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裕次郎浮浪人

金丝铁线

在日本，如果高峰时间坐地铁，却发现人丛中闪现一处无人问津的座位，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百神佑护，出个门上帝都怕你辛苦给留下个座儿 – 日本人虽然脑袋有点儿发僵但并不傻，那里肯定有问题。

其中一大可能就是你刚要靠近便会闻到一股尿骚味和馊腐气，然后看到一个衣不蔽体，蓬足赤足的人伏在那旁边的座位上酣然大睡，令周围的人群敬而远之。

这种人，就是日本社会除了讨债的以外最不受欢迎的“浮浪人”，又名“厚母赖斯” – 这个名字与美国国务卿赖斯无关，是英语“Homeless”的音译，翻译过来就是 – 无家可归者。在日本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在车站的过道里，公园的长椅上，甚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或蜷缩醉卧，或神态木然，鹄面鸠形肮脏不堪，在他们身上已经难以找到人的尊严。风景秀丽的园林中，这些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用纸板，塑料布等搭建的小屋，成为高楼大厦之间一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风景线。

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最早产生于封建豪族的逃奴，随着日本进入工业社会，失业者又构成了“浮浪人”的主体。今天，仅大阪一市，就有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将近七千人。他们殊少乞讨（普通日本人也没有给他们施舍的习惯），大部分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也有的依赖慈善机构和教会提供帮助度日。夜晚，他们或睡在自己搭建的窝棚里，或在街头用纸板搭成地铺随遇而安。靠纸板抵挡寒冷未免近乎玩笑，因此虽然日本的冬天不算冷，但每年都会有几百个“浮浪人”被冻死（日本政府的公报中称为“行旅死亡人”）。

初至日本，第一次在公园里面看到随地大小便，旁若无人的无家可归者，萨十分吃惊，毕竟日本是发达社会，号称有着完善的福利制度，这些“似人非人”的无家可归者显得十分突出。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萨这些人便是“浮浪人”，“厚母赖斯”。吃惊之后，对日语一知半解的萨脱口而出 – 日本的浪人就是这副模样阿？！这句话引来一阵尴尬 – 日本的“浪人”和“浮浪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就象熊猫和熊一样差别巨大。“浪人”指的是古代失去主家的武士，类似于侠客，很多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英雄如大石良雄都是浪人，如何能与被视为社会渣滓的“浮浪人”相提并论呢？

如果和日本人提起浮浪人，他们往往给你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或者告诉你日本的无家可归者并不是社会问题，只是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已。这是日本文化中传统的维护自己社会形象的做法；或者告诉你无家可归者都是些酒鬼，懒汉，不愿意劳动的人，这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正因为浮浪人显示了日本社会的负面，而且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卫生，观瞻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普通日本人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可想而知。这种敌视心态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甚至多次发生不良少年无故袭击和残杀无家可归者的事件，有的少年甚至只是为了无聊就可以用棒球棍将无家可归者殴打致死。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社会对于残疾人和高龄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有福利制度，对失业者也有推动就职的部门，浮浪人不去工作而在街头流浪，自然是自己不努力的。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词也不无问题。日本无家可归者的年龄大多在五十岁左右，日本社会六十五岁为退休年龄 – 日本是老龄社会，劳动力缺乏，所以规定退休年龄要比大多数国家高，在这之前，都被视为劳动人口，申请救济基本难以获准。而传统的无家可归者原来多是体力劳动者，教育水平低，到了这个年龄想找到合适的固定工作非常困难。打零工，大多数日本公司都认为有固定住所的人才可以信任。无家可归者由于处于被社会抛弃的状态，自然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他们即便努力去工作，也只有可能找到报酬最低，又最脏最累的活。我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把这段话讲给一位在日本政府担任公务员的朋友，他的工作是负责社会救助，恰好与此有关。听完我的看法，他说大阪等地实际上有紧急状态下帮助浮浪人的“自立支援中心”，每到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就会开上车，到路上去“捡”无家可归者带回中心，给他们些吃的，喝的，住两天，然后 – 往往这些人就走了，再回到社会上流浪。

为什么？我困惑地问。

“可能，”公务员先生苦笑着说，“因为按照我们的原则，接下来就是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不愿意听？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日本电视台播放的一段新闻。

上一次世界杯前夕，电视上播放过一个恋家难舍的“浮浪人”裕次郎，夜里悄悄回来和妻子共度良宵，第二天被警察发现带走的新闻。我一向对日本的男性好感不多，但这一次看着那个用外衣蒙着头的被捕者被警察挟持而去，心中，却有一份难得的同情。

裕次郎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的家在大阪西区，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有一个妻子两个女儿。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在浮浪人里面能占三分之一。”

阿？老板出身混到要当“浮浪人”，而且还是成批的，这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还是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造成的问题。在整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运转，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连美国大批房地产的主人都换成了日本人的名字，投资的利润之高使大批日本人趋之若鹜。裕次郎当时正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五六百员工，也算春风得意。

谁知，进入九十年代，日本政府发布《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意图对过热的经济进行紧急刹车，但因为动作过大，软着陆失败，反而引发了整个泡沫经济的轰然崩塌，东京股市的价格暴跌，到1992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平均股票价格缩水到了1990年的三分之一多点儿。

无数日本正在春风得意的人物，闭门家中坐，一夜之间就一无所有 – 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无法还清银行的贷款而破产 – 裕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裕次郎发现自己即将破产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 离婚，去做“浮浪人” – 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无家可归者骤增50%，其中很多就是他这样的破产者。

日本对于债务至今实施的依然是“罪及妻孥”的处罚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他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责，比如他的配偶的财产也会被强行剥夺用于还债，工资只能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部分；他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费以外的娱乐，比如不经批准不可以出门去旅游 – 既然你能够省出钱来去旅游，就应该用这个钱还债。如果说这种处罚是对于借债人本人的，那么也算合理，但累及家人，不免让人想起古代的株连九族来。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法律，颇有些本来颇为恩爱的日本家庭一旦发现即将破产，就立即做出离婚的决定，为妻儿保住了房子和正常生活的男人只能就此流落街头，变成浮浪人。当然，这样的男人是不可以再回那个过去叫作家的地方，否则全家都可能被警方以诈骗罪起诉。裕次郎家的房子，本是他妻子的嫁妆，所以，自己出门去做浮浪人，就成了此时他唯一能为妻儿作的事情。

说起来，他们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回。

据说裕次郎刚刚破产一年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采访，虽然身负重债，依然穿一件破旧而洗得干净的西服，表情坚定，信誓旦旦地要用“日本人的顽强精神”重新起来奋斗。

然而，经过那次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的事件，几个月后再采访他的时候，记者看到的已经是一个须发邋遢，双眼混浊的重症酒精中毒患者，几个月的时间，裕次郎仿佛老了二十岁。

她的妻子费尽全身解数，才能使警察相信他们不是在用“假离婚”的手段欺骗社会，总算没有被没收财产，但是以前偷偷让孩子跑到街头带几个寿司卷给爸爸，或者悄悄送去件御寒毛衣的事情再不敢干。邻居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裕次郎在“家”的附近象幽魂一样徘徊，望着闭得紧紧的门和昏黄的灯光，无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现代社会带给人们先进的金融服务，也使人轻易把欠的债务弄到天文数字，对裕次郎这样的破产“浮浪人”来说，要还清债务，便多打一辈子的苦工也是天方夜谭，没了那一点灯光的支撑，所谓“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大约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罢了。要裕次郎们不自暴自弃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又怎么能被他们听进去呢？大阪的浮浪人中有两千人以上是因为在那次经济崩盘中破产而加入这支大军的，今天，他们依然在大阪的街头上游荡。

星期天，走过市图书馆整洁的楼舍，又忍不住瞥了一眼图书馆旁绿茸茸草地中的欧式长椅，那里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去坐一坐的，那是这里一个浮浪人老太太的禁脔。抛弃了做人的尊严，每一个浮浪人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吧。看看长椅上蜷缩在分不清颜色的棉布中那个模糊的影子，萨不禁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个老太太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完]

后记

那天，妻听到了我的叹气问起来。我便给她讲了裕次郎的事情。

听到最后，妻忽然叫起来 – 哎，你说的是那个裕次郎阿，那个人又上了电视呢。

阿？难道他回家了？记得最近两年好像日本对浮浪人的管理宽松了些，也有了些新的福利。。。

哦，那倒不是，是听说他成了“自立支援中心”的常住户。

怎么，他不在乎人家劝他工作了？

和这个没关系，是自立支援中心的管理员灵机一动让他当了助手。

他一个酒鬼怎么给人家当助手呢？

电视里说，自立支援中心虽然不断“捡”回来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独处惯了的，难以适应和别人相处，在中心里面，打架争吵等等事情不断，很不好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就用了裕次郎来管理他们。

让他来管理。。。这能行吗？

你别说，还真行，这裕次郎一喝了酒，就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当老板的时代，把一班浮浪人当成自己的属下颐指气使，大作威风，竟然不知不觉的树立了威信，结果，其他浮浪人都不敢招惹他，竟然让中心的秩序大为好转。这裕次郎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价值了。唉，听见我说话了吗？在发什么呆？

哦，没有发呆，就是想问问，这中心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么？我怎么觉得象中国人阿。。。

[完]

金丝铁线

金丝铁线

东京地铁廊下的“浮浪人”，纸箱就是房，过往的人行色匆匆，大概双方都已经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