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可以计划吗？ 秋风 两会之前，人口政策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计生委向名人、富人超生，倒促使人们去反思，只生育一胎是不是公民的法律义务，超生对超生进行处罚，是否合法、又是否合理。当然，以一胎化为核心内容的现行人口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也早已是学术界、舆论关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联名提案，要求政府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对此，政府部门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坚持一胎化政策的倾向大概也不会在近期内有所变化。事实上，即便是在学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奉行一胎化政策，仍有不同看法。至于普通民众，尽管也感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生活、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人们对七零后、八零后各代的种种议论，都很自然地会提到“独生子女”这个词，但仍有很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国的资源已经不能养活太多人口了。所以，人口政策究竟如何调整，确实需要一场严肃而深入的公共辩论，而不应草率地由政府部门随意决定。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前，似乎首先厘清一个根本问题：人口应当计划、能够计划吗？ 理解这个问题，中国人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计划经济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忆。有人告诉并且教育公众说，市场天然地会导致生产与消费的混乱，所以，应当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由政府安排没家企业生产什么，雇佣什么样的人，从哪儿进货，向谁出售产品，也由政府来安排每个人可以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在哪儿消费。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话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混乱”。企业效率低下，消费者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整体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于是，民众自发地、甚至冒险地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政府不得不承认这种活动的正当性。在市场化进程相对健全的领域，比如一般消费品领域，所有人的福利都改进了。 这个事实证明了，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社会领域，包括人口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当局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的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这一点决定了，再先进的计算机与数学模型，都不足以让计划当局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计划。所有貌似科学的计划，都具有不可克服的任意性。 以人口领域为例，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最优人口规模，然后通过对全社会生育活动的计划管制，使人口不至于超出这个规模。然而，这个最优规模必然是任意的，或者用人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它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依据。比如，确定最优人口规模的依据之一是资源供应规模。总是有人宣称，给定中国目前的资源总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口，就不可能超过某个水平。大城市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基于本地资源水平，人口规模不可超过某个规模。为此，不能改革户籍制度，必须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不给外来人口发放户籍。 这样的科学依据全部是虚妄的。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毫无意义。因为，人类利用资源的历史清晰地证明，资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其供应取决于人的创造性在合理的制度下之发挥。不是地球储藏着资源，而是知识创造了资源。就此而言，资源供应在任一时间点上都是充分的，其供应量仅受市场法则支配，受制度制约。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计算出资源总量是多少，当然也就无从据此确定最优人口规模。 而社会的复杂性，也使计划当局永远不可能预料到其计划执行的全部后果。当初人们之所以选择计划，是因为相信，计划可以避免市场导致的某些后果。然而，计划当局所能把握的变量是十分有限的，还有大量变量是不可测量的，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但这些变量不会因为惧怕计划当局而不发挥作用，一旦计划付诸实施，它们就自然地导致某些后果。比如，一胎化政策导致的社会、文化、伦理后果，恐怕当初就没有人预料到。一个没有考虑这些后果的计划，是否应当继续坚持？ 总之，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对一个超出一定数量的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育活动进行计划，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负。计划经济不可行，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是不可行的。因此，笔者想对政协委员的提案作一补充：人们生一胎还是两胎，着本来就不应当由政府来计划。 南方都市报，2007-3-17 | 
发表于 2007-3-31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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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9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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