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评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

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评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文汇读书周报》

  蒋介石长期担任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他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蒋介石一生留下五十多年日记,人们在研究他的时候,自然关注其日记。去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部分开放蒋的日记,引起各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一时成为舆论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团结出版社于2007年1月推出了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自然吸引读者眼球。媒体、网络纷纷报道。然而此书实在是一本大胆作伪,以假充真,一拼二凑,无秘可言的出版物,反映出当前学术界、出版界存在的严重的不正之风,不可不加以揭露。

  一、大胆作伪,以假充真

  《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宣称该书辑录蒋介石自1915年至1949年逐年日记1000余则,“揭露了蒋介石日记的真实面目”云云。但是本书实在是一本伪书,许多条目并非来自蒋介石日记。现取张书(简称《揭秘本》)部分条目与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一比较。

  1、1919年5月4日

  《揭秘本》:“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要求取消中日各项秘约,为外交示威运动。”

  《原稿本》:“写仲元信,未发。致觉民、冶诚、瑞霖各函。看曾书。”

  2、1919年6月21日

  《揭秘本》:“以陈总司令外宽内忌,难与共事,邓铿亦不加谅,志愿多违,愤然求去。乃致书以自明心迹,并邀转达。”

  《原稿本》:“上午写仲元信,言决辞退之理也。”

  3、1919年7月9日

  《揭秘本》:“再致邓参谋长书。”

  《原稿本》:“吴采衡又派人来要求交涉,心甚不耐。”

  4、1919年10月25日

  《揭秘本》:“由沪启程,漫游日本。”

  《原稿本》:“汝为兄来会,别后凄怆萧条,暗然消魂,顾前瞻后,不禁悲泪汪汪,乃悟人生茫然,前所谓亲友情义者,皆伪也。”“九时搭车登丹波丸,邵、萧二君来送。徒觉此次驻沪之无聊,生我许多灰心也。”“今日色念未绝,其将何以立身耶!”

  5、1920年5月20日

  《揭秘本》:“患伤寒症,进筱崎医院诊治,总理临问,深为戚然。”

  《原稿本》本:“今日以伤寒症□□,由一品香进入篠崎医院,季陶夫人陪我入院,心甚感激。”

  6、1920年9月30日

  《揭秘本》:“奔赴前敌,加入右翼作战,运筹发令,日夜焦劳,心力交瘁。”

  《原稿本》:“往访展堂先生,谈解决广州以后之事。”“访静公,即登船。在船中与季新、仲恺、云陔谈天。”

  7、1920年10月6日

  《揭秘本》:“向潮安进发,当致炯明、崇智、铿一电。”

  《原稿本》:“接仲元左翼挫折之电。”“今日有不意之客同行。我应酬人每太谦虚,反获罪,心甚不悦。言语适中之难如此,可不戒哉!”

  8、1920年11月13日

  《揭秘本》:“晚,回奉城。总理及胡汉民等,随后函电迭催赴粤,张人杰、戴传贤电,言公不去,汝为亦不行。传贤又至甬面诤,吾俱峻谢。”

  《原稿本》:“往访沧白及中师,乃知汝为亦愤激回沪,是民党作事,究非私权窃炳者可比,心犹乐焉。”“搭江天轮来甬。”

  9、1921年1月4日

  《揭秘本》:“复胡汉民、廖仲恺书,筹虑援桂军事。”

  《原稿本》:“上午,致静江书。”“下午,致展堂、仲恺书稿成。”“今日改悔过谢罪书,心平气和,修养略有进步,静敬澹一之功未全也。”“挽执信联语曰:长城又坏,大道中阻。”

  10、1922年4月3日

  《揭秘本》:“总理以陈炯明背约不与接济,又暗杀邓铿于广州车站(铿协助北伐军饷械,炯明忌之)。二十六日即开紧急会议于大本营,我主张先回粤后北伐,卒决潜师回粤,改道赣南北伐(因炯明仍与湘省赵恒惕勾结)。”

  《原稿本》:“今日精神疲倦,□□(体力)不支矣。何老态一至于此哉!”

  11、1925年1月26日

  《揭秘本》:“总理入协和医院,西医诊断其为肝癌,施手术。”“陈炯明军向虎门侵入,东江战事又起。”

  《原稿本》:“甜酸苦辣已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批阅宣传研究会章程。下午研究地图,阅操。批阅。仲恺兄等来谈。晚,讲演。见习官不热心,军队无精神如此,我死不瞑目。”

  够了,为了节省报纸篇幅和读者精力,不再引录、对照了。从以上十一条可见,所谓《揭秘本》和《原稿本》不仅文字不同,内容也不相同。关于五四运动,《揭秘本》有北京现场的简单记录,而《原稿本》则一字全无。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蒋介石身在福建军中,又没有像今天如此发达的通讯工具,他当天的日记没有相关记载是必然的。如果有,那倒值得怀疑了。又如,1920年5月20日,蒋介石患伤寒住进医院,当天陪他入院的是戴季陶夫人,《揭秘本》却写成“总理临问”了,岂不滑稽!事实是,孙中山5月27日才到医院看视蒋介石,并不是蒋入院当天。至于1925年1月26日“总理入协和医院”条,当日,蒋的日记并无一字记载。

  《揭秘本》所引条文,有些明显不是日记,但张秀章先生连想都不想,照抄不误。如:1920年11月13日条,《揭秘本》的文字是:“晚,回奉城。总理及胡汉民等,随后函电迭催赴粤……”从“晚,回奉城”看,似乎是蒋当日所记,但是,往下看,问题就来了,“总理及胡汉民等,随后函电迭催赴粤”。11月13日当晚,蒋介石如何能预见“随后”之事呢!

  二、篡改《年谱》,冒充日记

  我说张秀章先生“作伪”,张先生可能觉得委屈:“我是有所本的呀!”是的,张先生的“伪造”,和当年伪造《石达开日记》的人不同,他确实有所“本”,这个“本”,就是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此书档案出版社于1992年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稿再版,更名为《蒋介石年谱初稿》。张先生《揭秘本》的许多部分就是篡改该书而成。不妨再作比较:

  1、1916年5月18日

  《揭秘本》:“未时,陈其美被袁探刺死于日侨山田家中,余哭之哀,收其尸以归,并为经纪丧葬,自撰文祭之。”

  毛思诚编《年谱》:“未时,陈其美被袁探刺死于日侨山田家中,公哭之哀,收其尸以归,并为经纪丧葬,自撰文祭之。”

  2、1918年3月20日

  《揭秘本》:“撰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

  毛思诚编《年谱》:“公撰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

  3、1918年7月25日

  《揭秘本》:“撰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

  毛思诚编《年谱》:“公撰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

  4、1918年8月1日

  《揭秘本》:“陈总司令派陈其尤斋函挽留余,遇子潮安东次。”

  毛思诚《年谱》:“陈总司令派陈其尤斋函挽留公,遇于潮安车次。”

  5、1919年1月13日

  《揭秘本》:“报告进攻永泰始末情形,并请准陈总司令调回永春、安溪梁、邱两部队至长泰,亲自督操训讲,以图日有进步。一面条陈本支队根本改良办法,及全军编配整理方式,陈总司令不尽采用。”

  毛思诚编《年谱》:“公报告进攻永泰始末情形,并请准陈总司令调回永春、安溪梁、邱两部队至长泰,亲自督操训讲,以图日有进步。一面条陈本支队根本改良办法,及全军编配整理方式,陈总司令不尽采用。”

  够了,也不用再引了。从上例可见,张先生只将毛思诚所编蒋介石的《年谱》的相关条文更动一二字,例如,删去“公”字,或将“公”字改为“余”字,或者加上一个“余”字,《年谱》条文就变成蒋的《日记》了。《揭秘本》大量使用这种手法。真是何其大胆乃尔!

  毛思诚为蒋介石编《年谱》时,确曾参阅蒋介石的日记,但是,毛并没有照抄日记。在编辑过程中,毛参考了大量资料,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提炼为相关条文,这些条文绝不能等同于蒋的日记,毛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声明过这些条文就是蒋的日记。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在篡改《年谱》时也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例如《揭秘本》1916年5月18日条:“未时,陈其美被袁探刺死于日侨山田家中,余哭之哀。”旧时,对所敬之人只能称其字号,不能直呼其名。陈其美,字英士,蒋介石的日记中,凡涉及陈其美时,均称之为“英士”或“陈英士”,绝对不会称其为“陈其美”。还须要指出的是,张先生照抄时,连原来的排版错误都照抄了。如上引《揭秘本》1918年8月1日条:“陈总司令派陈其尤斋函挽留余,遇子潮安东次。”其中的“斋”字,应为“赍”字,这是原书之误。至于将原书的“遇于潮安车次”,误排为“遇子潮安东次”,这一错误是怎样造成的,这只能由张先生来回答了。

  《揭秘本》材料大量取自毛编《年谱》,本应如实说明,以示征引有据,并使读者知其所本,然而《揭秘本》一书引录却无一条注明来历。何以如此?一想,张先生实在不能说;一说,作伪与篡改的痕迹立即暴露,所以实在不能说也。

  蒋介石的日记,1915年至1917年三年,已在1918年年底福建永泰作战,兵败出逃时丢失。其1924年全年,也早已丢失。这4年的日记连毛思诚在为蒋介石编写《年谱》时都没有见到过,所以只能根据其他材料补缀。然而张先生的《揭秘本》却能根据毛思诚的这些补缀就宣称他“补阙”了蒋介石日记已经“遗失”的部分。这真是奇谈怪论。从《揭秘本》一书看,可以存疑张先生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既未看过,分存海峡两岸的部分“仿抄本”、“类抄本”也未看过,却居然敢编著《揭秘本》一书,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勇气。

  三、一拼二凑,无秘可言

  是不是张先生的《揭秘本》全部是假冒伪劣、毫无真实成分在内呢?也不是。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确实引用过部分蒋的日记,但是,毛在许多地方作了改动。其意思有的和蒋的原文已经不同。例如1923年11月26日条,原稿本作:“下午往访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其人完全一农民,言语诚实,行动自在,问其国外大势,则不知所答,不比吾国黎元洪之狡猾馁弱,诚不愧为劳农专政国之议长也。”这一条的原意对身为苏联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长的加里宁不知“国外大势”虽有不满,但认为其人纯朴、诚实,农民本色,而且和中国的黎元洪的“狡猾馁弱”相比,其赞美的意思很明白。但是,经过毛思诚的修改,变成“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一诚笃农民也。问渠国外大势,不知所答,其劳农专政国之代议士哉!”经过毛的这一修改,原来的赞美之意消失殆尽,变成对“劳农专政国”愚昧的批判了。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国民党方面编纂的有关蒋介石的资料书,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及《事略稿本》中,学者们应该警惕。

  张先生的《揭秘本》一书上册所引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根据毛思诚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下册,即1927年以后部分则主要采自日本产经新闻社编纂、出版的《蒋总统秘录》和加拿大学者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日本《产经新闻》的作者们利用过台湾方面提供的蒋介石日记的部分摘录,但是,这本书有台湾中文译本,也有大陆的4卷本中文详本和两卷本中文简本,删去少量反共内容,易名为《蒋介石秘录》。至于黄仁宇,他的书也已在大陆出版,不过,他本人也没有读过蒋介石的日记,而是根据国民党党史会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一书所引。上面已经提到,该书并不严格忠实于蒋的日记,常以己意去取修改,有时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并不能完全视为蒋的日记。

  日本的《蒋介石秘录》也好,加拿大黄仁宇的书也好,在大陆市场或图书馆中都非难求之物。张先生从这些书中取材,称之为“揭秘”,毋乃过分!而且,张先生同样不说明出处,让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张先生有什么独特的来源,这不是误导和哄骗读者么!

  略加检视,下册问题仍然很多。不妨再作比较。

  1、1927年4月1日

  《揭秘本》:“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

  《原稿本》:“余只求于党有益,奸党无论加余任何罪状,在所不辞也。”“为我个人计甚得,而党则何如?”

  2、1927年4月10日

  《揭秘本》:“共产党叛逆残忍如此,不知何日能平此乱也。”

  《原稿本》:“列强未平。”“六时起床办事。往访季宽兄,谈作战计划。”“观察各方报告,内部纠纷疑忌,不能一致对外,各军几难前进,而逆敌在北岸,则愈逼愈紧,昨失扬州,今又失滁州,不胜忧念之至!乃与朱绍良、何应钦商谈,决令第六军之第十七师及第四十军暂不渡江。”

  3、1927年8月14日

  《揭秘本》:“返抵汉口故里,晚宿乐亭,深夜,忧念国事,日记曰:如何可使革命根本解决耶?”

  《原稿本》:“船抵镇海、宁波,欢迎者不绝,沿途争相瞻视。回乡休养,景物依然,而社会毫无进步,可叹也。”“复见名山之雄厚青秀,爱乡之心益切,并恨卸仔不早也。”“乡人小见无用,可叹!到家见乡人,心又烦闷。”“晚,宿于乐亭。”

  以上三条,《揭秘本》所引,根本不见于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1日条完全用的是现代白话,和蒋介石日记的文风完全不类。它们出自何处,请张先生明教。1927年8月14日条,将“溪口”误排为“汉口”,也是不能允许的错误。

  算了,不想再引了。该书到底有多大价值,读者当可得出结论。

  四、且看编著者和出版者如何炒作

  出版这么大胆作伪、一拼二凑的书,本身已经大错。更令人惊讶的是编著者和有关出版社的炒作。

  编著者说,日记揭示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蒋介石。这次与公众见面的日记来源广泛,来自美国、日本等地,是根据国外一些已公开的材料中获得的。谢天谢地,作者总算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些材料来自秘密渠道,而是根据“国外一些已公开的材料中获得的”。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来自美国”。蒋介石日记虽然在该所部分开放了,但是迄今没有大规模发表过,零零星星的报道中能有多少可靠的材料?“来自日本”。日本根本没有任何蒋介石日记!要坦率地承认,抄自《产经新闻》的《蒋总统秘录》和黄仁宇的相关著作。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都很容易看到,岂不是削弱了《揭秘》一书的“神秘性”和“原创性”?

  编著者还说:“这本书披露了蒋介石所经历的这段重要时期的历史内幕,使很多历史疑问得到了解答。”我们真不知道,这本书为我们“披露”了哪些人所不知的“历史内幕”,解答了什么“历史疑问”。我们倒是感到,编著者对近年来国内外蒋介石研究的现状所知甚少。许多学者早就揭示了的“内幕”和“疑问”他却一无所知。甚至对已经公布过的蒋介石部分日记“类抄本”他也一无所知。在该书《后记》中,编著者煞有介事地表示,在编著过程中,他得到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似乎他的资料来自该馆。不知道张先生是否知道,该馆的有关资料早就封存,不开放了。

  该书的责编宋庆光说,这本书的作者是“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我认为这本书是所谓的‘双揭秘’。一方面,书中公布的1000余则日记是一个揭秘;另一方面,作者在解析、诠释这些日记时,引用了蒋介石的书信、电报、演讲等内容,这些是人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所以也是一种揭秘。”“比手稿本起始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即近年发现的《参谋长日记》13则,而且补阙了手稿本遗失的1924年部分,从而在年代上保持了编排的连续性,这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对手稿本拾遗补阙的作用。”张先生是不是“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笔者不想评论。笔者所想说的是,本书100万字,其中引录的所谓“日记”大都很短,加起来充其量也不过几万字,作者连篇累牍地大抄特抄,大都来自毛思诚所编《年谱》和蒋介石的文集,我们并看不到什么“人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是否有增加篇幅,让读者多掏钱的意图,不敢妄判。至于所谓“双补阙”云云,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不想重复了。

  近年来,许多作者和出版社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力图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著作,但是,很遗憾,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之风也很严重。愈是这类书,炒作也愈加利害。而其真正目的,则在于金钱和利润。此前,舆论和有关机构对虚假的医药广告大张挞伐,人们普遍看好。不知道,对于这种虚妄不实的图书炒作是否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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