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位资本家眼中的世界/张宇燕

杜雅萍

最近读了《洛克菲勒回忆录》（中信出版社二○○四年版）。在这部著作中，老洛克菲勒五个孙子中最小的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前纽约著名市长拉瓜第亚的秘书、二战北非战场上美国陆军上尉、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洛克菲勒，讲述了他那个非同一般的家族、他本人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故事。戴维被其祖父认为是与之最相像的一个。但正是他违背了祖父设定的规矩，成为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个撰写回忆录的人。
　　此书洋洋近五十万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如何评价他那争议甚大的“强盗贵族”祖父老约翰·洛克菲勒（戴维的父亲叫小约翰·洛克菲勒）；他在芝加哥大学研读经济学博士课程时受哪位教授的影响最大；他究竟如何开始那使他最终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之路的；冷战期间他在访华时和周恩来总理谈了些什么；以及他对经商、财富、政治及人生的看法。
　　对于被后人称之为“他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的老洛克菲勒，尽管着墨不多，戴维非但不将其视为“强盗贵族”，而且在兼顾了普遍历史评价后正面地进行了评价。他把那广为流传的故事，即标准石油公司骗取鳏夫寡妇遗产、不择手段消灭竞争对手的劣迹，一概斥之为“无中生有”，并指出“他们的罪行”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正常商业行为，因为“如今规范商业竞争行为的法律当年几乎都不存在”。从戴维的嘴里我还听到，老洛克菲勒相信他所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且拒绝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而是把个人主义定义为“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
　　由于常年生活在经济学圈子里，我对戴维获得经济学博士的过程、特别是他对任课教师的评价颇感兴趣。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可谓群英荟萃，组成戴维博士论文委员会的阵容更是豪华，有奈特、瓦伊纳和兰格。在求学期间，他还在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上过课，熊彼特和罗宾斯曾经是他最喜欢的老师。从思想倾向上看，他并不赞同兰格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解，但仍旧认为兰格“潇洒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他对曾做过其导师的哈耶克的评价彼为有趣：虽然他具备聪颖才智，却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讲课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条，其著作冗长晦涩，几乎无法读懂，至少在读的时候很难不打瞌睡。
　　二战结束后，戴维接受其舅舅的建议进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通银行。开始时他月薪三百美元，在有二三十张桌子的大办公室上班，连续十几年每天乘地铁上班，并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将报纸叠成长条，一手拉着吊环一边阅读报纸，同时用两条腿夹住公文包。他从“零”开始，参军三年便从二等兵升成上尉，十二年之后便当上了银行的副董事长。“零”之所以被打上引号，在于老洛克菲勒曾经是这家银行的前身——权益信托公司——的最大的股东（拥有10％的股份），戴维的父亲是并购后的大通银行的最大股东（4％），建议他进入大通的舅舅温斯洛普是这家银行的总裁，一言以蔽之，这是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
　　在一九七三年会见中，周恩来对洛克菲勒家族了解之多着实让戴维吃了一惊。两个人的谈话很快就转入正题：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美元汇率，以及随美元大幅度贬值而来的美国通货膨胀。甚至一次大战后德国是空的通货膨胀和二次大战后中国货币经历的灾难性贬值，也成为他们谈话的一部分。周恩来当时最为关心的还是美国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于是这位大通曼哈顿的首席执行官在深夜为周恩来解释了国际货币体系，从布雷顿森林协定、马歇尔计划、贸易合作到欧洲货币合作。据戴维说，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并谈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对经济学似乎都不十分感兴趣，也不是很懂”。
　　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五位男性中出了两位州长，一位是做过三任纽约州州长后还当了副总统的、被戴维称之为天生的政治家内尔森，还有一位是做过阿肯色州州长的温斯罗普。而戴维本人也有多次进入政界的机会。尼克松曾两次请他担任财政部长，卡特还请他出任美联储主席，但他都拒绝了。不愿承担政治生涯带来的更加沉重的义务，避免成为不受欢迎政策的替罪羊，执著于大通银行和洛克菲勒集团公司的建设，是他给出的三个理由。在戴维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市场来驱除所有痼疾都是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订规则，剩下的工作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和甘愿冒风险的资本家密切合作时，造福的是社会。
　　戴维的成功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和他那显赫的姓氏相关。在执掌大通银行时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坐镇花旗银行的堂兄，后者是老洛克菲勒之兄弟的孙子。对于家族为其带来的优势他毫不隐讳。这位金融家写道：“回顾一生，我发现了与地位显赫的人建立关系的价值——那是实现实实在在目标的一种途径。……我意识到我实在是非常幸运。多亏了祖父和父亲，我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使我能够在追求自己人生目标时无须担心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正因为有如此背景，戴维才能以一种宁静恬淡的心态来撰写回忆录。在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戴维和“戴维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阅读此书时我有不少疑问，在此只提一件和中国有关的事情。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戴维煞费苦心。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他就找到基辛格，征求获准进入中国的最佳方式。这位尼克松的高参除了让他有耐心外，还建议他去联系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于是戴维就派大通的一位副总裁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等候，当代表团抵达时他主动走上前去，解释了来意后，就把一只装有五万美元现金的公文箱交给了中方人员，同时彬彬有礼地谢绝收取收据。由于这位副总裁的姿态给黄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中国使团便在大通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凭直觉我以为这段叙述不够真实，至少故事不够完整，有些东西没有交代清楚。
　　据说，大凡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些与生俱来的通病，比如以必要的解释或补充说明面貌出现的辩护，夸张地描述作者的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有选择地展示那些情有可原的缺点或美丽的错误，以中立的口吻把带有偏见的价值观移植于字里行间，并尽量宽厚地和不露声色地贬损一下敌手。这些诊断完全可以应用于《洛克菲勒回忆录》的阅读过程。至于戴维是否成功地逃离了窠臼，最终还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判断。
　　
　　二○○五年十二月

流星雨

据说，大凡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些与生俱来的通病，比如以必要的解释或补充说明面貌出现的辩护，夸张地描述作者的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有选择地展示那些情有可原的缺点或美丽的错误，以中立的口吻把带有偏见的价值观移植于字里行间，并尽量宽厚地和不露声色地贬损一下敌手。这些诊断完全可以应用于《洛克菲勒回忆录》的阅读过程。至于戴维是否成功地逃离了窠臼，最终还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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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句话：偏见常常模糊我们的视线并悄悄钝化我们的思维。但非常可惜的却是，我实在找不出是哪位名人说的这句话，因为此话纯属杜撰，如有雷同，也属心有灵犀。呵呵。

我脚得还有一种偏见，就是似乎认定了对方（手）一定无法理解本方的“立场”、观点、看法什么什么之类的，也即似乎认定了对方一定明白不了其实太多的争论（实际上或许应是所有的争论吧？）也不过就是一种偏见VS另一种偏见而已。谁能哪怕片刻跳开偏见的潘篱半步涅？还不都是半斤对八两，不就取个乐子而已哈？呵呵。

烦烦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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