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球 导语：文化如河流，制度如河床。河流若干涸了，河床自然也会消失。 
秋风因为研究孔子或儒学而屡遭嘲弄，赵晓因为研究基督教伦理对市场经济生成的作用而备受开刷，这在万科论坛是一大乐事。 文化与制度，或者进一步与经济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再进一步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谜”有什么关系？本文想说明的是，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人对制度的认同，而人是否认同某种制度，则取决于其文化与观念。 薛兆丰说：“我不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虽然比张五常“中国制度最好”论姿态保留了一些，但大意还是认为中国目前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理由是：“中国制度上有许多明显的不足，但经济表现比许多更锐意改革的国家更出色。”因此他认为既然中国有如此优秀的经济表现，肯定是因为中国制度在某些方面要比西方更好。虽然他一面说，“这是很有趣而还没答案的问题”。同时又尝试着为之给出了答案：“中国确实有其自由与繁荣的一面，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势力，也没有严格实施的最低工资法。”再进一步他终于给出了答案：“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是“资源释放”和“加入世贸，即中国人被允许而且正在为世界打工”。 总之，薛兆丰承认中国的制度“四不象”，认为：“我们既不能说能促使经济发展的就是好制度，也不能说四不象就没有可取和值得研究之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四不象”的制度正是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谜底。 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不是这个“四不象”的制度，这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够得上几十名博士去做系统研究了。显然要在两个经济体之间进行比较、回答一个经济体比另一个经济体增长速度快的原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象薛兆丰这样三言两语恐怕是谈不清的。 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这个“四不象”的制度下，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四不象的制度就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原因。但我们同时不能否定的是，如果不是在这个“四不象”制度下、而是在民主宪政条件下或者退一万步——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晚清王朝制度下，在同样可以为世界打工这样一种古未有之的机遇下，这个经济奇迹就一定不会发生。 “四不象”的中国制度就象屡遭薛兆丰众门徒们批判的一味中药，喝下这味中药，确实有效，但其有效的成份到底在哪呢？ 薛兆丰从这个“四不象”中抽剥出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会势力，也没有严格实施的最低工资法”。 “中国人被允许而且正在为世界打工”等内容，认为这些已经构成了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谜底。 我并不怀疑这些成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我不认为这些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原因。（我并非工会和最低工资法的支持者，也从不反对“为世界打工”，因为经济学告诉了我们交易的好处，也因为当工会可能成为一种权力组织而不是权利组织，也因为最低工资法意味着对自由交易的不当干涉。实际上我和薛派最大的分岐在于社会福利，薛派既反社会福利也反上述一切，而我认为如果要反对最低工资法、限制工会权力、保障劳资双方的自由交易，就不能同时反对社会福利。） 没有西方意义的工会势力和严格实施的最低工资法确实为中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一竞争优势并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我认为当薛兆丰把原因追究到这一层时还远远不够。 关键在于，这种遏制工会和低收入者得不到保障的制度如果搬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否会令他们得以复制所谓“中国奇迹”。理论需要得到重复验证才算科学，薛兆丰能否从四不象中提炼出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让西方向中国学习“四不象”制度而创造新一轮经济奇迹呢？ 显然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把中国的四不象制度搬到美国，美国人不会认同，所以这个制度在美国无法创造经济奇迹。因为人权观念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 原因在于他没有理解一个制度的效率根源在于这个制度中的人对制度的认同。 一个四不象的制度为什么可以获得国人认同——至少是能够忍受并踊跃参与到财富创造活动中来呢？这个制度认同的基础在哪里？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制度是好的？还是因为人们觉得它虽然不好，但可以勉强容忍？是这个制度给大家创造了公平的财富平台，还是因为它有很多漏洞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空间？ 广大的农民工接受了极低的待遇为中国创造了低薪竞争力，如果这就是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解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愿意忍受这样的低薪而努力工作。如果理由是贫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吊诡，农民越贫穷越有利于低薪竞争力的保持。但农民越贫穷经济会越发达吗？如果理由是制度，那就是制度的压力迫使农民工接受低劣待遇，一种可以迫使人们接受低劣待遇的制度会是一种很自由的制度吗？我个人的看法是，过去的制度对国人财富创造的压力实在太大，那个制度只要稍一松绑就足以释放巨大的经济活力。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人们的认同或者忍受，国人之所以可以认同或忍受这个制度，不是因为它是很好的，而是因为它比曾经最坏的那个状态更好一点。 或者恰恰是在解答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这样的课题上秋风可以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得出某种比薛兆丰更深一些的答案——会否儒家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对四不象制度的容忍度奇高，所以即使制度四不象或者自由度远远低于西方，儒家文化因素也可以使人更愿意努力工作。而不是四不象制度真是一种神奇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自由的制度？ 不是主张科学要可重复验证吗？
四不象的中国制度能不能在另一块土地上再一次演绎经济奇迹？但儒教文化却已经确然无误地在几乎所有华人圈中演绎过所谓经济增长了 甚至于，只要稍微细心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即使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奇迹也主要集中在那些儒家文化破坏得不那么彻底的族群中。作为文化本位社会论者，我一直认为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就象河流与河床，河床制约着河流，河流冲击着河床。秋风所推崇的儒家，从未来当如何角度来看，我是不大以为然的，因为我所笃信者“道”。然而从解释所谓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来看，则我支持秋风的文化角度。 制度能否释放效率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忍受它，可悲又可敬的儒家文化，使中国底层民众对恶制的忍受能力出奇地高，最后弄到四不象的制度也可以创造所谓经济奇迹。 为什么说制度的效率取决于制度下成员对制度的认同度或忍耐度？ 我和秋风、彭定鼎、薛兆丰、水星、椰子一起抢银行，责权利一划分，一个制度就产生了，这个制度的效率如何就取决于我们几位对它的认同程度，如果秋风当总舵主坐在家里摇控安排水星身绑炸弹、彭定鼎持菜刀、薛兆丰持阿K四七枪冲在最前面，机灵人椰子负责放哨东张西望，农民章星球负责开农马车当搬运工。假如这个制度规定放哨的椰子和当搬运工的农民却要分大头，冲锋陷阵的彭定鼎薛兆丰和绑炸弹的水星就不干。大伙认同度越低，这个制度就越缺少效率。 中国的计划经济如何失败的呢？道理很简单，处于底层的农民越来不越认同那个制度，勤者能者愈益偷懒怠工，最后小岗村民起而缔结新约，于是新的制度萌芽并获得众多农民认同。于是效率开始迸发，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初的原因。 让水星身绑炸弹，瓜分赃物时却只给他最少的一头，可他上有高堂、下有妻儿，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给他300元他就满心欢喜，饿民水星可能对最初不利于他的抢劫制度忍受度就较高，这样咱们的第一次抢劫就得以胜利完成。但此时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制度就被“证明”如何如何好呢？大概只有秋风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会宣扬这个制度好并鼓吹还按这个制度去抢下一家银行。我们是否可能面对水星提出分他600元的新要求呢？再下一轮呢？再下下一轮呢？很显然，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靠不断增加成员认同度来提高其效率。强制当然也可以产生效率，完全没有强制的制度甚至不可能产生，例如水星不服气，让彭定鼎抽他一顿拿菜刀背在他脖子上抹一抹，他吓的拉一泡尿后老老实实让绑上炸弹。但是人类历史趋势证明，从奴隶制到现代民主宪政，好的制度总是强制认同度在不断降低，而自愿认同程度则不断增加。公民自由约定的制度与精英设计而让大众被动接受的制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强制程度不一样、自愿认同程度不一样。 广大的农民工曾经认同过这个缺少人权与社会福利保障的“四不象”制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低薪竞争力这一发动机，但他们会否永远认同呢？ 民工荒似乎已经在提供答案，人们总是在追求更好的待遇、也总会渴望更加自由的制度。身为学者的秋风或薛兆丰，则应该不息地探索能让人们认同程度更高的制度，而这一追求，最终落脚点便是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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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8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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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8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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