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 王奇生 自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仿效苏俄实行委员制以后，国民党党章规定，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此，中央委员便在法理上成为全党的最高权力精英。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的中央委员亦顺理成为政界核心人物。中央委员的尊崇地位，势必成为国民党内各派觊觎的目标。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往往成为党内各派系角逐权力和较量实力的大舞台。由于全代会具有党统象征意义，自开全代会便一度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中央委员的职位成为各派政治分赃与讨价还价的筹码。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无足轻重。抗战开始后，党内反蒋势力相继淡出政治舞台，蒋介石的党魁地位不再受到强势对手的挑战。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央全会逐渐蜕变为替蒋介石个人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橡皮图章。但在战时国民党中央局促西南一隅，政治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名义上崇隆的中委仍成为党内各派竞逐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央委员的权力和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和党魁威权笼罩下进一步贬损和虚化。 本文首先探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蜕变过程，再以六大前后党内各派竞逐中委为个案，试图“再现”国民党派系纷争的一个历史场面。由于派系的存在和活动在国民党法理上是不允许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派系纷争虽然凸显和激烈，却又十分幽微和隐蔽，其幕后之纵横捭阖，局外人往往难窥其堂奥，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记录亦十分有限。既有关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的研究，主要利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文史资料。这些文史资料的作者虽自称所述为亲历、亲见或亲闻，但其忆述时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心境均难免影响其表述之可信性。本文主要依据时人日记、原始情报资料以及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当下观察记录，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期能对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的研究有所深化和细化。
一 1924至1949年间，国民党总共召开过6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别由孙中山和汪精卫主持外，其余各次均掌控在蒋介石之手。由于全代会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自开全代会便一度成了前期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个重要手段。继西山会议之后，诸如改组会议、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粤二大、沪二大、粤四大、沪四大、宁四大等，先后出笼。全代会的重复召开，势必产生出多个中央委员会。当各派达成妥协时，中央委员的职位又成为各派政治分赃的对象与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51人，1926年二大和1929年三大增至80人，1931年四大猛增至178人，1935年五大更增至260人。在中委人数加增的同时，中委的崇隆地位亦逐渐流失。北伐时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曾肩负起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职能。但自30年代中期以后，全代会和中央全会逐渐沦为替蒋介石军事独裁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橡皮图章。国民党党章最初规定全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后修改为两年举行一次。实际上1927～1949年间，国民党总共只召开过4次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1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之间最短间隔2年，最长间隔10年。随着蒋介石个人权威的日益强化，全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其实际地位也愈益虚化。特别是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蒋在党内的地位不再受到强劲对手的挑战，其个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蒋遂视全代会若敝屣。这一情形与苏（联）共斯大林的情形极为相似。 在全代会职能日趋虚化的同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亦逐渐低落。30年代前期，国民党规定全体中央执监委员为中政会的当然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可以列席中政会；同时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可列席中常会。值得注意的是，是时中央委员对列席中政会比较积极，对列席中常会则兴趣不大。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慨叹：“近日政治会议人多而常会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趋势，亦党逐渐没落之象也。”1934年1月11日，王子壮又记曰：“今日常会无甚要案，且出席人数不多，一般委员因注意政治之故，多赴政治会议而常会寥寥，相沿如此，已成习惯，偶有重要问题，始觉出席踊跃也。”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法理上本是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常会则应是实际行使这一权力者。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只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在这一分工下，一般中央委员多愿出席中政会而不愿出席中常会。王子壮认为这是政重党轻和党趋于没落的表征。王子壮日记中，凡记载中常会之处，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今日常会，无甚要案。”如1934年5月3日条下记曰： 今日常会，无甚要案，而于推定委员作下星期一纪念周报告，每多推诿，良以中枢最重要者不宜轻易报告，如汪、蒋等，事亦甚繁，余如孙科、戴（季陶）等近似已不热心党事，偶推其报告，亦谦让未遑，再加以常会中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多数以注意政治之故也。于是纪念周中除叶（楚伧）、居（正）诸先生外，即随时拉夫而已。如今之推苗培成报告安徽党务，即含有此性质也。 王子壮的这段日记生动地反映了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纪念周的情形。党国要人不热心党事，中常会出席者寥寥，中央纪念周流于形式，报告互相推诿，乃至形成“拉夫”局面，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出席委员日见其少”和“无甚要案”更说明中常会的职能和地位日趋虚化。中常会主要讨论什么问题，在此不妨再引一段王子壮的日记： 今晨开常会，以讨论廖仲恺先生迁葬事，费时甚久。其中更有无谓之言论。楚伧先生为主席，即席仿唐诗两句以示余。其词曰：“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谓慨乎言之。余有此感也久矣。今知叶先生亦具同感。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作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者虚应故事，益党内派别林立（事实上独揽大权者，以蒋先生信任立夫之故，乃由立夫主持大部。而内部又分为数派。汪先生之改组派一部虽不直接参与斗争，而亦时有小龃龉。海外党务亦有所谓萧吉珊派与非萧派如谢作民、周启刚等。此外尚有孙哲生、于右任，虽有数人，然大抵属于拥蒋者），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常会中人到甚少，此‘虚前席’之意也。然则每次常会所讨论何事？除开除党籍，介绍入党，党部改选诸照例之事外，即关于死人事，如陈少白、范鸿仙、石青阳、廖仲恺……不曰给治丧费，即决定公葬，即函国府明令褒扬。诸如此类，闻之生厌。盖即足以显示党已无生气，日惟与死人办理善后而已，可叹孰甚！国事危急如此，民生疾苦如彼，而负全国责任之党却如此安闲，实趋末路也。 王子壮上段日记，记于1935年5月。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不过8年，而党务之颓废，几乎趋于末路。笔者检阅中常会的会议记录，亦深感“无甚要案”。原以为堂堂执政党的最高决策会议，所讨论者均为党国大事，孰知检阅之后，大为失望。中常会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些琐碎的例行“党事”，诸如地方党部人事任免，开除党籍以及褒扬和抚恤死难党员等，难怪当时“一般人对党无味矣”。叶楚伧“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句，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国民党中常会之“安闲”、“无味”和缺乏“生气”的情形。王子壮称，由于中常会平日“无甚要案”，每逢全代会召开时，即感“缺乏成绩”可以向大会报告，作为中央党部秘书，自称在起草报告时，只好铺张其词，勉力为之。王为此而感惭愧也。 王子壮在日记中还写道：“（中央）党部方面之负责者，除叶（楚伧）先生外，直然无人，故一切事集中于一身。余如蒋之主席，事实上不能分身来主持党务，至常务委员会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亦均不到党部，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蒋介石将中常会事务畀予“老先生”，而“老先生”们并不认真负责，这一事实颇能说明中常会之无足轻重。否则蒋不会不管，而“老先生”们也不会不认真负责也。中常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王子壮慨叹：“余常想，吾党本已失去领导民众作社会先导之本旨，而中央党部之所以有相当之价值者，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如假全体会议以使各方团集一党是也。此时宜有叶（楚伧）先生策应其间，以蒋先生之意旨而折冲各方，庶有相当之成就。”在王子壮看来，中常会主导下之中央党部，其实际存在价值，不过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调和各方的机构。此亦表明中央党部之地位和职能之转化。 由于党权日降，一些兼任军政职务的中委乃将重心转向军界和政界。当时有人指出，一些中央常委兼任政府职务后，重政轻党，甚至视党部为弁髦，对中央党部的事务，仅每周开会一二次，形同点卯，大部分时间呆在兼职的政府衙门办公，“对党部事务形同隔靴，对于党部同志视同陌路。” 战前中政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中政会的职能和地位也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在1927年以前，中政会是一个只有一二十人的核心权力机构。但到30年代初期，中政会委员人数一度增至近百人，如将列席人员一并计入，则多达200人。尽管如王子壮所言“一般委员因注意政治之故”，出席政治会议较出席中常会踊跃，但“因人数太多之故，便有影响于政治会议地位的尊严，不能使人重视，开会时，大家视为一种例行应酬，可以随便到会，也可以随便不到会。”这次会议是这批委员出席,下次会议又可能是另一批委员出席。“连蒋先生以及许多封疆大吏的委员大都均不出席”。在这种情况下，衍为“重要的委员不一定全出席，而出席者不一定全是重要委员；重要的事情不经由政治会议讨论，而讨论者转多为例行事件”的格局。当时有人指出：“政治会议遂成为追认备案之机关，以言纾谟定命，决策行政，实属相距过远。”甚至有人认为中政会不过是一个“清议与谩骂的机关”。 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声称国民党中央委员大多兼职，是因为薪水太低的缘故。他说，战前一个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常务委员的月薪只有300元，而一个政府部长月薪高达600至800元。薪水高低无疑是竞相兼职的一个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党权的日趋虚化。 当时多数中央委员都兼有军政职务，但也有少数中央委员未兼实职。那些没有兼任实职的中央委员往往徒有虚名，有的甚至沦落为政治边缘人物。如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委的赖琏（字景瑚，1900－1983）在晚年回忆时仍愤愤不平地说： 我当选中委以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除以中委资格参加中央党部纪念周和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并不能过问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决策；连比较重要一些的政治消息，我也只能依靠每天必看的报纸。当时飞黄腾达的中委固多，而像我那样无事可做的中委亦不少……我立刻发现一个人如无特殊的奥援，一切政治上的大门都是对他关闭的。站在政治的边缘，而摸不着政治的头脑，甚至找不着一个和他志趣适合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虐待……（抗战爆发后）我万想不到我一到重庆，又恢复了‘闲散’中委的地位。我住在青年会的宿舍，除每星期一参加中央纪念周外，成天和几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游荡街头，或在小饭馆里谈天说地。有些青年以为我乃有权威的中委，对我大发牢骚，说他们‘救国有心，请缨无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做一点对抗战有益的工作。我如哑子吃黄连，只好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暗自叫一声‘惭愧’…… 依照国民党党章，中央委员理应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精英。然而赖琏所描述的，完全不是一个最高权力精英的形象。这使我们感到在理解国民党党治权力结构的时候，应持谨慎态度。由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人事高度相叠，使人们难以辨明其权势凭藉主要来自何方。一旦将党政军角色剥离开来，便发现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权，实际上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象赖琏那样，虽然位极中委，却因无其他军政实职，结果沦为一个处于政治边缘，摸不着政治头脑的无权无势甚至无业的高等游民。 在国民党五大以前，中央委员可自由出席或列席中政会和中常会。五大以后，由于中委人数大增，中政会和中常会的决议容易泄密，乃改变所有中委为中政会当然委员的做法，改为从中委中选举19－25人为中政会委员；并规定出席中常会者，只限于常务委员及政府各部负责人员，一般中央委员不许列席。这一改变乃断绝了一批“小中委”与闻中央政情的机会。如王子壮在日记（1940年11月25日）中写道： 自常会或国防会决定改于星期一上午举行后，所谓中央委员谈话会已停止数月。一般不能与闻机要之中委，对此渴望甚殷，以位居中枢，而国家要政，竟为丝毫不知，除新闻外，人如询及中央政情，亦为瞠目，似非所以待中央同人之道。汪（精卫）在时，之所以于纪念周后举行中委谈话会，意在报告消息，宣达意见，因若干小中委既不使其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并重要消息亦勒而不与，所以若干人并纪念周亦不感兴味，以专听演讲，无所裨益也。 1943年9月王子壮日记又记曰：“党务组之中央委员因不能参加中央任何会议，极多怨言。”“所谓‘民主’，党内且不能实行，中央委员之在重庆者，尚要求参与常会及国防会而不可得。再进一步，所谓重大议案，并不决之于各种中枢会议，均由蒋先生左右之干部上签呈决定，如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张群等，均系指定可上签呈者，经批定后报告会议而已。于是可知，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日益集权于一人。” 王子壮所记，与赖琏的忆述正相印证。蒋介石的个人权威日益集中，而中央委员会的法理权威则被严重侵蚀。一般中央委员不仅不能参与决策，甚至连对中央政情的“知情权”亦被剥夺。王称：“如经常主持党政之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先生多不出席，重要议案以及用人均已事前经总裁核定，两会不过完成法定之形式，实际上亦未有不照案通过者也。其次，若干中央委员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在抗战期间，实为人力之浪费。” 若干中央委员被投置闲散，显然不仅仅是人力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党的法理权威日趋低落。1944年5月21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委王昆仑提出质询：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本为权力机关，何以经常不负责任？王子壮在日记中叹曰：王昆仑“此一问题颇扼要，然常会诸公无以答，因非彼等不欲负责，重要各事均先经总裁批准，提出常会，因总裁向不出席，只有照案通过，常务委员并无表示意见之机会……负责讨论大计之中枢机构形同虚矣。”中委和中常委的决策权力被党魁的强势威权剥夺殆尽。 与“闲散中委”赖琏相比，刘峙（1892－1971）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位军政实权人物，北伐时期即追随蒋介石，战前曾任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身居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他自国民党三大起即当选为中央委员，自称是“黄埔革命军将领中除蒋、何（应钦）二公外，余为当选中委之第一人”，以后蝉联至第6届，前后做了27年中委，堪称是国民党内一位颇具声威的人物。然而他在晚年回忆时亦自嘲是一个不能参与党国机要的“哑巴中委”。他说：“党中自有蒋公做领袖，固执独裁以来，一切由其专断，发号施令，全体党员惟有供其驱使，中央委员亦不过备位而已。以一才学平庸（蒋公并无大学问，他所有著作都是他人代笔，演讲学理亦不过强词夺理而已），仅有大野心之怪杰，而欲以宰制5万万人口之国家，其不覆餗者绝无是理。余滥竽中委廿七年，参加不少次中委全体会议，不敢说一句话，假使我们（其直接将领）要说话，必为其不满，甚至加以无情之斥责。在此情形之下，谁敢不驯服的做一个哑巴委员呢？！”刘峙将国民党中央全会称作“总裁训话会”，与会中委无论老少，都不敢或不愿发言，会而不议，惟有聆听总裁语音不清的训话。 30年代开始，中委逐渐沦为一个名誉性的职衔。一些没有实职的闲散中委几乎尝不到拥有权力的滋味，而一些身兼军政要职的中委，亦难以通过中全会、中常会等途径参与机要。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王子壮深有感慨地说：“本党今日之中央委员，其位虽隆而实际上名誉崇高而已，绝无任何权能，在政治上实为一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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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7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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