争中非技术化取向的政工干部身上，他们对现代管理方式的知识，尤其是对现代工业经济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显然无法与政府部门内的技术专家们相抗衡。如果情势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则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可以奠定用现代技术手段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基础，并最终会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现代国家制度，在其中，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会沿着协调均衡的路径向着现代演进。
　　但这种状况引起了已经习惯于革命时代行为方式的党的最高层的忧虑与警觉。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抱怨政治局无权参与一五计划的设计，批评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搞消息封锁和强迫签字，提出要把权力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这导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表示以后在经济工作上要及时的系统的向中央请示报告。[1]（P650～651）从这个角度讲，大跃进标志着由重视技术专家向放手发动群众的转变，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更多权力的将是党内那些善于做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机构，政府部门的权威被削弱了，而且由于提倡地方经济自给自足与企业管理权限的下放，相当的中央部委面临形同虚设和撤并处理的命运。总之，“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内，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邓小平负责）领导的各类机构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国务院及其总理的职权将相应削弱。”[2]（P325）技术官僚从政权体系中退出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即党对知识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和蔑视，对知识分子进行压制和改造，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深刻革命的可能性在此已渐露端倪。
　　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形成，使我们将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政治上。中共政治模式在大跃进中全面成型，此后的发展，如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模式的极端化，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则是对此模式的修补和纠正。（注：前者是本文分析的重心；后者参见邹谠“政治变迁与改革”，作者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是发生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大框架之内，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家们（reborn revolutionaries）”认为，自己在革命年代、抗日战争和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长期以来运转有效，并且成就不匪，直到它被扰乱，某些基本原则被歪曲。他们认为，制度重建、工作重心转移、重新解析毛泽东思想、采纳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等，部分是为了努力恢复党的真正传统，部分是为了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因此，我们将着重考察中共在大跃进中的观念及行为，以此来描述中国政治在大跃进中的变迁，这一变迁过程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最终形成过程。
　　二、政治动员成为实现预期目的的重要行为方式
　　政治动员是获取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中共能在艰苦的年代里夺取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娴熟而成功的动员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革命斗争的这一成功经验在建国后得以延续甚至体制化。由于新制度的中央集权倾向，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主决策的内容，而在绝大程度上意指群众动员与群众运动。因此，政治动员对中共来说，就是党和政治领袖发动和聚集群众为解决特定问题和应对劣势战斗的过程。
　　利伯索尔指出，中共历史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当革命遇到难以应付的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时，军事和政治政策的中心环节便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来赢得胜利。”[2]（P326）在处境艰难的根据地时代，政治和军事的群众动员对劣势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群众动员能力之强，其操作技术之有效性是少有其他组织能够与之比拟的。群众动员的巨大成功使党对这一政治和军事行为方式情有独钟，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一直得到当党的宣传机构的反复颂扬，并且是党进行政治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内容。
　　由于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排除了专家和技术官僚治国的可能，起实际领导作用的广大政工干部不可能以自己并不了解的方式来管理现代经济，他们的方法只能是自己熟悉并为历史经验检验而相信是正确和有效的群众动员方式。自大跃进始，群众动员迅速扩张，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也渗入在经济领域，并打开了利用群众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文化意识问题的潘朵拉之盒。在大跃进向自然宣战时，毛及其他高级领导人试图用长征和延安精神去攻克横在面前的困难。薄一波回忆道：“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主席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大跃进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从城市到农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这不是用当年指挥人民战争、指挥土改运动的传统方法吗？”[1]（P721）
　　虽然动员劳动力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如果仅有意识形态鼓舞而无物质刺激，单纯依靠行政强迫而不配合市场机制、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基本的休养生息，这样的动员——和平建设时期的动员而非战争危局的动员——势必难以持久有效。过度的政治动员最终走向有悖于初衷的反面。除在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灾难之外，强迫命令、极端轻视个人权利、持续的身心劳累等动员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使党的权威和形象受到极大损害，饥饿和愤怒的群众开始转而反对那些不折不扣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基层干部。在中央开始对大跃进政策进行调整和收缩后，为了控制局势和挽回民心，许多支持第二次跃进的基层干部因为“左”倾错误和过激行为被惩罚，成为为大跃进政策而受罚的牺牲品。而如何在基层重建党的权威和组织能力，则在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加大了党内的政策分歧，后文还会继续谈到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群众动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后者是建立在市场选择基础上的理性自愿行为，而且高度制度化和程序化。群众动员不可能导向真正的民主，而只能产生暴民政治。如果说战争年代群众动员是党得心应手的工具，则它在和平建设年代的积极作用就日趋衰微了，因为官僚体制和群众动员是很难共存的，具有民粹主义冲动的毛泽东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便造成了文革时期领袖专断与无政府状态的奇特并存。
　　三、经济逐渐让位于意识形态
　　大跃进对中共而言首先是一场经济运动，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发动闲散劳动力代替资本，最大限度的促进农业和工业产量的高增长。当然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后来也被包容进去了，如文化上、道德上的跃进。但总体而言，大跃进与旨在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同，它主要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要战胜自然，迅速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世界。因而中共在大跃进中的政治行为，主要指向经济建设。这种高增长的企图来自中共政治精英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乐观而自信的估计。他们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正如汤森所说，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中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答案并将很快得到解决。[3]（P109）的历史决议认为大跃进的失误在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目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4]（P805）强烈的乐观和自信在调整中并未得到削弱，经过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后，党的领导人将这种情绪转移到其他领域，如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完全相信中共和蕴藏着巨大革命热情的中国人民能够而且愿意彻底改造一个旧世界，也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大跃进中，中共严重的经济失误在于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在中共领导层1958年对粮棉产量作了盲目乐观的估计后，上上下下都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农业问题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并且“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5]（P498）“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1]（P690）这样农业跃进的虚幻成果刺激了工业跃进。但薄弱的农业基础使得这样的跃进注定是要失败的。加上大跃进的一系列政策并不是一个预先周密策划好的、能够保证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发展战略，而是由政治理想与政治情绪决定的结果。此外，不切实际的赶超愿望、层层加码的高指标、技术不足等等，大跃进“追求的空想主义和不恰当的乐观主义”[3]（P111）最终把它导向了失败。
　　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五七年前的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官僚体系，此外，城乡差距的扩大、物质刺激、薪金制、专业分工、理性化并正在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大型专业组织及正规高等教育等等，开始成为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主要社会形式。这些与中共的信仰不太吻合甚至不相容的事物使中共陷入了困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工业化的手段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革命后热月党人的复辟似乎在所难免，[6]（P110～221）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觉察到这些变化并且忧心忡忡，既不想中断工业化进程，又不能容忍官僚化、合理化、程序化、系统化这种东西对革命热情和革命方式的含蓄的否定。大跃进提供了一种契机，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以同样的速度实现政治的、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变革，并以这种变革来促进经济的高增长。正如迈纳斯所言，毛泽东的观点是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因此，全面社会进步的理想在后来也被包容进入大跃进之中，如文化上、道德上的跃进。但是当经济跃进遭受失败之后，毛泽东对征服自然不再那么自信和乐观了，或者是认为只有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能顺利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把建设放在了从属和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建设之外的领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毛化不可阻止的走入了歧途。
　　四、党内分歧及解决冲突方式的变化
　　大跃进导致了党内领导班子的严重分裂。此前尽管也曾存在政策意见的分歧和争论，如1953年毛泽东对薄一波税收政策的批评，[7]（P90～91）1955年毛泽东推翻了其他同事对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安排计划，[7]（P168～191）但总体而言，大家都有意识的竭力维护领导层内部的普遍团结和保持革命运动的热情，并由此取得了击退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进攻的胜利和经济建设上的诸多成就。权力斗争是隐蔽化和小规模的，还不曾借助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工具。一直到大跃进启动，党内高层领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是比较统一的。事实上，“在整个1958年期间，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是真心实意支持大跃进的，那一年在政治局内明显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政府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和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员陈云。”[2]（P330）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并且不含有挑战最高领导人权威的意图。
　　分裂来自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初步显示后1957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斥责“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导致毛发动一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维护大跃进的基本战略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威，这场清洗打破了党内处理高层领导人之间分歧的不成文的“文明规则”（the code of civility），（注：“文明规则”是Goldstein 对以前中共政治斗争结果的描述，他指出斗争失败方面临的不是“被清洗，而是保全面子的自我批评以得到胜利联盟的重新接受（这是中共当局鼓励的方式）”（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Politics，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1949-1978（Stanford：stanfordUniucrsity Press，1991），pp.70and 80））。这个词是Nathan曾经使用的（参见AndrewNathan，A Factionalism Model of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 ，no.53（January/March1973））。）出现了冷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方式，民主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始从属领袖意志。
　　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使得林彪崛起于权力舞台，军队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和毛的得力工具，一方面反右逆转了这年春天开始的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和巩固的趋势和努力，以至掀起了1960年初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跃进”。“第二次跃进”的失败严重影响了毛泽东的权威，以致他不得不亲自主持从大跃进中退却，尽管他从这一灾难中认识到群众运动和唯意志倾向本身不能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但是，政治动员、意识形态灌输、培养革命接班人等仍是奔向共产主义和反修防变的重要手段。相反，在大跃进中得以扩大权力并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却看到，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会给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他们坚持在官僚体制内部进行整党，重建基层政权和党的威望，并用一种理性化的稳健态度来恢复和发展经济。这种政策上（甚至路线上）的分歧，加剧了毛与刘邓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实现乌托邦式的理想，毛泽东树立了江青、康生、林彪等政治力量，以对刘邓实行掣肘制约，（注：关于毛泽东拉入第三者进入博弈以制约对手的能力与操作的论述，参见邹谠“略论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载于《中国革命再阐释》。）他决心向“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发动持续、严酷而彻底的攻击。
　　五、结论：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共政治在大跃进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何关系。这两个问题在前文已经述及，此处只是简要列出其要点。
　　1.大跃进中，党取得对政府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方面意味着以技术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退却，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⑤另一方面使得知识技术与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对文化的革命指日可待。
　　2.由于1，使得中共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的着眼点转向中共政治在大跃进中的变化。本文论及三大变化：
　　（1）由于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组织、思想取向的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突破了军事和政治的界限，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方式，群众动员的泛化使得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
　　（2）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
　　（3）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而庐山会议之后的权力斗争使得一些阴谋家步入权力舞台。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
　　由此，不能说大跃进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必然发生，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如果党能够深刻反思大跃进中的错误，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随之而来的六十年代初的恢复调整痛下决心和努力，能够有效逆转大跃进中的各种不良发展趋势的话，文化大革命的避免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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