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实际行动去支持 易宪容
文/邹啸鸣
这两天有个新闻成为各网站重点关注的焦点：易宪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下班了。支持他“学术自由”者据多。理由是“他为贫民说话”。有的媒体则痛惜“失去了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好题材”。在我看来，这些评价大多不着边际。
社科院同意他辞去所长职位，是基于“我们这里（社科院）不允许不经论证，没有根据就发表言论”。李扬同志评价的标准是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实证主义。这也是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社科院能被称为科学院而不是道德院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与道德对同一个问题的判断方法不一样，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能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公交车上总是座位不够，因此道德学家们总是批评年轻人不讲公德，总在要求年轻人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即使大家花在车票上的支出都一样，但是年轻人“不让座”，总会引来其周遍乘客对其“良知”上的谴责和他自己的自责。主动让座的年轻人则获得周遍乘客的褒奖和赞许。
但是这种褒奖和赞许却丝毫不解决座位短缺问题。因为“座位数量小于乘客数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短缺问题，从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它和解决它的思路则是：座位不足的原因是公交车产权不清晰和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公交线路的私人经营以及竞争的加剧，会导致座位增加到每个乘客的屁股都得到相同的尊重的程度。处于竞争中的私人车主愿意为每个乘客准备座位——无论其是男女老少残孕与否。
中国文化就是在高度短缺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绝大部分物品都短缺。而中国文化解决短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道德褒扬或谴责为手段，来解决短缺状态下的“排它”难题。用道德来配置物品的享用，当然有它自己的激励：它激励人们压缩自己的需求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提。由于它将“短缺”的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于是那些压缩的好的人受到褒奖，压缩的不到位的努力压缩自己的需求。那么这种激励机制就不解决“短缺”问题，也根本不鼓励产出的增加。于是：短缺越严重，越是高唱“道德”。
经济学讲求实证，并将它视为学科的生命。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却不讲实证，而是大讲道德，很多读者没有能力区分其中的区别。比如很多媒体褒扬易宪容的地方，在于他“替平民说话”，他所说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句“北京、上海的房价将跌30%到50%”。这句话讲到每个买不起房子的平民的心中去了。那么，这句话是经济学判断还是道德判断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自从他说那话到现在，北京上海的房价，已经上涨了30%-50%。从实证的角度看，他的预测是错误的。预测错误，如果他修正了自己的分析模型和理论，那么仍然是科学的态度，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此道歉并修正自己的错误。
那么，他这样的表述，道德吗？这要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只是有个事实必须告诉各位读者：他自己在讲这个话以前，在已经有一套100平米房子的基础上，另买了一套近200平米的房子。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说的预测，那么他应该等到房价下跌了30%-50%再买，才符合基本逻辑。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所说的，只是忽悠读者的，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道德”何在？即使今天，他如果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说的北京房价“将下跌”，那么他现在将200平米的房子卖掉，等到他的预测实现的时候，再买回来。他敢吗？
去年，我在《“专家”越忙，房价越涨》一文中，已经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言不由衷和违背基本学术良心的行为：“那种号召老百姓‘不买房运动’的学者最幽默。如果你真听了他的，美丽的姑娘将会成为了别人的新娘。虽然他的预测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一次，但并不妨碍这种经济学教授用道德语言来忽悠房产政策。将来房价继续上升，他也不准备弥补他的好学生任何‘预期错误’的损失。那些‘增费、增税、增息’的馊主意都与这类专家有关”。我进一步提出：“冀希望于房产商亏损来增加房产供给是违背经济学逻辑的。冀希望于政府机构少收点利息和税、费，也是幼稚的，除非你能让猫不吃腥。或者是猫食的供应不由猫自己控制。只有供给增加才能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只有供给增加才能减缓房价上升的速率甚至使房价下跌”。
我知道，要说服那些习惯于用“道德”来解决短缺的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基于“道德”而支持易宪容继续忽悠下去，有的甚至为他的辞职打抱不平，说是影响了“学术自由”，那完全是无稽之谈。社科院的这盆凉水，不但浇在易宪容的头顶上，也浇到了那些“道德经济学家”的心头。我觉得他们这种“口头支持派”大多跟他一样虚伪。如果他们真诚支持易宪容的“房价泡沫论”和“房价下跌论”，那么我建议各城市都开通“房价指数期货市场”，那些口头上的“坚信做空”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大赚那些房市唱多者的钞票。他们敢吗？ | 
发表于 2007-4-2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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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3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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