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人类表达自由心智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现实在提供了表达的背景、资源和动力的同时，更对作家的创作带来种种限制与影响。在个体的表达诉求与现实的阻限之间，作家通过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的机制（后文简称“自审”），以求达到作品在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我们大致可从三个角度将“自审”分类：即艺术性自审、道德性自审与政治性自审。通常谈到的“自审”一般不包括艺术性自审。至于道德性自审，则应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其一：托尔斯泰式的。主要体现为用作家的道德理想来约束作品自由的展开，努力达到作者认为尽可能完美的道德境界。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并非世俗道德，它完全植根于作家的本体性的信仰与信念。主观上，作者凭借超凡的信念的指引，节制情感和欲望的过度张扬，而把作品的主题让度给终极道德理想，力求使作品趋于完美。在今日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作家如北村等，其作品的德性化育功能非常明确。但客观上，人们对这种道德上的自我克制是否能增加或者减少作品的艺术价值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创作自由的前提下，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出的追求永恒的严肃态度，追索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本就应是人类理性中的高级内容。即便是那些不尚完美、只求安乐的人们，至少应对他们那严谨的生命态度抱一份尊重和崇敬。 第二种情形的道德性自审则可归并于政治自审之中。因为这种道德自审不是以作者的道德理想作为衡量自审的标准，而是将特定时代、特定语境的国家道德强制性的内化到作品中，其实质则是一种非道德或反道德的力量左右和主宰作家的自审了。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狭义的自审，即政治性自审。政治在这里指的是公共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政治”对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强烈的创造性之间的张力。政治性自审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作家心灵中的内化的结果。 本文的观察，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察。首先应表明的是，在国家权力与作家之间，笔者将选择站在文学的立场、个体的立场，来理解和观察文明的周期性的盛衰兴替对于文学的影响，而不是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国家权力本身并不是自由心灵关心的方向，文学性的个体只关心政治与自由创造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在文明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书写呈现出或相融、或相对的辩证形态。近日正在与我的先生合作进行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历史周期论史观。历史周期论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有如生命一般有着他的盛衰规律，有如大自然一样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兴替。就中华文明而言，他已经跨越了漫漫的二个文明周期而仍继续存在，而其他文明迄今为止都尚没能突破一个文明周期的大限。我们认为，晋代后期的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以后，中华文明就进入了第二轮周期。简言之，今天的中华文明正好处在这第二周已然结束，而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三周文明尚未开启之时。从淝水之战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是第二周文明的春季；安史之乱后到元朝建立之前，是文明的夏季；元、明两朝是文明的秋季；入清以后就进入文明的冬季了。 在文明的春季，自然的自由是文明的主题。国家权力松散、平和，社会自由度高，艺术和思想受人崇敬，并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生命简洁、自由、欢快而不失于度。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文与命运，正是文明在春季的特征的最佳写照。李白的诗风率真、活泼，用典而不涩，明白晓畅却掩不住灵魂中溢出的飘逸洒脱。我们恐怕只能呼应到上一轮文明周期的春季——晚商西周时代，在其元典《诗经》中才能又见此种气象。43岁上的李白得到了唐玄宗超规格的召见，玄宗不仅下辇步行亲自迎接，而且赐宴，赐坐七宝床，更“御手调羹以饭之”，古代文人中只有李白得此殊胜礼遇。至于李白借醉意，命杨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信笔即成“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绝妙诗文，其个性之傲岸放达，在国家最高权力面前的随性不恭，其实表现了当时国家权力在艺术个性面前的包容甚至谦卑姿态。由此可见，在文明的春季社会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艺术与公权力互不相碍，令人神往。所谓“五侯七贵同杯酒”，并非吹嘘与炫耀，“同杯酒”很自然；所 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训诂学家指出“船”在唐代专指扣子，并非刻意标榜的狂傲，不系衣扣也很自然。作家可以以一种令后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气度自然而为，自然而写作，自然而生存，是因为那时的国家权力并未一意与作家为敌。 在第二周中华文明的夏季，文学作品较之春季有了更多的忧患、亢奋和激烈的情怀。唐前期本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联邦，此时则发展为贵族城市国家之间，为了中央集权的共主地位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性质的争霸、对峙和冲突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唐后期，各地方政治力量之间蠢动不休，中央政权也在各方面收紧。此后又经历了唐宋之间的种种混战，宋朝何尝不梦想实现大一统的统治，何尝不想“九州同”，但始终还是因为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四夷”的强势控制而从未能真正实现，甚至很快沦为地方性政权，连“北定中原”也成了幻想。此时，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并没有中断，而且愈加强劲。它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有二：其一，自然的自由开始转向激进的自由；其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忧患意识，其焦虑程度远超前代。 与文明春季时对政治的不即不离、雍容洒脱的境界不同，在文明的夏季，士大夫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在增强，政治并不是当时作家回避的问题，相反文学创作常常成为作家抒发政治抱负的手段。公权力的限制往往会刺激作家的反向自审倾向，甚至略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要求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大文豪的作品中，个人世界与社会现实常常胶着在一起，对世道不公的揭示、对言说责任的担当，俯拾皆是。然而，这种胶着状态使他们的生命境界往往显得沉郁有余而灵动不足，比之于文明春季的作家，他们更激奋更忧患，但也就少见李白、贺知章那一代人生命中富有的轻松与喜悦。此时的宗教也已不够自然，人为着墨的痕迹较重。宗教一方面成为文人逃避现实功名牵累之憩园，一方面也表明，在文明的夏季，思想和哲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总之，在文明的春夏，个体的元气充沛，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其内化的过程中，只能在个体的心灵和心灵的外在表达当中留下淡淡的痕迹。这种痕迹有时反而构成了一种映衬，掩映出了自由个体的创造之美。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象“比基尼”，正因为有些小面积的遮蔽，更能映出整体的动人。 宋神宗时代的文坛领袖苏轼，秉性率直，论诗标榜“言必中当世之过”，却没料到因此而险招杀身之祸。恃才傲物的苏轼所生之世已与李白不同，国家权力的捍卫者们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作家对天下万般事物的“指手划脚”。据说，虽然神宗本人不以苏轼的言论为意，但奈何参者众多，言辞激烈，终使苏轼遇祸，酿成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给北宋后期的政治气氛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士大夫从此讳言国事，明哲保身。士气与文气的凋敝终于使国家元气大伤，北宋的政局遂渐渐不可收拾。乌台诗案，是一个文明从盛夏转入凉秋的象征。 在文明的秋季，因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权力具有了空前的控制力。控制思想，控制思想的表达是帝国形态在精神层面的映射，明显的证明就是禁书不断增多。皇帝地位升高，而士大夫地位迅速下降。行政管理的体制与文明的春夏季大不相同，不断扩张的国家强制力对士大夫阶层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朱元璋删孟子，这在文明的春夏两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的。其关键，大概是孟子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让帝国及其人格化身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与难堪。明成祖杀了方孝孺，并诛杀其十族，几为史无前例。姚广孝劝他为天下保存“读书种子”，遭到拒绝。这证明，帝国与“读书种子”之间的紧张已达到崩溃的地步。这种源自帝国暴力的被迫的自审，它给自由心灵所强加的压抑和屈辱，遭到了写作者以“十族”的鲜血为代价的惨烈反抗。不过，也反证了帝国的脆弱和虚弱。嘉靖皇帝明知道海瑞的上疏是忠诚的、负责任的，甚至是有道理的，却要将其下狱。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又将海瑞等释放，这种复杂的心态，并不仅仅是海瑞们的悲哀。嘉靖死后，事实上文明的秋季已经终结了。 文明的冬季是帝国衰亡的时代。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表现出狰狞和凶悍的特征。清代文网的严密，文字狱的酷烈，只有前一轮的文明冬季的魏晋时期可堪比拟。自此而后的400年，国家强权对于个体的创造性构成了更严重的损害和摧残。早已不是文明夏季时那种淡淡的痕迹，而内化为深重的恐惧。这是以国家权力的强制力所制造的无数血淋淋的惨剧作为前提的。此一时期的作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帝国形态的变种，它的内在特征是反文明的，它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充满了末世的绝望与疯狂。1968年4月圣女林昭之死，是这种自杀性的反文明的疯狂的最高潮，它标志着文明冬季的结束，更意味着第二周中华文明的终结。从那时至今，我们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文明之外、文明之后、文明之前。
我们可以试以曹雪芹和鲁迅为例，考察冬季文明的严酷，以及作家通过把握自审的分寸和尺度，对此峻烈气候所作的应对。清代的文字狱是尽人皆知的，曹雪芹的特殊经历更使他明白国家权力的厉害。在《红楼梦》的凡例中，他就郑重声明“不敢干涉朝廷”，体现了在缜密的文网面前，曹雪芹的谨小慎微的心态。国家强制力虽然在不断扩张，但还没有能力伤害到作家的形上关怀，相反，国家权力在现实层面的强大，迫使作家断绝了形下诉求的可能性，使其更在形上问题上用力，境界大开。《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巨著：在作家的现实关怀被外力强制压服，于是他创造了一个“太虚幻境”。作家刘心武对曹雪芹的创作心理有非常准确的定位： 曹雪芹是边缘人的身份，从事边缘写作。他的边缘生存，开头是因家族的败落而被动形成的，后来，则成为他主动自觉的选择。他从事边缘写作，完全离开了当时的官方文化和社会的主流文化。……他在寻求超越，……把自己的情怀提升到超政治的人类关怀的新高度。（参见刘心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 不过在赞叹《红楼梦》的精深妙化的同时，我们却不应忘了凡例中的“不敢”二字。正是出自这“不敢”所透露出的政治威压，我们才更能体会出作品中对于人生的存在主义性质的深深忧郁，以及作者借主人公的命运传达出来的逃避现实的深深遗憾。 鲁迅曾躲在租界、半租界里写文章，所谓“且介亭”就是对这种精神飞地的戏称。冬季的帝国衰亡时代，外患频仍始终是难以逃避的事实。内在的衰腐所造成的异文明的碰撞，同时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一个反思的角度，并为精神先驱者在精神层面提供了转换、突围和发展的可能。租界的存在固然是历史的悲哀，但它同时也毕竟给那些来自文明内部的精神反抗提供了一个支点，譬如曾被清政府追捕的邹容。鲁迅在政治性自审当中对尺度和分寸的独特把握，具体体现在他对文风的选择上面：略带影射意味的讽刺，更适宜在古文式的文风当中得到实现。以《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的名句为例：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此一段落多用反语，既是由于忌讳的原因，又准确地传达出作家内心深沉的愤怒与悲凉。 但是，从曹雪芹到鲁迅，实际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仍然偏重于身体的层面。作家大多沉默无声，但其杰出者依然志节未衰，身体的摧残越猛，精神的气象越大。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则创造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此时，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实际上已突破了文明盛衰消长的界限，强制力的指向已主要不是身体层面的镇压，而是内心世界的革命性的批判重构。在此排山倒海的滔滔巨浪而前，基本人性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内心信仰的支撑几近崩溃，形上关怀几乎不再可能，绝大部分写作者的自审行为已成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自觉的遵守或自动的迎合。唯有圣女林昭是一个例外，更是一个奇迹。在狱中，她用血的书写代替了耻辱的书写，将这样一种从隐忍开始、以驯顺告终的奴性书写予以中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在自审行为的演变史上，圣女林昭的书写都有其特别的价值。 今天，作家的创造力所面临的审查的威胁，已不甘停留于以往对内心自由信仰的强制性消灭。在表述历史真实的领域，作家的书写和表达转而遭受到来自国家的更进一步的反对与遏制。（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按）《伶人往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沧桑》、《风云侧记》、《年代怀旧丛书》等，共同体现了作家对真实的历史表达的承担与追求。但是，我们被告知，这在现今时代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已不只是对个体的自由创造在国家强制力的这种审查暴力面前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一意孤行地要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感到恐惧。 行文至此，已无更多要说的话。在这样的天气里，在文明的黑洞里，就像向秀写《思旧赋》，了无意趣，只有匆匆煞尾。从林昭受难之日算起，文明的第二周已经终结了整整39年。我们大家都明白，如果执掌权力的一方没有勇气回归历史的真实，第三周中华文明的重新开始就将是没有希望的。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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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5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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