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 这是一篇回忆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一个学术讨论的历史记实。因为是写历史，必须忠于事实。无论对何人何事均不作掩饰，不为尊者、贤者讳，当然也不会去夸大任何人的缺点和问题。一切如实写来，不免要涉及一些人，也是有名有姓，不用某某代替。所有内容均有事实可考，或报刊书籍，或本人的原始笔记。如有同志发现错误及不准确之处，望能给予指正。此类文章，可能无缘付梓，亦无所憾。能做到为这段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留下一个真实的文本，余愿足矣。 此文主要根据的是当年报刊文章、笔者当时的工作笔记和会上自己的原始记录。文中涉及的以前知道得不大清楚的个别重要情况，为了说清楚，参考、引用了近年几位同志的回忆录和有关著作。谨在此表示感谢。 |
近年看到几位同志的回忆文章，有的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因受到严重干扰而夭折了，甚为惋惜。胡绩伟回忆说1： 胡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甚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李洪林说2： 1979年曾经有一次重振思想解放运动势头的机会，可惜在胡乔木的扼杀之下中途夭折了。这次机会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他们两位说的情况都是实情，可只说到《人民日报》当时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大概由于「暂停讨论」这一击留下的印象过深之故吧。另外也有的同志根据自己所知的一个侧面，对这场讨论作了不全符合事实、不全面的叙述。 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我曾参加1979年至1980年的这场生产目的讨论。据我所知，《人民日报》暂停讨论，仅仅使该报的讨论中断了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无论报刊文章还是学术活动，生产目的的讨论没有停止，还举行了一次全国性讨论会，讨论并未夭折。 事过二十几年之后，看了一些回忆录，对当时一些有关细节的了解很有帮助；也才知道有些关心的同志不全清楚当时的情况，为它的夭折而叹息；也有的回忆文章存在着与当年实情不全相符之处。有鉴于此，我认为应该采取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将我亲历的情况如实记载下来，告慰关心这场讨论的同志。更重要的是，还历史一个完全真实的面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传，也方便今后对那一段经济思想史有兴趣的同志开展研究工作。 一 1979-1980年生产目的讨论的时代背景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三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四人帮」垮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方针的极大鼓舞，首都经济学界十分活跃，奋起批判「四人帮」，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发表了许多文章，开展了不少学术活动。 （1）按劳分配理论讨论 ，「两个凡是」初次突破 早在1977年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时候，首都经济学界就率先突破「两个凡是」的限制，公然违反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说的：「……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伟大理论指示」3，发起了持续两年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最后召开了规模不小的全国性讨论会。这场讨论系统地批驳了「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产生新资产阶级的谬论，维护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二十五年前我国经济学界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创举，赢得了「经济（学）繁荣」的美誉。 这场讨论首次举行会议的时间，选择在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时候，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当时中央布置全党学习党报社论，抓纲治国。而我们看到的国情是，十年浩劫使国家经济破败、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文革」期间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被搅得一片混乱，而以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分配理论为最。按劳分配理论备受「四人帮」歪曲诋毁，自1974年以来被搅得混乱不堪。实践中更是实行「平均主义」（实际上是用「平均」掩盖少数人对劳动者进行超经济剥削而过贵族式的生活），废除物质利益原则，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用搞政治运动、打仗的办法搞生产，甚么「大会战」、甚么「大干、快干、苦干、巧干」等等，「四人帮」控制的上海还出了个「23干」的笑话；武汉铁路局的职工则说：「活着干、死了算」。劳动者的情绪低沉到了极点。「文革」期间农业也遭受严重破坏，农产品供应紧张，市场一片萧条。 「十年教训」不寻常！经济学同仁痛感不批判「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不弄清甚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不在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就不可能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 1977年初，国务院政研室领导人之一、经济学家于光远一倡导，大家就行动起来。重温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找材料、编资料、交换意见、写文章发表。这时，由于光远组织、我也有参加的按劳分配研究小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月下旬，举行按劳分配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于是，北京经济学界率先解放思想，顶风破浪，于1977年2月25日召开了北京地区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接着又于同年4月、6月和第二年10月连续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也就是说，1977到1978年这两年，就举行了四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 在召开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同时，又开展了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于2-3月份开了几次「对批判的批判」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于光远说：「我就是唯生产力论者。」在发表了一些文章之后，于光远与林子力等经济学家合作研究，于1978年4月出版了一部著作《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人民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1977年按劳分配理论讨论和唯生产力论的讨论，是我国理论界对「两个凡是」的第一次突破，为以后的解放思想和一系列学术讨论，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拉开了序幕。这些学术活动活跃了思想，促进了理论研究，对实际经济工作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思想解放的高峰──理论工作务虚会 上世纪下半叶，对我国思想理论前进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是，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简称务虚会）。这个会议使思想解放达到高峰，是突破「两个凡是」禁区的转捩点。 会议按照事先的安排，分两段开。春节前第一段，北京地区理论战线的同志被邀请参加，从1月18日开始到2月16日。春节期间休会。节后会议扩大到各省市和军队派来的同志，最后请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春节后因为等待中央同志讲话将会议延迟几天）。第二段于3月28日开到4月3日。两段一共开了37天。 第一段会议开得很紧凑、很活跃，休会前思想解放达到高潮。我作为与会的一员，确实感受到一种彻底解放思想的振奋。虽然会议第二阶段精神有些变化，但从全过程看，我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一样，对这次理论务虚会的功绩和重大历史意义是没有丝毫怀疑的。 1979年1月19日，北京地区一百多位理论工作者精神振奋地来到京西宾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由中央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大礼堂严肃开幕。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甩开事先准备的稿子，即席讲了篇「引言」，内容包含三个部分：大会的由来、目的和开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的任务。 讲话中，他对两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给予思想理论战线队伍的同志以高度的评价。他在列举揭批「四人帮」谬论的事例时，没有忽略经济学界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诋毁按劳分配理论的批判。他高度赞扬思想理论工作者、理论宣传者为突破「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禁区作出的贡献。说：「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 接下来，胡耀邦号召大家要认真总结经验。他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经验都有必要总结。我们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有不好的经验，都要总结。在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说，对犯过错误的同志，绝不要轻易把人家打倒。他例举了「毛泽东对彭德怀讲的一段话。那是在1965年底，彭德怀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浦安修讲的。」胡耀邦说，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讲过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在谈到「文革」问题时，又讲了毛泽东说的一段话。他说这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亲自听见的。那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后，问：「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是我们这一段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说：「我听了这句话后，一夜没有睡着。」4 对于当前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任务，他谈了三点：第一、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第二、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第三、一定要解放思想，带头搞好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他强调说：「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发扬理论民主。」有史以来，中宣部长对思想、理论工作者讲这样的话，可能还是第一次。我和大家一样很受鼓舞。我在小组发言中，只对关于民主个人主义那个提法不同意。同组的邢方群碰到胡耀邦时对他说了。 不久，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听了小平的指示、耀邦的讲话，与会同志无不感到心情舒畅，精神兴奋。按照他们讲话的精神，不仅「文革」的问题可以议论，毛泽东的问题也可以议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的一次思想解放。与会同志大都敢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这次务虚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都进行深入讨论，并有若干新的突破。整个会议充满了一种新鲜气氛。小组讨论会上，对一些有分歧的问题，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摆到桌面上，实事求是地、面对面地进行讨论、互相辩析。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一段会议是非常满意的。 春节休会前，会议领导小组曾计划复会后进行大会讨论。在2月25日的小组会上，本组召集人童大林传达领导小组意见，休会期间大家要积极准备发言。我们小组听了传达，情绪高涨，提出十个问题分工分头研究，要写出发言稿或提纲，准备作系统的大会发言。 （3）会议枉遭蜚短流长、思想解放难避坎坷 这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大会，在1979年初「两个凡是」尚未被突破，阻力还很强大的形势下召开，表明党中央宣传部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决心和气魄；同时也不可能不受保守势力的干扰。在会议第一阶段，就有人弄了一些外地材料印发会议参考，反映一些地方群众闹事；还有一些对务虚会的流言蜚语，如说甚么解放思想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等等。还有人直接写信给大会进行干扰，例如：我们小组的最后一次会上，念了一封毛选编辑室张诚写的信，念完后让大家议论。吴冷西说，这封信从2月6日就已经写好，经过贾步兵、熊复、胡绳等共十二人看过、修改。还说，支部讨论过。不过我没有记下是哪个支部。林涧青评论说，张诚的信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情绪跃然纸上。 这些干扰给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之后转为思想控制做下伏笔。春节后于3月28日复会。孰料会议精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一段与会的北京同志改住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京西宾馆腾给后来的同志。北京与外地同志不住在一起，各自分别编组、分别开会，不便接触和交流，并取消了大会讨论。我们准备的发言稿都作废了。3月3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4月3日胡耀邦在最后一次大会上作「结束语」。 他说：「前一段，同意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开始时讲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三中全会后召开了，大家敞开思想，提出了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后一段，经过小平讲话，我看开得相当完满了。」「小平同志对我们有点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是勉励性的意见。」「 最后，向理论界提出要求：一要接触实际，用各种办法包括下去调查，看材料，找人谈话。二要很好振作精神，更大的振作，鼓起勇气。不要因为我们有些缺点、不足，心有余悸又来了。不会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了。不要听吹风，现在风多得很。要敢想敢干、」（摘自冯兰瑞的大会原始记录。） 令人困惑的是，务虚会闭幕后不久，中宣部就一再发出通知，令所有与会同志将全部会议简报交回。大家都不愿意交。于是除通知个人外，又通知支部负责收回。那时我还在中办研究室（当时我是随同国务院研究室合并过来的），是个支书。由于大家都不想交，我也不积极。此事拖到年底，我请调批准到马列所。临走前，我将收回的几份连同我自己的一份会议简报交给后任陈进玉，嘱他在收齐后送中宣部。此事当时感到困惑，事后才明白其中大有文章哩。 务虚会后不久，7月初就发生了「阶段风波」。 两位理论权威给我同苏绍智合作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扣上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帽子，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经济研究》组织文章同我们商榷，而且不许登反批评的文章，内部刊物也不许登。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学术界大为震惊。思想解放运动形势风云突变，还有谁敢说话？ 二 生产目的讨论──起始、集中、干扰、继续 1979-1980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场讨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下发起进行的。全会公报明确指出：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尽管四项基本原则为思想理论工作划定了严格的界线，但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宗旨是不变的。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研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就讨论过。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已三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没有扭转，人民生活极度贫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号召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此，首先就要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发动生产目的讨论的直接原因。 当时领导层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存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较有头脑的人都看到，中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脱离国情的「大跃进」。有的领导人强调「大干快上」，强调发展重工业，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继续实行以钢为纲，要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1978年前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曾组织调研组到几个省，对农民、职工的生活状况作实地考察，分别写出了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还印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反映职工生活困苦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的注意，更为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所关心。如果不千方百计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如何能够恢复经济？又如何实现现代化？ 实践再次将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认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摆到了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他们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以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重要文章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不料因受干扰而暂停。但是各地分散的讨论仍在继续，最后首都经济学界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生产目的讨论会。 1979-1980年，我有幸参加了这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参与1980年12月全国性讨论会的酝酿、筹备和组织工作的全过程。 这场讨论的过程可分为三段：一、1978年下半年，生产目的讨论开始；二、《人民日报》的讨论从集中到暂停；三、全国性讨论会的准备和举行。关于全国性大会，这部分只写到准备的过程，其余情况拟放在第三部分去写。 （1）1978年下半年，生产目的讨论开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生产目的的讨论，从手边的资料看出，五六十年代已进行过两次讨论，第二次到1963年5月，以后就停顿了。1978年下半年，又见到报刊上有零星的文章。 1978年12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蒋家俊的〈甚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怎样理解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一文。接着，1979年初，又有《学术月报》、《群众》、《学术论坛》等报刊刊登漆琪生、李彦、徐禾等人讨论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文章。其中1979年1月22日吴世泰等在《四川日报》上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甚么？〉的问题。1月26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邝日安在《财贸战线》（《经济日报》前身）发表题为〈现代化首先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一文。 根据手边不完全的统计，1979年1-12月全国报刊上刊登的讨论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文章有160多篇。其中，题目标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约90篇。首都和各地报刊如《财贸战线》、《经济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山西日报》、《青海日报》、《内蒙古日报》、《新华日报》、《广州日报》、《学术月报》、《文汇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南方日报》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学报等等不下数十家报刊，发表了百余篇讨论生产目的文章。作者大部分是经济理论战线上的工作者，讨论的内容广泛涉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深度。（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术资料室唐宗焜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大学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 与此同时，国务院务虚会上已经提出过生产目的的问题。国务院政研室领导人之一的于光远参加了这次务虚会。在1979年9月一次北京地区经济学座谈会上，于光远说，生产目的讨论的酝酿过程始于1978年。早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就有同志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过当时谈论较多的是价值规律，我（于光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第二次是十一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央提出新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调整经济结构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明确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现在，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总结三十一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三年多的经验。（录自冯兰瑞当时的会议原始笔记。） 如前所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国报刊上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非始于1979年第三季度。这是有资料可以查证的。 （2）《人民日报》上的讨论从集中到暂停 1979年第三季度，首都报刊集中地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始于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问题〉一文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相继发表。 1979年9月11日，于光远先在《财贸战线》发表了这篇谈生产目的理论的文章（此文并刊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11期），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评论。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上述于光远9月11日的文章。12月31日《人民日报》再刊登了任仲夷12月6日在辽宁省委召开的生产目的讨论会上的发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如此集中地发表重要言论，自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集中的讨论正待展开。 本来生产目的问题从上年七八月就已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讨论，但因比较分散，未引起重视。现在，具有权威性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集中地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并转载了于光远、任仲夷的文章，情况就不同了。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篇重要评论开宗明义：我们「为甚么要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等等，提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阐明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指出「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对为生产而生产的种种表现作了深刻的分析批评。最后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是没有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重生产，轻消费。评论批评了我国经济工作中长期以来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错误地认为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独立地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自我服务过多，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不够，等等。评论还批评了「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 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和于光远、任仲夷等的重要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一方面，受到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的欢迎；另一方面，由于触犯了维护计划经济的一些人的意愿而遭受反对甚至干扰。 经济学工作者发表不少文章支持《人民日报》，指出：如果不明确认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仍旧为生产而生产，为实现领导意图而生产，为完成计划而生产……，不仅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生产上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而且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济要恢复，社会要发展，必须从更基本的方面入手，端正生产的指导思想，明确生产的目的，确立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的观念，实现基本经济规律，改善人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生产；生产增长了，反过来又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条件，形成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生产之间的良性回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宏伟目标。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上集中发表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也遭到一些报刊文章的反对，主要是石油部门的报刊：《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他们指责这些文章对「先生产、后生活」的批评，还点了于光远的名。其实于光远在他的〈谈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对「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他仅仅是在文章的最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说要研究「在甚么样条件下来说是可以的，对甚么来说就是不正确的？」（《经济研究》1979年11期）可是就是这样温和的批评，却触怒了石油部门领导集团和维护旧体制的领导人。他们通过上述报刊批驳《人民日报》，说这是否定了大庆的经验，反对工业学大庆，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发展生产引导到追求个人生活上去」。还指桑骂槐地说，这是「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利用群众生活的困难，把矛头指向中央。」 这些指责未能阻止讨论。各地报刊和学术团体仍然继续讨论生产目的，持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得到发表。讨论呈现出热烈展开的势头。 胡绩伟回忆说，对于其他报刊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人民日报》认为是好事。因为过去《人民日报》的言论从来被看做中央的意见，没有人敢提出批评。这次石油部门报刊提出不同意见，表明这是一种进步。因此，他们还把这些文章印出送给中央领导人参考，准备继续展开讨论。他们没有料到，这场由党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亲自组织发动，在党报上较集中地进行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生产目的问题讨论，竟受到干扰而中止。 导致《人民日报》停止讨论的干扰主要来自上面。 当时担任党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反对这场讨论。他没能说服胡耀邦，就去找了当时的最高领导华国锋主席，华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胡乔木就到邓小平同志处，向邓小平报告说，华主席和中央一些同志都反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又去告诉胡耀邦说，邓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如此向胡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这是当事人胡绩伟在《报人生涯五十年》一书第263页所记载，与当时中宣部理论局的李洪林的书上写的相同，我是相信的。因为我了解耀邦同志，他最是照顾全局的。 胡绩伟认为生产目的问题需要讨论。从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讨论已经展开，突然停止，对惯彻八字方针不利。而且这样来一个急剎车，会引起下面各种猜测。他为此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几天后，胡耀邦约胡绩伟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还说希望我（胡绩伟）服从中央的意见，等等（以上情况摘自胡绩伟《报人生涯五十年》第263-265页）。这种情况下，报社当然只得停止这次讨论了。 胡耀邦通知《人民日报》生产目的讨论暂停十天，但是这一停就停了大约半年。有意思的是这个通知外地并不知道，所以一些地方还继续座谈、讨论，地方报刊上也不时有文章发表。 （3）新形势下酝酿全国性讨论会 1980年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人们不会忘记，上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他发动的。在新形势下，北京经济学界不失时机地重新展开了生产目的的讨论。 1980年6月，《人民日报》又开始发表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6月9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辅礽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几个问题〉一文；6月30日发表中央编译局局长、马列所兼职副所长王惠德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几个问题〉一文。这个期间，首都各大报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 1980年8月，经济学界就酝酿召开生产目的讨论会。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总干事（该会改组后任会长）的于光远，于8月19日晚，邀集马列所几位从事经济研究的同志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的其他负责人开了个小会，我作为马列所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副所长也参加了。于光远正式提出由我们这两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生产目的讨论会，讲了他的一些想法。首先，要针对近年报刊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拟订会议讨论的题目，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能否成立？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还是利润？生产目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生产目的与生产、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等等。其次，要分题分组准备。除北京地区的同志外，还要委托几个地方的同志分头准备，写出发言稿。为了准备充分些，大家要把各地方的报刊翻一翻。再次，要到几个地方去看看，了解实际情况。最后提出要很快开个预备会，研究具体的筹备工作。26日下午，我们又议论了一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 从8月下旬起，讨论会的准备活动加紧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于9月1日召开了干事会。副总干事侯雨夫提出，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成立一年了，应举行年会，建议年会与生产目的讨论会合起来开。宋涛、吴敬琏、吴光辉、卫兴华、江春泽、马家驹、王永江等同志发言，初步讨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积极准备参加这个重要的学术会议。 1980年9月10日上午，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全国讨论会筹备会正式成立。这次邀请参加的还有赵履宽、方生、萧灼基、张朝尊等同志，外地学者湖南消费经济学会的负责人尹世杰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了筹备会主任，研究了人员分工，对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筹备会成立后，推动生产目的学术活动更广泛地展开，这个时期，几乎与经济学有关的学术活动都会谈到生产目的。如理论方法组、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书组、双周座谈会以及一些地区的经济学会……。 根据8月10日会上的意见，由我组织进行到外省市作些实地调研，为生产目的讨论会作准备。9月份我同代成去了上海、10月间同侯雨夫到辽宁沈阳调研。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学界和领导都热情配合协助，我们了解和收集到不少重要情况和问题，对组织学术讨论很有帮助。 准备工作在各地抓紧进行。北京地区召开了三次小型讨论会，时间是11月3日、11月10日和11月17日。这些讨论都做到了理论结合实际，百家争鸣，为大会讨论作了学术上的准备。 11月中旬，筹备会开会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基本上确定了会期从12月4日至10日，约一周，不超过15日。会议规模为300人。地点在市内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只有250个床位，本市同志可以不住会，基本上够用了。建议成立大会秘书处，下设会务组、简报组、秘书组，讨论了人员的分工，并定于25日开预备会。决定用大会秘书处名义给各地打电话，要求速报参加者名单及提交论文等等重要事宜。 筹备会同志不辞辛劳抓紧工作，保证了这次民间学术讨论大会的成功召开。 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全国性大会 1980年12月3日，筹备会邀请各地代表开了一次碰头会，成立了包括于光远、陈岱孙、龚士奇、王惠德、宋涛、张熏华（上海）、苏绍智、冯兰瑞、李光（甘肃）、朱川（辽宁）、孙尚清、巴音蒙合（内蒙）、谢文杰（青海）、志超（新疆）、于德新（吉林）、丁德俊（河南）、陈兴（江西）、田方、朱剑农等十九人的大会主席团。 主席团会议推选冯兰瑞担任大会秘书长，石磊、代成、侯雨夫和上海、广东各一位担任副秘书长；批准了大会日程、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同意筹备会关于秘书处下设各会务工作组人选的建议：彭克宏为会务组长，李成勋、王永江为简报组长，陈德华为秘书组长；讨论了大会的开法。 于光远建议，为了把这次讨论会开得活跃深入一点，可否改变一下会议的开法。除了照例的大小会外，增加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心小组讨论会，晚上还可以自由组织沙龙。大家都说这个意见很好。 1980年12月4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讨论会在首都隆重开幕。首都和全国各地前来参加的达700多人，有很多人闻讯赶来，大会也热情欢迎，因此大大超过原定300人的计划。预定的会址后勤部招待所不够住了，会务组又包了煤炭部第一、二招待所，每天用大轿车送代表到会场。 大会预先收到的论文114篇，印发给每位与会成员。还有随身带来的若干篇也陆续印发。《文汇报》记者周锦尉对大会秘书长冯兰瑞进行访谈。访谈录以〈讨论生产目的的现实意义何在？〉为题载于该报12月5日，记者并将当天报纸送到大会人手一份。 这次会一共开了七天，10日结束。七天中开了五次大会，五次中心小组会，一次沙龙。中心小组开会时各小组开讨论会。时间非常紧凑，讨论非常轻松，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小会上都有一些不同意见争论，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会后也有个别同志认为交锋不够。 大会发言39人，中心小组发言59人次。小组讨论很热烈，12月7日晚马家驹组织了一次沙龙。 这一周的会议开得热烈活泼紧张深入，与会同志反映收获很大。讨论涉及生产目的的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这里只能对讨论的几个主要观点作一概括的介绍。 第一天大会于光远首先发言，阐明大会的宗旨是要真正弄清楚生产目的，要深入下去，从理论上、实践上深入下去。指出经济学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做点对实践有帮助的工作。 关于大会的名称和内容问题。有的同志说，通知是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了才知道讨论生产目的。这是怎么回事？大会执行主席解释说，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讨论生产目的，基本经济规律包含生产手段和目的，不过根据目前实际经济工作的需要，侧重讨论生产目的，当然也要涉及手段。 关于如何从理论上加深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于光远在第一天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生产活动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甚么是社会主义的本性？他在下午的中心小组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他说，甚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评价社会主义？以前流行的是看生产增长的速度，也对。生产是个基础。但光那样看是不够的。生产不能包括一切。要从人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角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是人本主义。过去把人道主义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从来是关心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甚么？是人的幸福。他针对当前的实际说，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除达到人均一千美元外，是否可以加一点精神方面的目标？他说：「富裕并不等于幸福。」安娜为甚么要自杀？不是经济困难。我们的生产实践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人本主义。 王惠德在大会发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了甚么？就是为人民过幸福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谈「异化」问题，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完成别的甚么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把人看成是完成甚么任务的手段、工具，好象人只要不饿死，只要吃饱了就行，然后就去完成甚么任务。这个「左」的指导思想一直这么继续下来，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他们的这个观点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中纷纷发言。批判当时提倡的「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指出这些都是不把人看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现。劳动总局的王榕说：甚么「先生产、后生活」？ 不知是甚么人提出的！她气愤地质问：不生活怎么能生产？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对实践的重要意义。大会着重讨论了生产目的与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关系。指出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有历史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近三年的「大跃进」。大量资金、物资投入基本建设，导致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高，1978年达36%以上。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指导思想的后果之一。党中央提出调整的方针是完全必要、正确的。但在贯彻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据了解，当时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到省里调研，通过省经委向省计委了解调整的进展情况，有的省计委竟回答说：「无可奉告。」对于引进二十二套设备，各省大都不赞成，主张「下马」。但是有的部门说，就是下不了。 不少同志发言批评「左倾」路线或「左倾官僚主义」，「两高两低（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片面强调艰苦奋斗，不考虑人民生活困苦，更不谈满足社会需要，根本违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目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去年《人民日报》讨论虽然时间不长，对有的地方也产生了一些效果。如辽宁，1980年以来进行了一些初步调整：改变了基建投资方向，将约一半以上投入消费资料生产和文化生活方面；关停并转了三百二十一个耗能多、亏损大、无销路和污染严重的企业；轻工业增长速度首次快于重工业，等等。同志们用许多事实说明，中断讨论对实现调整、改革很不利。「为生产而生产」是调整的重大障碍。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还是微观的问题？多数发言认为，主要是解决宏观经济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问题，整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一个省市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如果宏观指导思想发生问题，造成损失就是一大片，不容易纠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全国性的问题。至于企业，如果生产目的发生问题，纠正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企业生产目的要比较复杂一些。当时正在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就有一个实现价值的问题。所以既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还要有宏观经济思想和计划的指导。 关于满足需要包含哪些内容？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消费需要包括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没有生存资料，人不能生存，还谈什么生产？人不仅要生存、要发展，还要享受，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人有了享受才能生活得好，才能发展。这就要有满足各种需要的资料，使人能够发展。人人都能得到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为保证人民消费需要，劳动总局的庄静提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应包括生活消费计划的意见。 关于1979年财政出现赤字问题。大会发言中，不同意有的人将1979年财政出现赤字、物价上涨等问题归咎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杨培新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目前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正是「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大干快上」的产物。中心小组会上，于光远表示坚决不同意把这两年经济上出现的问题算在三中全会的账上。 关于生产目的和政治体制改革。马列所副所长苏绍智发言，主要讲了生产目的和民主化问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他说：「民主化是保证生产目的实现的重大措施，民主化是消除政治、经济专制的一剂良药。」 大小会议讨论中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如基本经济规律中的「手段」问题、流通问题、实现基本经济规律的机制问题、人口和就业问题……。上海、广东、黑龙江、吉林、新疆等省的同志用本省的实践论证了生产目的的重要性，有的发言讨论了有关的理论方法问题。马家驹在唯一的一次沙龙上作主要发言，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讲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二重性，不同意有的同志说企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价值，等等。 以上是这次全国性讨论会上讨论的主要观点。大小会、中心小组会发言有百余人次，讨论的内容非常丰富，还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均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好在这次讨论会有全套会议资料（包括简报）；在1981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扼要介绍；还出版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文集（大会秘书长选编并写前言），收入重要文章十九篇，九万六千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很快于1981年3月份赶印出。以上资料均可查阅、参考。 四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三点说明 拜读了2002年《炎黄春秋》第5期吴江的〈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以下简称「亲历」），引起我对二十年前进行生产目的讨论那次学术活动的许多回忆，并发现「亲历」中有些主要内容与事实不符。作为那次活动的当事人，我认为应该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避免以讹传讹，让后来者无法识别真伪。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应尽的责任。 「亲历」一文中说，1979年这场生产目的「讨论的发起缘于党校的学员对于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否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当时中央党校内部一个理论小刊物《理论动态》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执笔者吴振坤同志评论支持第二种意见，发给学员参考。没有想到，这篇评论除回应学员的讨论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于10月20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全文转载了这篇评论。」「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就此所写的评论。」这段叙述，除了党校学员中的争论和吴振坤执笔发表于《理论动态》的文章，属于党校内部的事，我不清楚之外，其他情节都是与史实不符的。 （1）关于1979年生产目的讨论的缘起 前面已经有大量资料说明，生产目的讨论自1978年下半年就已在报刊上开始，到1979年全国报刊已发表一百多篇文章。吴江在他的「亲历」中说，这场生产目的讨论起缘于中央党校学员的争论和《理论动态》的一篇文章。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吴江不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术活动的情况不清楚不足为怪。但是既然要谈经济学活动的历史，就应查看一下当年的报刊，或对当年的参与者作点调查。像这样只抓住发生在身边的一点情况，就对全国经济学界广泛的学术活动作出判断，并作为历史来记述，在思想方法上是「以偏概全」、不实事求是，治学态度则是不严肃的。 （2）关于《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产生 党校内部的情况我不清楚，这篇评论的写作，不能排除「亲历」提供的有关回应学员争论这一情节。〈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最初的执笔者是吴振坤，这是我看了「亲历」才知道的。 关于《人民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写作过程，还有一些更直接更重要的情况，过去我们只是听说，未知其详。最近读了当年报社负责人胡绩伟在《报人生涯五十年》一书中的回忆，才完全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原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主要是根据胡耀邦在《理论宣传动态》（以下简称《动态》）第113期上的批示写的。197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悦和《人民日报》的蒋映光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科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刊于该报内参《动态》第113期。文中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胡绩伟把这期《动态》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转给了中央党校。批语说：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拫据胡耀邦的指示写出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先在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广泛征求意见加以修正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发表5。胡绩伟的这段回忆是可信的，他是当事人。胡耀邦的批示若不是亲眼看到，是回忆不出来的，这段回忆只有一处日期上的错误：本报特约评论文章发表于10月20日，错为2月20日。这里我根据手边资料改了。现在再来看这篇评论的内容，也能看出它与《动态》113期文章的关系。 事实上，《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这篇重头文章的写作是在胡耀亲自指导下进行的。1979年10月这场比较集中的生产目的讨论，也是胡耀邦亲自布置指导的。胡绩伟回忆说：胡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甚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在讨论受到干扰，胡耀邦受到压力，通知胡绩伟报上暂停讨论时，胡绩伟思想不通，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为此，胡耀邦约胡绩伟谈话，说服他服从决定。胡绩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胡耀邦）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胡绩伟才不再坚持了。6遗憾的是，吴江在「亲历」一文中根本没有提到胡耀邦的作用，也没有提到《理论宣传动态》113期。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在「亲历」中，吴江还把《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说成是「转载」，同时又将转载于光远一个月前发表于《财贸战线》的文章说成「刊登」。这些作法，不仔细琢磨还不明白其中用意！原来，「转载」和「刊登」的用法也是有学问的。 事情是这样：《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的第三天，10月22日转载了于光远9月11日发表于《财贸战线》的文章。吴江却写为「刊出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就此（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所写的评论」。但是于光远这篇文章发表在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的发表于后。于光远怎么能够对尚未发表的评论发表评论呢？如果写明「转载」不就露馅儿了吗？现在写成「刊出」，让读者相信于光远是在看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赶写了这篇评论。「亲历」作者如此用心「良苦」，是为了甚么呢？ （3）关于1980年报刊讨论和12月的全国性讨论会 「亲历」写道：「1980年初，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也要求澄清这个问题（指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中断），尤其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作为分管学校教学的负责人，我不得不作一次讲话，从理论上并联系实际说明这个问题。3月份讲话，4月份整理成个书面东西，分发给学员并送党校领导人，但只作为个人意见提出。……这篇文章就以〈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研究〉为题，在1980年《红旗》第12期（6月16日）上刊出了。」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之后，吴江接着写道：「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引起了中央报刊关于生产目的的第二轮讨论。1980年12月4日至1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性的讨论会。」看了这段叙述，不禁使我哑然失笑：「原来如此啊！」 但是，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1980年生产目的问题在报刊上的讨论是吴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吗？ 关于1980年这段生产目的讨论的历史，我可以负责地说，与吴江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文章毫无关系。大会筹备组根本没有看「红旗」上吴江的文章。 1979 年底胡耀邦通知《人民日报》暂停讨论，但没有通知外地。所以1980年全国各地报刊仍在继续讨论，还有一些地区召开小型讨论会，如辽宁、上海。这些都不是《红旗》上吴江的文章引起的。《人民日报》1980年6月9日和30日相继发表了董辅礽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几个问题〉和王惠德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的写作和发表也不是吴江发表在《红旗》第12期（6月16日出版）的文章引起的。董辅礽的文章发表于6月9日，时间在吴江文章发表之前，王惠德的文章发表于6月30日，也不是在吴江文章发表之后才写的。吴江根据甚么说别人的文章是自己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呢？ 「亲历」写道，吴江「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引起了中央报刊关于生产目的第二轮讨论。1980年12月4日至1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讨论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就是说，1980年12月4日至10日举行的生产目的全国性讨论会也是吴江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所引起的。但是，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生产目的全国性讨论会的情况和过程，前面已详细介绍。老实说，失敬得很，我们在酝酿、筹办这次全国性讨论会时，没有拜读吴江发表在《红旗》上的文章。这次大会的召开与吴江文章及吴江本人毫无关系。党校参加会的是吴振坤等几位经济理论工作者。 《炎黄春秋》2002年5期上吴江的「亲历」，实在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近些年文坛有一股歪风，有些人写回忆录、出书，自我吹嘘，或者借某位领导人、某件大事来抬高自己，为达此目的而不顾事实甚至编造历史，这都是很不严肃不科学的。回忆录、亲历记，是写历史，应求真求实。尤其是涉及一些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回忆，更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缩小。有的事情年深日久，记不清的，也应注明。否则就会以讹传讹，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就很难弄清楚了。 吴江近些年写过一些类似的回忆文章、出过书。别的不说，只说那两篇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文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争论〉7也有同样不实事求是的毛病。对此问题，笔者曾在2001年12月15日北京开达经济学家谘询中心举办的「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于光远参加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言评论，发言稿收入内部文稿《中国市场经济论坛·专刊》，以后公开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2年6月号。对于吴江的这种「治史」态度，笔者是不敢恭维的。 | 注释 | | 1 | 胡绩伟：《报人生涯五十年》（2003），页260。 | | 2 |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九四九－一九八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277。 | | 3 | 引自张春桥组织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按语，见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3期。 | | 4 |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页48。 | | 5 | 同注1，页261。 | | 6 | 同注1，页260，265。 | | 7 | 参见吴江:《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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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5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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