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小小麻雀作为“四害”之一，成为在12年内要彻底被消灭的对象。尽管从事件一开始就有科学家顶住巨大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鸟，不应消灭，但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场针对麻雀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共有两亿多只麻雀被消灭。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在一批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正直科学家力挺下，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麻雀终于从“四害”名单中消除，一场堪称奇观的全民“剿雀大战”才告终结。 不快乐的小麻雀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麻雀并不是无端受难，但全民大灭雀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没料到的恶果 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麻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人为浩劫。在这场被学者称作“人民战争”的灭雀运动中，不乏令人不忍卒读的“旷世奇观”。 尽管事情已过去50余年，很多“过来人”已不愿再去拨弄那根隐痛的弦，但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还原事件过程更大的意义是“以史为鉴”。 小麻雀遭遇灭门灾 事情要从1955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年冬天，毛泽东外出考察，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了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就是‘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 后来，“十七条”经过补充扩大为四十条，并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 56年1月25日，这个文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样，麻雀就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列为“四害”，成了最迟要在12年的时间里被坚决消灭的对象。 其实，麻雀也并不是无端受难的，灭门惨案的发生与这种小动物的食性有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卢汰春介绍说，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城市附近农田啄食谷物。“当时在起草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问题咨询过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答复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业区它肯定是一种害鸟，但在果区、林区则有捕虫的益处。” “然而农民常常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庄稼成熟时，成群的麻雀飞到田里吃谷子，使农作物的产量受到损失，并没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虫。”罗平汉说，“所以，农民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起草者把麻雀视作害鸟，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应当把麻雀一分为二看待的专家说法，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认为，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于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从1 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农业‘十七条’的酝酿过程中，全国各地的灭雀大战已经打响，随着农业‘四十条’的正式公布，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罗平汉说。 全民“剿雀大战”的能量指数却也并非一路走高至峰值，事实上，它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改观，可以讨论了。”罗平汉说。 1956年四五月间，针对苏联在学术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多次表示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专门给科学家作了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受此鼓舞，一度沉闷的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 罗平汉说：“灭雀运动开始后，一些生物学家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消灭麻雀是最高层作出的决策，他们又觉得不宜贸然提出异议。‘双百方针’提出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可以就麻雀问题展开争鸣。”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薛德等反对消灭麻雀的生物学家作了大会发言。他们提出应当用缜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麻雀的益害问题。但由于与会者观点不一，大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会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一位山东读者来信反映了当地麻雀绝迹后的严重后果：白杨树的叶子不见了，上面布满了皮虫，呈现冬枯现象。一位南京读者在信中说，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麻雀对消灭树上的害虫和清除杂草是会有一定好处的，麻雀的鸣声也能为城市带来一些生气，因此，在城市里不必消灭麻雀。 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回忆称，在拥护消灭麻雀的队伍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也有外国专家参与到这场讨论中。1957年5月7日，在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向《文汇报》记者阐发了对麻雀问题的看法。他说，麻雀对于人类的益害，要看麻雀生活在什么地方而定。苏联的情况是，在北部和森林地区，以及城市里，麻雀对人是有益的，苏联人民不予消灭。 “不知是科学家对麻雀的意见起了作用，还是苏联专家的看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反正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略作了修改。 ”罗平汉说。修正案规定：“从1956年起，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算是在部分地区对麻雀网开一面。 大跃进“痛剿麻雀”奇观 在四川作家、历史学者郑光路的童年记忆中，1958年是一个热火朝天而又一片混乱的年份。“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每天都有人在街头巷尾扯开圈子搞宣传。人们的口号不止是‘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还振臂呐喊：‘全民运动除四害，鼠、蝇、蚊、雀消灭完！’” 一场被郑光路称作“中国‘痛剿麻雀’的旷古奇观”就发生在那一年。 八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四无(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之邦”的梦想正式启动。“随着‘大跃进’的开展，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原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各种目标实现的时间被大大缩短。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被人们抛在脑后，包括麻雀在内的消除‘四害’时间表被一再提前。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认为 “从最近时期的情况看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和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要求，不但可以在十二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 在这‘四害’中，麻雀最容易发现，且比老鼠、苍蝇和蚊子要好对付。于是，麻雀就成了人们重点清除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全国各地还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为邀功请赏，人们纷纷把老鹰、乌鸦等鸟类，老虎、豹子等兽类以及黄鼠狼、蛇等许多动物都当成‘害’，必欲除尽杀绝而后快！”郑光路说。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围剿麻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围剿麻雀’中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居然是四川‘首创’的。”郑光路依据史料记载向《新世纪》周刊讲述了当年巴蜀大地 “灭雀大战”的一个真实案例： 1958年3月13日，四川省邛崃县成立“除七害运动委员会”，明确提出把麻雀定为“头号敌人”，利用现有枪支，动员一切力量，全面捕打麻雀，要求每人捕打麻雀30~50只，争取两年后成为无麻雀县！3月12日，邛崃县划出了 1945个“战区”，成立了148个战斗队，合称“消灭麻雀挺进军”。“全军”战斗员总数达到了218007人。 3月14日，全县所有单位统统关门，军民总动员“全部投入战斗”。从清晨七点开始，呐喊声、枪鸣声、锣鼓敲打声此起彼伏，军人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对麻雀穷追猛打，一直折腾到深夜才告收兵。“此次闹剧确实是‘人民战争’，仅城关地区就受伤3人，据2001年《邛崃文史资料》第15集130页至131页记载，县川剧团一职工因鸟枪走火当场‘光荣牺牲’。”郑光路说。 “四川‘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迅速被“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郑光路说，四川就这样在全国开创了一个很不好的样板。 但四川还不是打麻雀打得最火的，郑光路认为，“痛剿麻雀”的旷古奇观出现在1958年4月19日的北京。他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这天早上5点，随着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立刻枪声轰响，鞭炮齐鸣。在天坛“战区”，30多个解放军神枪手埋伏在歼灭区，一天中歼灭麻雀966只。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两小时内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出动居民2000人，大半天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周围，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击麻雀，被打死和累垮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傍晚后，青年突击队又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 这场堪称奇观的灭雀大战，战果辉煌。在1958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的记载：300万人总动员一天歼灭八万三。“这一场人类历史上奇怪的剿鸟‘战争’，若不是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留下记录，后人当视为天方夜谭！” 郑光路说。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经过全民大灭雀，可怜的麻雀已是所剩无几。 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1959年7月10日，庐山会议。“就在这次会议反右倾的紧张气氛中，仍有一些正直的科学家为无辜的小麻雀鸣不平。”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朱洗等人依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中有关‘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条文，对上海市不执行这个规定在城市消灭麻雀提出自己的意见。” 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有限纠“左”工作，知识界沉闷的气氛有所缓和。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当时影响很大。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趁势说，既然曹操可以翻案，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为麻雀平反，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张劲夫的报告，算是公开为麻雀平了反。”罗平汉说。
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可能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走向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剿雀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小麻雀早已被“平反”，其益害也无须再争论，但对于这同一事件，相关专家和学者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认识。 新世纪：“剿雀大战”是一件荒唐事吗？ 郑光路(四川作家、历史学者)：这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不论在中国史上，还是在世界史上，这都是一件非常荒唐和愚昧的事情。通过大量史料研究，我发现打麻雀本身，没有任何合理性和科学性在里面。上到指导思想，下至“大兵团作战” 的具体操作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不只是麻雀被消灭殆尽，还有很多鸟雀，都被当作害鸟消灭了。 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不能说它是荒唐的。只能说当年人们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对麻雀的习性不是太了解，不能完全认识到它是一种益鸟。而决策者也没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只是应农民强烈的呼声，主观上认定麻雀是一种害鸟。 客观地看，那个时候麻雀确实很多，农药有限，麻雀对农民利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农民主张消灭麻雀是可以理解的。按理，科学家对麻雀的看法应该公平一些，可是不知是研究条件的限制，还是其他原因，竟有科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权威最高的《人民日报》(1956-1-8)上公开撰文，大谈麻雀的害处，并介绍了诸多消灭它的方法。我想这对决策者恐怕也是有影响的。 新世纪：麻雀后来被证明是冤屈的，从而获得了“平反”，但对于“四害”中的其他三害，人们却没有提出任何置疑。 郑光路：“除四害”其实在1952年就提出来了。时值朝鲜战争末期，为了应对美国的细菌战，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口号是：除四害，讲卫生。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除四害”运动就是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 “除四害”运动有它的合理性，也有正面意义，苍蝇、老鼠、蚊子到现在仍是该打的。作为发动打麻雀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最初的意愿也未尝不是善良的。但更多的是，打麻雀运动完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附庸或者前奏，在指导思想和执行的模式上采取了极左的模式，所以带来的后果与善良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 罗平汉：“除四害”本身，作为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应该没有错。当年我们也只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四害”。中央高层还是努力想创造比较好的局面的。 大跃进时期，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人民情绪高涨，中央也一心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彻底改变，你不能说人们的出发点不对。那时，“除四害”演变成为一种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可能折射出当时的政治走向，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个科学家受到处分，也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意图，即把麻雀问题作为突破口，要把知识分子网罗起来。 新世纪：后人应当对这件事作何反思？ 郑光路：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要尊重科学，否则，发起者主观意愿是善良的，但不尊重客观规律，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至今日，肆意残害鸟类或动物的做法，在全国各地仍是屡见不鲜的，麻雀、蛇、豹、猴、刺猬、陆龟等野生动物被人类摆上了餐桌，而法律也确实存在漏洞。2000年8月，麻雀已被国家林业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国家保护动物。2001年，四川省、重庆市不少地方闹起虫灾。9月后，两地新闻媒体传来这样的消息：十万火急，紧急招募2万只麻雀、20万只青蛙、5000条蛇，以解古城燃眉之急。因此，研究这件事，并非单纯只为揭开历史疮疤，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后人是一种警示。 罗平汉：评价历史，不能用今天的认识衡量前人。倒是麻雀的命运可以反映出我们整个政策的演变过程，反映科学家和科学界认识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出整个科学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如果当时决策者能够广泛听取专家意见，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结局。从来没有什么廉价的民主，任何民主都是要有成本的，但这个是成本是小成本，可以避免大损失。 卢汰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这场大规模灭雀运动，对于麻雀这一物种，其实并没有致命影响。一个物种，仅使用人为的办法去抓去打，如果它的生存环境没有改变，是不大可能被灭绝的。 动物之所以能灭绝，关键问题不在于直接人为，而在于人破坏了动物的生存环境，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会对动物产生致命威胁；砍伐森林，杂木林变成单一的人造林，限制了动物的种类；开公路、开矿山，不仅把保护得比较好的植被切割开，对动物的生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温室效应，不仅会使自然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而这种种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都终将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要保护动物，首先要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而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 
发表于 2007-2-1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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