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杨绛：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闲人一名

杨绛：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序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Dr． Monika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石乞石乞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众。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杨绛敬序二○○一年五月四日（此文为《钱钟书手稿集》序，主标题为编者所加。《钱钟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泽雄

钱钟书的手稿，值得被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从长远来看，笼统地说，也算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是否能构成重要的学术遗产和思想遗产，我是颇为怀疑的。我没见过扫描稿，凭经验推想，作者做读书札记，往往只是记录那些作者惟恐自己遗忘的东西，而那些作者自以为早已深入大脑的想法，通常不会有耐心再把它记下来。毕竟，做札记不是写文章。而那些作者没有记下来的东西，很可能构成了这些札记的真正秘钥。也就是说，这类大学者的札记，由于省略掉了核心内容（以汽车为例，相当于引擎和汽油），落在别人眼里，极可能成为彻底的天书。真正能使用这些札记的人，已经随着记录者的去世而一去不返了。

钱钟书说“有些都没用了”，那不是客气话，而是大实话。能够使用它的人，只有作者本人；若作者不想使用它，或失去了使用它的机缘，这些札记就真地全无用处。别人若去使用，难免处处都是误读。

这类推想，不仅在钱钟书身上成立，在比钱钟书小得多的学者、作家那里，同样成立。契诃夫总喜欢把自己的观察所得，敷衍潦草地写在小本本上，他凭这些别人看不太懂的东西，可以轻易完成一篇小说；而任何别人拿到这些小本本，哪怕是老托尔斯泰拿到了它，也只能抓瞎。

天边外

周先生善于思考，话说的聪明过人。但也难免“题外之意”被疏漏了。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寻常人自然是仰慕有余，灵犀难以相通。但天涯芳草，何患无知音邂逅，豁然开朗、暗语契合之遇？

举个例子，以前乱抓书，一手抄《红楼梦》，另一手同时翻《资本论》，正恍惚间，问是否有人同步如此？过几年后，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偏偏遇到一书，便是拿“红楼梦”与“资本论”同论的专著，心中窃笑。

周泽雄

回天边外兄：真有你所说的“题外之意”吗？请再想想。

通常，每一个不经意的读书札记后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潜台词。这类潜台词，也许作者自己都不甚明了，但那正是属于作者自己的海底冰山。我说过，钱钟书如此，普通人同样如此。以钱钟书之大才，别人固然无法追踪他的思维路数，但以钱钟书之聪明，他也同样无法准确追踪一个小才子的读书札记。“知音邂逅”之类，嘴上说说不乏美感，实际上呢，天涯尽处，偏偏无此芳草。当然，如果不把话说绝，咱们尊重一下概率，我想，这份概率大约相当于一只猴子在键盘上随意敲打，正好写出了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如果我疏漏了什么，恕我冒昧，我无非疏漏了这首十四行诗的可能性而已。

天边外

哈哈，看来，周先生还是不愿意认可“画外音”。

你想，杨先生之所以这样辛苦，难道不是企盼未来的某个机会，有“天才识天才”的邂逅吗！

一份学术昆仑的遗产，难道不是“等待戈多”般的等待下一个天才或学术泰斗的出现，来张扬钱先生的文化遗产的重量级美誉吗！

至于，千千万万只猴子在键盘上跳舞，不过是中国人识文断字舞文弄墨之辈的寻常景象吧。

周泽雄

不，我只是不认可幻觉。幻觉与画外音，似同实异。

当然，我绝对认可天外边兄“等待戈多”的权利。等吧，也许并不难，只要发挥那么点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可以了。

一个愿意花上十年二十年功夫在钱钟书手稿里爬梳的人，永远不可能是一位与钱钟书旗鼓相当的天才，而只可能是一家和谐盛世的学术机构。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些手稿足够支撑一家学术养老院了，无所事事的学者还可以专门弄个刊物出来，让个别成员不定期地发表些自以为是的发现。

只是我坚信，若起钱钟书于地下，所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发现（不管是否以“天才识天才”自诩），都只会让他再次气昏过去。

至于我，觉得若能把钱钟书的手稿扫描件当成学术碑帖来赏玩赏玩，倒也不坏。至于别的积极功能，恕我眼拙，暂时还看不出来。

天边外

嘿嘿，周先生误解了，不是我想等待什麽，而是我猜想杨先生对这份遗产的厚望有可能是“等待戈多”……

我的阅读眼光相当懒惰，连钱钟书文选都没有好好读完过。

但是，我相信，让遗产体现文化价值的心态，自古有之，如同国画收藏家的嗜好。

“四王”的山水画，曾经被人贬为迂腐守旧。但年复一年，古董的价值终于有可能被后继的天才重新临摹和创新。

钱钟书的手稿，想来也有如此的价值观吧。

李兆苗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7-3-30 15:24:00的发言：

一个愿意花上十年二十年功夫在钱钟书手稿里爬梳的人，永远不可能是一位与钱钟书旗鼓相当的天才，而只可能是一家和谐盛世的学术机构。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些手稿足够支撑一家学术养老院了，无所事事的学者还可以专门弄个刊物出来，让个别成员不定期地发表些自以为是的发现。

 

比如，曹学就是，就差一步就要研究曹雪芹有多少根头发了。还有鲁学，尽量做的就是帮鲁迅思想，代鲁迅思想而自己不想，自己不思想又要代别人思想，这样的难度有多大？高难度的动作得高分，高难度的思想也就出专门家了，鲁学家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就要等一种新学生成了，钱学，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不少钱学家产生。但是，为什么钱钟书先生姓钱呀？这“钱学”，“钱学”的，好容易引起人家产生不当联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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