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 《文化上的重开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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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　《文化上的重开国运》-- 读《人文精神之重建》书后

　　开国要有开国的规模，要有开国的气象。此种规模气象，可以用《中庸》「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几句话作代表。博厚、高明、悠久，不是伪装可以得来，必须自内在的精神的自然流露。这种内在精神，在《中庸》指的是成己成物的「诚」，是来自最高德性的仁与智。仁是由物相通而与物同体；智是人物并成的能力。一个人的精神能与物相感相通乃至与物同体，自然会博厚、高明、悠久。博厚、高明、悠久，只是一种无限的生机生意，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流转，使枯萎者得膏沐以复荣，萌_者得和煦以更茂。这种精神若在剥复之际，而落实为具体的事功，便会重开国运，乃至重开世运。

　　现实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规模气象。这种规模气象，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中表达出来。现实的政治人物，但能以其禀赋之厚，天才之高，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与这种文化精神相承接，最低限度，不与此种文化精神相违反，便常可开百数十年小康之局。所以中国历代开国的史实，常是由一种「豁达大度」的英雄与质朴的书生相结合。由这种结合所形成的气象，纵然说不上博厚，也会比较笃实而宽和；纵然说不上高明，也会比较融通而了解；纵然说不上悠久，也会比较条理而从容。这就可化暴戾为祥和，归混乱于宁静。

　　我们面对的变局，为过去历史所未有；所以若不能具备过去历史上开国条件的，要想重开国运，固然是缘木求鱼；即使仅仅具备了过去历史上的开国条件，也未必能与当前局势相对应。自抵抗日本侵略以来，我们在苦难中的挣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苦心的人，也不是没有若干成就；但面对此一时代来说，总觉得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心力和成就，没有足够的担当力量。这不是从知识方面着眼，而是在由人格、精神生发出来的规模气象上使人感觉和重开国运的要求不相配称。因此，唐君毅先生近著《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之刊出，不能不说是近年来在文化上的一件大事。

　　唐先生此书的目的，正如此书第一章《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所指出: 是要「宗教精神，担负时代之苦难，以求中西古今人文理想之会通，以解除此苦难」；并因此而「返本」「开新」，以达到一「创世纪的理想」。他写此书的中心信念，是拿「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这三句话来包括。第一句话是代表人的自觉，第二句话是代表中国人的自觉，第三句话是代表中国人对现代世界的自觉，并由中国人对现代世界担当责任的自觉。诚如唐先生自己所说: 「此三句话有说不尽的庄严、神圣、而广大深远的涵义。」其所以有这样的涵义，实因这三句话的后面，蕴蓄著唐先生对古往今来无限的仁心，及由此仁心而来的无限责任之感，这是唐先生此书的基本动力。凡是虚心平气来读此书的人，都随处可能接触得到的。

　　唐先生此书的第一步工作，是在「疏导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而在观念上加以融解」。第二步工作则在将西文化最注重之「自由」与「民主」，中国文化最注重之「和平」与「悠久」四大人文思想，加以融通陶铸，以为「返本」「开新」的具体内容。唐先生说得清楚:「今日言学问，当不限于圣贤的仁义道德之学。科学、艺术、文学、哲学，皆是专门之学。」「皆可分别成一纯粹的文化理想，与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并列。」「但只就社会人文之理想来说，则民主、自由、和平、悠久，便已足够。人类社会有民主自由，和平悠久，然后个人宗教艺术科学文学哲学之创造，乃可日进无疆。而个人之宗教艺术科学文学之创造，亦即所以成就社会人文之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唐先生所采用的方面，不是演绎某一既成学说、原理、主义以推出结论演绎法，也不是排比事实材料而抽出原理的归纳法，而是「直就吾(唐先生) 之生此时代，居于中国，上承数千年历史文化之传统，外感世界思潮之流注，吾所亲身应受之若干人生文化观念上之冲突，而在情志上有所不安不忍；自觉此中问题所在，使此心沉入问题之中，甘为诸矛盾冲突之观念的战场；再进而即于此战场之中心，求修筑纵横交会之道路，以化诸矛盾冲突之观念，使之各还本位，和融贯通」。据我的了解: 演绎法与归纳法，都是在建立概念，运用概念。概念是由具体的东西抽象而来；但任何观念也不能是具体事物的完全表现。因此，凡是知道唐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概念思辨的天才；并唐先生此书中，实际也表现了极丰富的概念性的思辨；但当前由文化冲突所形成的人类灾祸，决非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而是有血有肉的扩大人群的生活。概念不仅不能完全表达出有血有肉的生活内容，并且完全以概念来看问题的人，实际上对问题总是出之以观照的态度，其精神不能和问题的血肉连在一起；于是对于问题的曲折、甘苦，始终是隔著一层的去测度猜想。这是处理人的问题与物的问题之不同所在。唐先生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心，直接沉入于问题之中，不是去观照问题，而是在体验问题，使具体问题的血和肉，与自己的血和肉相连；凝结千万问题于一身之中，融解一身于千万问题之内，这是自己入地狱以超渡地狱的精神与方法。他对每一问题之能曲折尽致以表达问题真实之全貌；他的文章不仅是理智的陈述，而且是人格的呼唤；他希望中国人「能自作主宰，激昂向上」；而在他的文章中，正贯注著以自作主宰，激昂向上的力量，都是从这种地方来的。

　　以我的学识、修养，决不能在这短文内将唐先生此书的精神面貌，向读者介绍于万一。我只有再引《中庸》「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这一段话来形容此书所流露出的规模气象，而向世人指出唐先生在文化上已尽到重开国运乃至重开世运的责任。此一书的出现，不仅表现中国最苦难的时期也并不曾绝望；而且是表达在苦难的中国人能向世界表露一种「世界精神」，以贡献于人类之创世纪。

四月三十日于台中市

(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华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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