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几乎是同时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互相影响和制约又互相促进和发展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和动荡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教育，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更生的强劲的推进力，它们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在“五四”时期。而白话运动的迅速繁荣也直接导致教育的变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逐步废除文言、改用白话就是明证。1935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可以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而会看不到的。”〔1〕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在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教育进行改革。胡适当时一再提倡的，就是一方面创造具有活力的白话文学也即所谓的“国语的文学”；一方面将这样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也即造成所谓的“文学的国语”，让它们成为新的国语规范，并逐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语言。〔2〕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老大之中国何以战败？人们自然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寻找原因，而在不断地思考与争论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落后。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在探讨中国战败的原因，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最为突出，他在战后不久所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详尽地探讨了中国战败的原因，在当时影响极大。而附在该书末尾的一个小册子《文学兴国策》（此处的“文学”指的是文化教育，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则鲜明地把教育与国家的兴亡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教育的落后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落后，也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此书一出，其认为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兴亡空前重要的说法即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撼。从此，一个“教育救国”的口号开始流行，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成为晚清时期一个有声有色的运动。那么，《文学兴国策》是一本什么书，而能够对国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文学兴国策》是由日人森有礼编辑的一个主要由美国各界人士谈论教育的小册子。森有礼于1871年出任日本驻美国第一任大使，他对美国的教育一直非常关注。1872年2月3日，他向美国文化部官员及其他各部和议员发照会一份，并向美国著名大学校长、文化人士等发函，称欲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和实际情况，并征求他们对日本发展教育的意见。他的举动在美国引起热烈反应，他最后收到了一大批关于美国教育的资料和对发展教育的意见，凑足后森有礼将其汇总整理，就是这本《文学兴国策》。该书被送交日本政府，引起重视，在认真研究后付诸实施。从那以后，日本的教育发展很快，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各类学校已有三万多所，教师人数达到了九万多人，在校学生有三百多万。而中国的教育在此期间，则基本上没有变化。由此，林乐知认为，日本之强在于教育，而中国之弱也在于教育，因此中国要富强，首先要办教育。这就是林乐知要翻译介绍此书的原因。《文学兴国策》全书共收十五篇文章，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美国教育制度的情况以及对日本教育发展的建议。应当说，真正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论述，即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重视教育则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反之则国家贫弱、民族衰败。毫无疑问，这些论述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现实针对性。
传教士的热心介绍，加上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使国人开始意识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文学兴国策》是1896年4月出版的，同年的6月，就有大臣奏请广开学校，7月又有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对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创议终于出现，而朝廷在听取了传教士和一些大臣的建议后，也终于同意开办大学堂，体现了把“教育救国”这一思想付诸实施的决心。在光绪为兴办京师大学堂所颁发的诏谕中有这样的说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一个“急”字，就明显地流露出教育可以救国的热切愿望。
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的呼吁相比，对于文学是否可能起到同样的救国救亡的作用，当时的文人学士基本上没有什么指望，相反的是对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批评和反思，因此在谈到新的教育制度的设立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时，传统的文学课程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而最大限度给予重视的，当然是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3〕。不过，在一味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尽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学见长，但也并没有摒弃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按照陈平原的说法，“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订，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4〕。
但文学教育的这种复出毕竟是被动的，多少有些不太光彩。中国那么悠久辉煌的文学传统，难道真的沦落到只有成为西方自然科学陪衬的地步吗？——在1900年之前，文学类课程所占比重真的是少得可怜，常常还不如语言特别是外国语言，因为它们毕竟更“有用”！不过，文学的这种被冷落不会太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读到一部日本小说，领悟到文学原来还具有启人心智的巨大作用。到日本后，即在其所办报纸上以文学手段继续其未竟的事业，以所谓的“新民体”文章呼唤国民的觉醒，尤其是大力倡导小说。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5〕。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吓人的高度，事实上也是提高了文学的作用。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等文学作品在宣扬维新变法、呼唤思想启蒙过程中的独特而巨大的作用，意识到仅仅让人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保证中国走向富强和强大，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才真正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否真正觉醒。而在如何让睡狮醒来方面，文学无疑是一个最为有用的手段。于是，一个本来为时人所鄙弃的学科，因着启蒙与救亡的需要，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并最终与教育一起，成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之被重视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倾向，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至今存在且有泛滥的倾向，实在是不能轻视。能够把看来“无用”的学科以“有用”的方式来使用它并发展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对此非常值得研究。
其实，对于何谓“有用”，王国维后来也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就对张之洞所制定章程中缺少哲学一科提出批评。针对张之洞认为哲学为无用之学的说法，王国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弃之列，而大学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不可；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阛阓等，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6〕当然，那时的王国维人微言轻，虽然见解深刻，却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倒是历史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赋予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重要地位，这就是借助其对人思想情感的影响，从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借重和使用文学，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文学的看重，当然有助于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做好了准备，但其对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性的忽视，也同样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整体成就不理想的结果。
教育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同样被视作为启蒙救亡服务的工具，并和所谓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举措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运动。而其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塑造人的心灵、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随着各类实用性课程开设得越来越多，真正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本来作为学校，应当具有文化的传承、创造和为一定的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但在所谓的满足特定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看来十分紧迫的启蒙救亡需要）的制约下，学校日渐成为单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一些实用性人才，所形成的一套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管理体系，严重忽视了对人的全面培养，以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多少真正对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塑造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类更加远离动物性和健全人性方面，我们看到了教育与文学的使命其实是相同的。
同样的使命却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教育所给予人的，毕竟还有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灌输和强制的方式，而文学给予读者的主要是启迪，灌输和强制往往是无效的。
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和文学，还不得不承担了另外一种使命，即呼唤国人的觉醒，以拯救我们的民族，教育救国和文学启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眼里，自然也是非常的神圣。
在教育家看来，文学毕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全面提高国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才是最好的救国救亡的途径；而在文学家那里，文学则是既能塑造心灵，又能启蒙救亡的神圣事业。
教育和文学，在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方面，看来还是有所不同。
1946年，冯友兰所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氏此言如今几已成为经典，这是因为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其特殊的身份，的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既坚持学术自由，又成为民主堡垒，这是今人为之赞扬的西南联大的功绩。
诚然，当大敌当前、民族存亡危机上升为第一位时，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当时的许多作家才会自觉地投笔从戎，走向战场。即使那些依然从事创作者，也把主要精力转向宣传抗日的救亡题材，这自然无可非议，却多少令人遗憾：因为毕竟对一个民族而言，从它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声呐喊，更应该有从历史深处和文化传统角度对我们这个民族进行审视和剖析的研究，同时也需要那些真正表现我们民族之伟大和智慧的艺术杰作。
而且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从反对科举废除科举开始，中经饱受历史巨变的影响而多次遭受挫折。到了世纪末，本来有了可以健康发展的机会，却又走上过分重视应试教育的老路。而文学，也在忍受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成为政治工具的同时，在世纪末同样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这种从依附于意识形态到几乎堕落为商品社会中一件普通商品的过程，同样说明文学的未来不会比教育更好——如果不对这种现状进行改革的话。
培养人才是不错的，问题是培养怎样的人才。是培养他们赚钱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还是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
文学艺术走向市场也是必然的，但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的心态是否也应受市场的控制甚至一味迎合市场的庸俗和实用的要求。市场所欢迎的难道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有真正价值的？一个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是否应该有更深广和深刻的方面？眼下所流行的所谓“美女作家”也好，“用身体写作”也好，除了散发出浓厚的铜臭味之外，就是更加刺鼻的庸俗和低级趣味，文学的堕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不值得深思？
（《文学兴国策》，1896年上海广学会初版，2002年1月上海书店“近代文献丛刊”之一。）
注释：
〔1〕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胡适文集》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2〕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3〕〔4〕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5〕《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
〔6〕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 
发表于 2007-5-31 1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