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太太电话，说在一本新书中见到有两处提及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言论，摆明是我。太太好奇地要看看那本书。书寄来了，是《激荡三十年》。书名毛笔题字。感到奇怪，因为那几个字很像我的书法。为什么呢？怎会有其它人的书法写得像我的一模一样。与太太研讨良久，想起来了。半年前，在杭州晚上，一位新认识的先生晚宴，之后请我题字，其中题的就是那「激荡三十年」。
中国开放改革真的有三十年吗？看你怎样算。如果从文革终结与四人帮下台算起，是三十一年。从邓小平复出算起，是二十九。从邓老掌权算，是二十八。我自己喜欢以一九八○为起点，那是二十七年。我的取决，源于一九七九到广州一行，感受到的新意只是亲友们比较大胆地说话，市场或经济开放谈不上。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市场稍见眉目，所以我武断地定中国的开放改革始于一九八○。
说开放改革三十年是始于一九七七。该年没有什么可以勒碑志之的。有趣的是，国内的人，尤其是媒体，喜欢抢先报道，就是邓小平谢世十周年也抢先报道十多天。这样看，说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年可以接受，而事实上不少媒体也开始说是三十年了。
无独有偶，《信报月刊》也是三十岁了。编辑文灼非请我为文志之，思往事，感慨万千，要说的话说之不尽，简略地回顾一下吧。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的。是该刊的第三十一期，创刊两年又七个月。于今回顾，我是《信报》的老臣子了。该文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只一条》。如果我的文章对中国的经改有影响，这篇是首选——先入为主吧。不少北京的朋友读过，而好些年前一位说，国内的公路、公园等到处收费，以及放开价格后不再价管或租管，该文是个原因。
题目无疑有点怪，因为是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文革期间，孙先生因为大胆地说过这句话而坐牢七年。读孙先生，认为他对价值的概念有失误。他是马克思理论专家。马氏的价值观来自李嘉图的劳力价值理论（虽然李氏曾经否认说过价值是全由劳力决定）。追上去，史密斯也曾经不小心地这样说。为了修正孙先生之见，我提出的「经济规律只一条」是从一个新角度说价值，主要是分析市场价格的一个重点，可惜经济学界不重视，而今天的新潮经济学是不再涉及的了。我那篇文章写得浅白，所以有说服力，但牵涉到的经济学博大湛深，其来龙去脉这里要说一下。
当一九六三年的秋天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时，我已经选修及旁听了两位教授的高级价格理论，对当时的重要读物熟如流水行云。但艾师提出我前所未闻的观点，使我茅塞顿开。他说在资源或物品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有竞争，而竞争定胜负要有准则，市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是价格。我付钱吃一顿早餐，总有某人少吃一顿，我胜了，因为我愿意出价。价格于是成为市场竞争定胜负的准则。
是重要的提点，我跟着想到当时熟读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奈特一九二四发表的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此文指出，庇古分析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有大错，正确的解释，是这分离源于私产不存在。第二篇是哥顿一九五四发表的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此文重复了奈特的分析，带到公海渔业去，提出了因为私产不存在，公海捕鱼出现了租值消散的现象。其三是高斯一九六○发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重复了奈特之说，同时提出重要的以清楚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以及交易费用这项重要局限不能漠视。
轮到一九六六年我写《佃农理论》时，我察觉到地主的分成受到政府约束，农民产出的上升其实含意着某程度的租值消散，原因是分成受到管制，土地的使用免不了有点「公海捕鱼」的成分。博士后，深入地再想租值消散，一九七○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这篇文章推翻了红极一时的界外效应分析，也指出哥顿的租值消散分析之错，修正了。再跟着是一九七四，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这篇巴赛尔认为是数十年一见的重要经济文献，写得太深，付出不被行内一般重视的代价。
走马说背景，《经济规律只一条》是综合着上述的思维来回应孙冶方先生。要点如下。一、价格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准则（艾智仁的）。二、用这准则是在私产或权利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奈特与高斯的）。三、任何约束价格或约束分成的政策都有局部削弱私产的效果（我的）。四、除非用价格作为竞争的准则，任何其它准则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我的）。五、因为竞争无可避免，不用市价，其它准则一定会出现（艾师和我的）。「经济规律只一条」的意思，是只有以市场价格作为竞争准则，任何其它准则一定会出现租值消散的浪费。
示范的实例不胜枚举。价格管制，等于削弱私产的收入享受权，排队轮购（或搞关系，或论资排辈）等竞争准则会出现。但排队的时间浪费（或搞关系的费用，或争取辈份的费用）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没有，所以这些费用代表着租值消散。（《价格管制理论》一文的贡献，是价格被管制，数之不尽的其它准则可能被采用，该文是推断那种准则会被采用的理论。这是我平生遇到过的最深奥的经济学难题。）
上述是我与《信报》结交的开头。依稀记得，我那《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是一九八三年初在《信报月刊》发表的。再跟着是八三年十一月，山木兄邀请我在《信报》写《张五常论衡》这个专栏，《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这三本文章结集是该专栏的产品了。
跟山木兄一样，我对自己的影响力漠不关心。可能与山木兄不同，也可能比他敏感，当我察觉到自己真的可能对中国的经改有点影响，多多少少有点沾沾自喜。七个月前，到北京讲话，遇到周其仁。他给我看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前途》，另一本是《再论中国》。盗版无疑问，是从《信报》原版影印钉装，一字不改，但封面题目却是有人依样葫芦地再写过。打开第一空页，印上四个大字：内部阅读。这是北京复制给干部们阅读的。其仁说各书复制了二千本。天下间不会找到第二个书籍被盗版而比我更高兴的人。我说过，不怕你骂，只怕你不读，因为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国家三十而立乎？很难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奇迹无疑问，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还没有完工，「而立」似乎言之过早。差不太远，但我担心，因为这两三年北京的政策有点不对头。难关大致上都过了，可惜未富先骄，只差最后的三几步不继续走下去。盛筵难再乎？也很难说。昔日欣赏我的《经济规律》的北京朋友，今天老的老，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今天搞博弈理论的名校博士新秀，可没有上过经济学的第一课。
是《信报月刊》三十年的大日子，不应该悲观地收笔。乐观地看，我老了，山木也不年轻，见到炎黄子孙终于站起来，大家当然高兴。更高兴的，是大家一起回顾这三十年，他逆市行舟，在中语刊物引进经济学，当年我跟着他，拿着宝刀随意挥洒，大家一起杀出重围，不知将来的中国经济史会怎样说。
发表于 2007-4-8 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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