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改革已逼近最核心

《中国改革》杂志前主编
1996年起实地调研苏南模式。该模式最主要的批评者。
2003年成为《中国改革》主编，开始关注中国改革全局。

　　我在兰州大学呆了17年。1996年，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张家港市委党校工作。
　　刚到张家港，我这个北方人非常震惊。
　　乡镇企业给我的冲击最大。之前我在兰州看到的都是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见过像样的乡镇企业。到张家港一看，那么多农民自己办企业，而且办得那么好。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书斋中的人突然就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前线。
　　我是学经济的，我在兰州大学教书的时候还讲到“乡镇企业”，但是到了张家港才发现我脑海里的根本就不是本来意义的乡镇企业。
　　另外，张家港当时还没发展起来，作为一个小的基层社会的模型非常完整，而且在以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速度在发展。和兰州这种都市形成反差，给我的影响也很深刻。
　　我当时就意识到，张家港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宝藏。因为它的发展形态非常典型。
　　后来我就去工厂，在生产线上看。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苏南的农民这么富裕。于是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两年，白天和工人聊，和出差的供销员聊，晚上和一些返聘来的老工程师这些人谈。
　　我是市委党校一名普通教员，作为一个老百姓待在那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和官员调查不一样，和北京的教授下去做课题也不一样。你有一种角色感，就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感受到一些问题的压迫。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喘不过气来。
　　实际上，这时候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1997年恰好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对长三角的乡镇企业影响很大，因为当地的外向型经济占了一半，很多产品都是从东南亚转口，或者是直接出口到东南亚的。当时的情况是兵败如山倒，很让人可惜。
　　很多人认为这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怪只怪买方时代到来了。但我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问题出在产权。
　　之前在宣传时，苏南模式被拔得太高。当然苏南模式很好，是自然产生的，很有生命力。但是后来一些人给苏南模式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比如说，认为苏南模式是纯社会主义的模式，以区别于温州模式。这就需要强调苏南模式是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会要求公的部分占98%左右。这样一来，整个苏南的个私经济都受到了压抑。而所谓公有的乡镇企业演变成了干部的企业，因为公的东西谁来管理？干部管理。公有制变成了干部所有制。到最后干脆成了“二国营”。
　　因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那些真正个体私营的企业都还在，而那些由干部们操纵的企业大多垮掉了。
　　1998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后，对个私经济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认为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南的乡镇企业由此开始改制，但是改制也有改制的问题。
　　改制时，有几个企业叫我也帮着他们改。我也有朋友在从事改制的具体工作，所以我知道白条是怎么打的，那些官员的手段是怎么样的。工人和社区居民根本没有参与的可能性。是这些官员在主导改革，玩各种手段，自己定价，自己买卖，最后卖给官员。
　　这对苏南的普通老百姓很不公平。因为刚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时，压抑个私经济，因而这些企业多少年一直是高积累、低分配，老百姓没得到什么积累。十五大之后，要发展个私的经济了，手里真正有积累的，正是改制中得到好处的那些改制新贵，是乡镇干部。
　　苏南的老百姓真是命运乖蹇。其实我现在还是觉得苏南的老百姓所得到的和这个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很不相称。我称之为“干部资本主义”。
　　像我这样的人，就不讨好。在一片繁荣的时候说要改革；人家在改革了，又说改革有问题。
　　但是我是在研究问题，探索问题。作为学者，你有前瞻性，会发现问题，人家就会认为你在挑刺。
　　我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名字叫《苏南模式的终结》。写完这篇文章，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压力。这篇文章发表后，引来很多江苏经济学家对我的围剿，江苏的媒体也批评我。
　　这还不是最大的压力。张家港市的市委书记点名批评了我，学校还扣了我一点奖金。
　　2001年，新上任了一个市委书记要加强管理，因而他上任后说要找我谈话。
　　我说你先别找我谈话，我知道你对我写的文章有不同看法，索性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写出来给你。于是我利用五一节在家写了一个星期。文章中把前几年张家港做的一些事情都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通。
　　新书记看完后，叫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那天他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把我的文章从头到尾批了一顿。他说你对张家港的确是有研究的，但是还有片面性。这样吧，你研究的东西再也不要发表了，做成课题，直接给我，作为市委决策的参考。你要多少钱，给我打个报告。
　　但时间不长，他调到南京当市长了，之后不久我也就离开了张家港。
　　苏南模式其实很有代表意义。苏南的问题现在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所以把苏南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对全国都有意义。
　　有些现象，大家都看得到，但将它系统化之后，会让人很震惊。　　
但是现在在中国研究这些没受重视，因为论文发表会困难。而且最后人家会得出结论，你是研究现象。
　　很多经济学家多年不到第一线，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这还能谈中国经济吗？
　　我现在担心的是苏南转制之后，还有一大笔钱掌握在苏南的一些官员手中，这样仍然可能会造成新的腐败。
　　我呼吁改革，要公平的改革。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有的改革是跟风式的，搞运动式的，和体现政绩联系在一起，不可能不导致腐败。
　　所以改革到这一步，已经越来越逼近最核心的东西。改革要讲配套，要在微观的制度设计层面有所建设，要一环扣一环。改革应该更公开，应该让公众更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