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究竟怎么死的？寻找·探索·发现

寻找高长虹

陈漱渝

在阅读《鲁迅全集》过程中，经常要涉及“狂飙文人”高长虹：《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85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在《两地书》）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到高长虹。但是，自1928年狂飙社解体之后，高长虹却像彗星一样倏忽之间消失在长空，成了谜一般的神秘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结识高长虹的人目前已寥若晨星，能准确说出他下落的人更是难于寻觅。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就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高长虹下落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何才能揭开这个谜底呢？
　　1980年初，我为了搜集有关左联五烈士殉难的资料，查阅1931年上海出版的《文艺新闻》。无意间，在该刊第三期和第九期上发现了两则关于高长虹的消息：一则题为《狂飙的国际进出》，另一则题为《长红在困窘中苦斗》。据此，得知高长虹在1929年春夏之间曾经从上海东渡日本，改“长虹”为“长红”，从事两件工作：“一、建立行动学；二、由比较语言学进而草创新国际语。”当时，高长虹生活困窘，常有断炊之虞，故写信至上海吁请友人资助。此后的情况，《文艺新闻》上就没有反映了。
　　同年3月底，我走访了北京图书馆社参组的研究员郑效洵先生。他当年是狂飙社年纪最轻的成员，17岁结识高长虹，此时已是74岁的老人。据郑效洵说，高长虹在日本站不住脚，又流落到了欧洲，准备研究经济问题，但生计仍无着落，潦倒有如乞丐。幸亏有位山西同乡阎宗临（笔名“已燃”），先后在法国和瑞士勤工俭学，不时给高长虹一点接济。郑效洵还听说，大约在法国期间，高长虹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高长虹经过意大利、英国到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潘汉年。由潘介绍，高长虹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时，他曾给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的郑效洵写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请速来”三个字。但由于武汉沦陷，郑未能赴约。此后的情况，郑效洵也不大清楚。
　　离开郑效洵家，我顺道去探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林辰先生，谈及刚才的走访情况。林先生说，高长虹离开武汉后，肯定到了重庆，因为他曾经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星期增刊》上发现过高长虹的一篇长文：《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林先生还记得，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抗战文艺》上，也载有高长虹的作品。循着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我查阅了1938年10月下旬迁至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在上面果然找到了高长虹的作品，如诗歌《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三卷二期）、《时代的全面》（三卷五、六期合刊），杂文《几句话》（七卷二、三期合刊）、《如何用方言写诗》（八卷一、二期合刊），文艺论文《论民间文艺》。可知从1938年底至1941年，高长虹的确是在重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上有了一些进步，原先“太晦涩难解”的文风也有所改变。关于高长虹在重庆的情况，沈静在《记长虹》一文中也有所介绍，载《文友》杂志一卷十二期。不久，林辰先生从存书中找出了刊登高长虹《一点回忆》的那张旧报纸，并寄赠我。我便将此文转载于我主管的《鲁迅研究月刊》，王世家先生后来又将此文收进了他选编的《鲁迅回忆录》（6卷本）。
　　1941年冬或1942年春，高长虹离开重庆赴延安。据延安《文艺月报》报道，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由丁玲同志倡议，延安文化协会创办了一个“星期文艺学园”，以开展文艺运动和帮助文学青年学习与写作为宗旨，每星期日上课一次，学员达120余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第二学期一开课，高长虹首先应邀作了《对文学的认识》的报告，可见1942年初高长虹确已到达延安。大约是1981年，我在太原采访了老作家姚青苗。他回忆说，1941年秋，高长虹赴延安之前，曾在当时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部”驻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停留了两个多月。姚当时跟他同住在一个窑洞里。高长虹随身带了一篇长文，题为《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胜利？》，内容是谴责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谋取私利，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当时在“民族革命通讯社”工作的一些进步人士将此文油印了七八十份，在阎伪二战区驻地宣讲散发，揭露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投降路线，高长虹因此为当地政府所不容。后来还是通过“民族革命通讯社”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取得联系，找了个可靠的老乡带路，通过敌我交错地带，他才进入了革命圣地延安。
　　高长虹到延安后，跟他的亲戚、延安鲁迅图书馆负责人高戈武接触过几次。在北京我采访了高戈武。据高戈武回忆，高长虹曾表示，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了。他很关心儿子高曙的情况，希望高曙能够参加八路军。他还曾到鲁迅图书馆去借阅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写一本《法西斯蒂》，系统揭露希特勒的暴行。他还说曾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当时神经已经不太正常了。
　　对于高戈武先生提供的情况，我仍然觉得不满足。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组的负责人牛汉先生提醒我，可以再去问问舒群。舒群青年时代曾在东北商船学校读书，当时的校长就是我的外祖父王时泽。他参加革命后，曾在延安和东北担任过文艺部门的领导。这样，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便抱着一线希望，走访了舒群老伯。
　　舒老伯热情接待了我。他说：“你找我算是找对了。对于高长虹在延安和东北的情况，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约不多了。高长虹徒步进入延安之后，经有关方面酝酿，责成延安鲁艺代为照管，并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名分。当时文协主任是柯仲平，高对这种安排有所不满，因为他在狂飙社的地位比柯仲平高。高当时经常给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投稿，文、史、哲无不涉及，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思路不清。据我回忆，他的文章大约一篇也没有采用。我当时曾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的主编，出于对高的尊重，退稿时往往由我亲自出面，因此跟高接触的机会比较多。1943年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鲁艺文学系主任。高长虹住在鲁艺北面山头的一个窑洞里，我也住在鲁艺校外的窑洞，与高的住处相距不远。因为高由鲁艺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长虹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身体瘦弱，有点歇斯底里，不过还保持着一点童心。他待人比较真诚，对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十分不满，但运动并没有波及过他。”
　　1946年初，高长虹离开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途经山西兴县，遇到了当时担任晋绥分局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张稼夫告诉我，当时他极力劝高长虹留下，但高执意不从，说日本战败后，需要发展生产，东北有黄金，开采出来可以作为建设资金。他要到东北挖黄金。张稼夫挽留无效，就帮高长虹找了一头牲口，送了他一点好茶叶。他们从此分手，没有再见过面。
　　关于高长虹的结局，长期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说法：一、解放初期死于沈阳或抚顺的精神病院。二、解放初期并未去世。高长虹的独子高曙来信说，“有人在五几年见过长虹，他当时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三、改名换姓后，在某地党校工作。四、可能死于赴苏途中。原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同志生前说，高长虹可能去了苏联。但冬天赴苏他会冻死，因为他的身体孱弱，夏天又过不了江。以上四种说法，以第一种较为可信。还是听舒群老伯说：1945年9月，他率领东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11月2日抵达沈阳，后转到东北局担任宣传部文委副主任。1946年末，东北局迁到哈尔滨，高长虹也到了哈尔滨。他便安排高在东北局宣传部后院的一间房里住下，重新给高添置了衣服被褥，每月还多给高发几块钱津贴费。这时高神智更加不清，到干部小食堂吃饭时常目不斜视，一声不吭。领到津贴费，高就到旧书摊上去购买各种字典。高懂得好几种外文，表示从此放弃文学，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但这时高实际上已失去了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高在东北局宣传部住的时间相当长。1948年春，舒群离开东北局宣传部，先后担任东北大学、东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领导工作。沈阳一解放，他第一批进驻沈阳。1949年初的一天，高长虹忽然疯疯颠颠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时高已由东北局安排到临时设在沈阳东北旅社楼上的一处精神病院疗养。高要求舒群为他安排工作，并说当时经济有些困难。舒劝高养好病再工作，送给高一百块钱，又请高吃饭喝酒。喝酒时，高掉了眼泪。饭后舒送高回东北旅社，这就是舒跟高的最后一次会面。遗憾的是，舒老伯既不能确定高长虹去世的地点，也不能确定高长虹去世的时间和原因。
直到2005年底、2006年初，高长虹结局之谜终于破解了。这首先要感谢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高淑萍1947年出生，今年已59岁，中学毕业后在山西阳泉市盂县务农，1967年嫁到了太原小店区北格镇梁家庄。2005年7月，她自费来到沈阳寻觅东北旅社，但旧址已于2003年拆除，新建成了五洲商场，只有一个留守处还有人办公。从留守处高淑萍了解到原东北旅社有一个职工，名叫李庆祥，住在沈阳皇姑区华山路，已73岁。他1950年曾在旅社当服务员，1953年1月调入招待科，退休前曾任辽宁酒店管理学校校长。高淑萍回山西后，就跟李庆祥进行了通讯联系，并将这个重要线索告诉了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高长虹研究者廖久明。廖先生随即给李庆祥老人挂长途电话，建议他多找几位当事人共同回忆。据李庆祥了解，东北旅社老职工还有三人，但其中有一位工友已半身不遂，无法正常活动，于是便联系到了其他两位：一位叫崔运清，今年75岁，1948年11月到东北旅社工作，开始当服务员，1949年调入招待科，当时就知道高长虹其人。另一位叫闫振琦，现年74岁，1951年开始在东北旅社招待科任职。
　　据李、崔、闫三位老人共同回忆，高长虹逝世的这家东北旅社地处沈阳的繁华地段——太原街商业区，占地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有两万四千平方米，是高层建筑，共有四百间客房，原为日本人于1936年建成的奉天大酒店。沈阳解放后由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管辖，主要接待东北局组织部的调干、出差人员，以及当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友好国家的外宾；也先后住过一些作家，如草明、侯唯动等。沈阳解放初期高长虹就住在旅社2楼205号房间，一直没有动过。在当时服务人员的印象中，高长虹有文人气质，特别是留一头齐肩的花白头发，更加引人注目。当时住在东北旅社的干部中有三四人有精神病，特别是凯丰的夫人王茜，病情比较严重，行动有人看管。而高长虹每天都外出散步，行动不受限制，大家只觉得他沉默寡言，性格怪异，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精神病。
　　关于高长虹去世的准确时间，三位老人推断是1954年的晚春，而不可能是解放初期，也不可能是1956年，其理由是：
　　一、高长虹去世时，他们刚开始擦宾馆的玻璃。东北天冷，冬天两层窗户的缝隙都要贴纸，防止透风。开春之后撕去窗纸，擦拭玻璃上的尘垢。高长虹去世，正是在晚春季节。
　　二、1955年，闫振琦已由东北旅社调往新成立的招待单位——辽宁饭店工作。同年开展反胡风运动，李庆祥和崔运清老人先后受到冲击。李因爱好文学，读过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和长诗《时间开始了》，被怀疑为胡风分子。崔被一封匿名信揭发，说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情况更加糟糕。那时天天搞运动，李和崔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地点接受审查，没有跟高长虹接触的机会。
　　三、有人说1956年在辽宁省作协的食堂看见高长虹在吃饭，这可能是被误认所致。辽宁作协在沈阳大南门张作霖帅府旧址，跟东北旅社在两处地方。高长虹是被安排在东北旅社吃中灶，用绿票，中、晚饭三菜一汤，属县团级待遇（按：师、地级吃小灶，用红票，四菜一汤；警卫员吃大灶，用黄票，两菜一汤；旅社员工用白票，在东北旅社新一楼吃大锅饭）。高长虹的津贴费都存放在闫振琦处，身上无钱，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别的单位吃饭。
　　关于高长虹的死因，3位老人回忆的情况是：
　　高长虹去世的那天早上，旅社服务员李怀昆报告，长期住在2楼205号房间的高长虹直到上午九点多还未开房门。闫振琦觉得情况异常，赶忙爬到二楼外的雨搭上，登高往室内看，发现高长虹趴在床边地板上，毫不动弹。闫立即向东北局组织部作了汇报。组织上派来了一位行政科长，还有两名医生，一名护士。经检验，确认高长虹系脑溢血身亡。
　　高长虹的丧事是3位老人中的闫振琦根据上级指示具体操办的。他先到沈阳大西街替高长虹选购了一具松木棺材，又买了中山装、前进帽、布底鞋、袜子为他入殓。依东北民俗，闭棺前还在高长虹的四肢拴了红头绳，脸上盖了一条二尺长的白布。东北旅社修建组高守成师傅找来一块厚木板，由闫振琦在上面写了“高长虹同志之墓”七个大字，算是墓碑。闫老告诉我，当时沈阳没有石碑卖，一般人去世都用木板立碑。参加安葬高长虹的还有运输班卡车司机刘邦荣，搬运工赵金生。墓地在沈阳塔湾，当年是一片公共墓地。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地方历经变迁，现在盖了一群高楼，地名叫塔湾地区太平庄小区。高长虹自离开老家之后，从不跟妻儿联系，所以他的墓属于无主孤坟，无人迁葬，自然就荡然无存了。
　　就这样，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断续调查和不少人的协同努力，高长虹后期的人生轨迹终于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他的生卒年，也可以确定为1898年至1954年。
　　关于高长虹的家庭情况，我在调查过程中也多少有一些了解。高长虹的妻子容貌秀美，叫王者香，跟他同年出生，只比丈夫小两天。1913年，高长虹剪掉辫子，王者香也跟着剪掉辫子，并且放足，所以此后她不但走路正常，而且能参加劳动。据王者香回忆，1924年9月1日，高长虹在太原发起狂飙社，系出于共产党人高君宇的倡议，次年冬，高长虹曾回太原，寻找志同道合者，并筹措办刊经费，但当时兵荒马乱，父母身体又不好，小弟9岁，儿子4岁，都离不开他的妻子照顾，便只身返回北京——这一天是1925年腊月十五。从此，高长虹跟妻儿天各一方，再未相见。高长虹的独子叫高曙，又名高承曙，1921年2月出生，高长虹的散文集《曙》就是以他的名字作为书名。1940年，19岁的高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盂县、榆社等地担任小学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惨遭批斗，直至1979年始得平反。此后曾参加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工作，撰写过《高长虹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等回忆资料，为整理出版《高长虹文集》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2001年8月，高曙外出后猝死于郊外。山西阳泉市郊区法医鉴定所出示的证明写的是：“2001年8月13日，河底镇山底村牛腰湾半山坡上发现高曙的尸体，尸体衣着整齐，高度腐烂，双小腿少量擦伤。特此证明。”看来，高曙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