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之历史分野
吴志军 吴志军，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实习员 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样是经济建设运动，却有着巨大的历史分野，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反思。
一、两次经济建设运动指导思想的根本分野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思想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构。在大生产运动中，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充当着其指导思想的同时自身也得以大大发展并趋向成熟。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关键内核就是充分发展多种形式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成分。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已提出这一思想。是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对财经政策的指示中指出：“发展公营企业作民众的模范，与指导公营企业成为新式的国家资本与民间的集体资本及私人资本结合起来互相发展的前途，就更健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①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指出，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理念，堪称大生产运动的纲领性文献。1943年，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认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②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思想引导下，大生产运动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二）“赶超”思想——“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
“赶超”思想客观地反映了中共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切心态，但是自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不断批判“反冒进”以来，由于党内急剧发展的“左”的思想、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兴起的“赶超”浪潮，推动毛泽东的“赶超”思想逐渐脱离实际，滑向激进轨道。进入到1958年，党中央各次会议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频率地提出“赶英超美”问题，“赶超”时间不断提前。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超高速地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展开。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③。第二天，他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④“赶超”思想已经极端狂热化。当第一次纠“左”努力被庐山会议打断后，二次“大跃进”运动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激励下再次开展，“赶超”思想也随之膨胀，被压缩下来的各种计划指标重新攀升。总之，“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赶超”思想非常态发展的畸形产物，也是“赶超”思想非常态发展的极端实践。当然，这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⑤
二、个体私营经济在两次运动中的命运迥异
（一）中共在大生产运动中十分重视发展私营经济，一方面要解决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实际经济困难，另一方面要消除党内把发展私营经济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错误倾向。1939年2月，李富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作的《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中指出：“奖励私人企业与私人投资，帮助人民发展各项手工业”，“边区政府应该保护和奖励私人商业。”⑥晋察冀边区还发出“一人一鸡，一家一猪”的号召，积极扶植个体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在开放而宽容的政策环境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陕甘宁边区私营织布厂从1939年的6家发展到1943年的50家，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延安13县市的手工业作坊1942年有399个，工人1107人；到1943年，作坊增至656个，工人2047人，一年之中，作坊和工人数分别增长64%和84%；延安市的私营商店，1938年有90家，1939年为149家，1940年增为320家，1943年更增至473家⑦。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真正做到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劳资两利”。
（二）建国后，对私营经济从“利用、限制”到“改造”的变化，还是可以反映出中共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对私营经济过急、过快、过宽、过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党内一度存在的“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思想占据了上风，中共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论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政治上的消极作用估计得过于严重。“大跃进”运动在事实上被发动后，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这个《指示》尽管承认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生产经营方式机动灵活，同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密切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和合作社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但其着重点在于“它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要求对其继续进行改造，“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⑧在“大跃进”运动以及随之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数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打击和消灭，造成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大倒退。
三、同样重视农业，但其发展程度却存在巨大差距
（一）大生产运动中，农业始终占据着绝对的基础性地位，也是中共中央长期关注的重中之重。李富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就指出，发展农业是生产运动最中心的一环，要求全边区党政军民都参加农业生产，为增加农业生产品而斗争。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民以食为天”这个真理。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应该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要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开展“吴满有运动”式的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实行军屯政策，开展“南泥湾运动”等。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棉产量大大增加，保证了边区棉、布自给。陕甘宁边区历年举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日益增多的展品种类和数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边区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二）客观地说，“大跃进”运动本身并没有轻视农业的倾向，实际上它是中共探索农轻重比例关系平衡这个重大问题的一次失败尝试，它对加速中国农业发展并夺取粮食高产予以极大关注，对中国农业实现“大跃进”式的产量突进寄以极大厚望。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自1958年头几个月以来，农业中出现了明显的运动气氛，狂热的政治激情压倒了理性的经济分析，严重的经济“大呼隆”使得农业处于严重亢奋而无序状态。从6月8日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到8月13日湖北麻城早稻36900斤的令人目眩的“高产卫星”的不断“升天”，曾一度困扰全党农业拖后退的状况转瞬变为工业发展跟不上农业“跃进”局面的状态。于是，北戴河会议要求全党转移重点，全力突击工业尤其是钢铁产量，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经济社火，造成当年农业“丰产不丰收”。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直言：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实际上，自1953年中共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后，农业已经处于被“隐性忽视”的境地，而“大跃进”对钢产量的单向度追求又大大恶化了农业的发展状况，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荒，农业生产遭到大破坏。
四、中共对于两次运动的领导状况是造成其分野的关键所在
（一）1938年后，严重的经济困难使经济建设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领导经济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中共的重要职责。中共坚强、有力、有效的领导是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绩效的关键。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制定细致严密的建设规划，作出有关经济建设的诸多决定、指示和通知，把大生产运动切实纳入到中共的领导轨道中。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开展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当作目前最迫切的实际工作中心之一；经济建设能否顺利开展，首先决定于党的强有力的领导。11月23日，中央局在一份指示中指出：“边区的建设事业，应以分工合作与集中领导的原则，有计划的分散经营，有系统的集中领导，建立全边区的建设脉络”，“工作方式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必须强调个人负责制。”⑨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经济部门设立政治委员，加强党对大生产运动的集中领导。可见，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大生产运动获得巨大成就的政治保障。
（二）1958年，为了配合“大跃进”，使工业产值快速赶超农业产值，建立各自独立的地方工业体系，中共对经济领导体制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放权尝试。3月成都会议决定对经济领导管理体制实施改革，把大量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建立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７个经济协作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企业仍由中央继续直接管理外，工业企业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并且不适当地下放计划决策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物资分配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商业管理权、信贷管理权等计划管理权限，建立“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计划权、财政权和人事管理权等。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在扩大地方权力、放活微观的同时，中共中央没有相应加强宏观调控，从而造成地区分割，自成体系，带来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弊端，各地大上基建项目，大量增加职工，搞重复建设，经济管理陷于混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涣散，对地方失去了控制力，造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经济建设无政府主义浪潮。
五、两次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分野悬殊
（一）大生产运动时期是中共领导下道德氛围最为良性运转的历史时期之一，其最为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是中共的道德脊梁之一——延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359旅的南泥湾运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产生了大生产运动的道德精神——“南泥湾精神”。这种精神具体而不抽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自觉自立的革命信念，党、军队和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阶级利益和奋斗方向，因而迸发出巨大的无可想象的革命热忱。它是自力更生的创业理念。在陕甘宁边区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并亲自参加生产，在政府和军队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作风，形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内在动力。它是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像吴满有、赵占魁、张思德等劳动模范和英雄，他们任劳任怨、急公好义、克己奉公，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它是顽强拼搏的的战斗精神，是一种战天斗地、知难而进的精神面貌。正是：“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南泥湾精神产生于大生产运动，又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二）从实质上讲，“大跃进”运动是一场恶性的社会经济冒进，其最深厚的政治根源就是中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幼稚病”。长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人民群众缺乏自主判断盲目从众以及政治上“跟风机制”的形成引发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冒险。“全民大炼钢铁”、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放卫星”式浮夸等，其间无不蕴涵着“大跃进”时期恶性的道德精神——不诚实的泛滥。从1958年6月起，全国各地竞相浮夸，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不如此。社会政治精英对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缺乏有力有效的疏导与指引。当时郭沫若一方面和周扬一起编浮夸虚假的《红旗歌谣》，一方面又在给友人的信中发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讨厌”的无奈叹声。可以说，当时的恶性道德精神确实是恶性的经济运动的畸产儿，它缺乏科学理性的约束、健全社会体制的规范和健全公民美德的支持，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与旗帜下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泡沫”（Ｂｕｂｂｌ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大大深化了鲁迅所云的“民族劣根性”；它彻底消解了善性道德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彻底抵制了善性道德的扩张努力，——几乎重铸了一个民族的不幸性格。因而与大生产运动所体现出的道德精神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①⑥⑨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２０，１９８、１９９，２２１、２２４．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９１１１．
③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０２，６９９—７００．
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９６．
⑦李占才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２２、２２８，２１６、２１７．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１）[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３４—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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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8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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