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77级历史系学生，原本110人，杨金福休学后留级，还有一个谁因为开后门被退学（这个同学彻底忘记了，只知道他是政教系的一老师的亲属），这才变成一百零八将，由此都喜欢匪来匪去的，互称土匪。

老木匠

77级历史系学生，原本110人，变成一百零八将，由此都喜欢匪来匪去的，互称土匪。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2-8 10:45

哈哈，这好像不是信史哩！

老木匠

1982届数学系毕业30周年聚会


【 以下文字转载自 FDU_Development 讨论区 】

【 原文由 xys 所发表 】


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帖子，有热心校友整理了一个名单,转载并致谢！

加两点说明

1、该名单其实是77级和78级混合起来的，分别是78年1月到82年1月，78年9月到82年6月，这个要实事求是的，说是82届毕业生还差不多；

2、本版置底统计海外校友时发现的工作单位变化

一位朋友年底回国参加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刚刚从上海回来。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77届的学生，与传说中下一代中国核心领导层之一的李源潮同一个班（全班总共46人）。据他说，李源潮带着太太小孩，专程赶来赴会。全班基本到齐，但没想到李源潮会带全家出席，更没想到的，是李源潮居然能认出叫出所有同学的名字，很随和地与大家闲聊了好几个小时。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觉得李源潮还跟从前那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最后拍集体照时，不知谁提议仍安照三十年前毕业照的位子站。李源潮当时是站在边上的，这次还是站在最边上（见照片，李在第三排，右边第二）。倒是弄得摄影师和记者们有点不知所措，想把李源潮重新安排到前排中间，但被他拒绝了。可见中国新的最高领导层还是不错地。



数学系7718（78.01-82.01）和7818（78.09-82.06）

柏兆俊  加州大学Davis分校计算机系 数学系教授、计算机系主任(复旦大学数学博士)
陈贵强  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原西北大学数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博士)   
范剑青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讲座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博士)
何华    野村国际董事总经理，原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博士)   
李骏   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哈佛大学数学博士 1978年首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
李坚    华盛顿大学数学教授，复旦长江讲座教授（MIT博士）     
李乐德  耶鲁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西北大学博士)  
刘建国  杜克大学数学教授，原马里兰大学数学教授  (UCLA数学博士、计算数学)
陆盈    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        
孟晓犁  哈佛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
孙路平  美国花旗银行总部Technical Specialist
魏景东  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      
徐幼于  德意志银行执行董事      
姚大卫  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教授  (多伦多大学博士)   
叶可英  弗吉尼亚大学统计系教授      
应志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雍炯敏  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原复旦数学系主任，数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张坚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数学系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琪    密苏里大学数学系教授（杜克大学博士）        
张稚逸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数学系教授      
周永胜  Triver Financi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 President（located in
San Jose, CA.）
包光伟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你没看错专业！）
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陈晓曼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窦一康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顾鸣高  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教授
何宁卡  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何志庆  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主任
黄民强  中科院院士，少将，总参五十八所研究员
李克难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李源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卢琳璋  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毛力奋  CCA SOFTWARE (SHANGHAI）首席执行官
毛文波  EMC中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梅建平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邱维元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潘皓波  金棕榈企业机构首席执行官
沈文海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
束宏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部总经理
闻申生  华夏基石公司副总裁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原复旦数学系主任
余跃年  信泰人寿保险，中国首批精算师，一次通过北美精算11门，创世界纪录
郁义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教授
张来武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张振跃  浙江大学计算机图象图形研究所所长
周林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凯瑞教授(普林斯顿大
学经济学博士)
周舜培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桦树

今天我们7778毕业30年返校庆祝。一晃竟然30年过去了。

我也应该写一篇高考纪实，那年12月10号（15号？ 20号？）记不清了，我在二龙路中学考场。记得是个阴天，很配那不明朗的心境。从公车下来后，看到四处乌央乌央的人，就像匆匆去赶集会，很多戴眼镜的，还有拿报纸当街看的，把报纸全开打开，沉浸地读，无视穿梭往来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我突然觉得气短，刚出差返京全无准备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信，要不要迈入考场呢？

最近太忙，哪天闲散下来时码一篇字，留个纪念。

老木匠是学文还是学武的？复旦的吗？我好几个同学那年去了复旦。

老木匠

今天我们7778毕业30年返校庆祝。一晃竟然30年过去了。

我也应该写一篇高考纪实，那年12月10号（15号？ 20号？）记不清了，我在二龙路中学考场。记得是个阴天，很配那不明朗的心境。从公车下来后，看到四处乌央乌央 ...
桦树 发表于 2012-8-4 11:10

欢迎桦树！

桦树从头看起，就知道木匠是77级华师大学历史的啦！

桦树

欢迎桦树！

桦树从头看起，就知道木匠是77级华师大学历史的啦！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8-4 21:25

哦，老木匠是华师大的呀？我有个同学现在在你们学校教书，叫杨奎松，不知你们老师之间是否认识。

华师大历史系很不错，过去有个陈旭麓，是和李新，彭明，孙思白一起写近现代史的。

李苗

杨奎松,啊， 久仰久仰。

老木匠

哦，老木匠是华师大的呀？我有个同学现在在你们学校教书，叫杨奎松，不知你们老师之间是否认识。

华师大历史系很不错，过去有个陈旭麓，是和李新，彭明，孙思白一起写近现代史的。
桦树 发表于 2012-8-5 03:45

木匠是1977级在那里读书，现在可不在华师大

杨奎松很晚来华师大的

老木匠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程

木匠师傅久违啦，谢谢转来楼上好文章。
77、78级英才辈出，是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该是当今国家栋梁。没成想当今常委中仅有李克强算是硕果仅存，再过5年77、78级的学生大多超龄，该过退休日子啦！

李梓铭

感人至深的好文章，往昔岁月一幕幕...............

老独步天下

那时的高考，其严谨性和公正性，可能更值得回味。

老独步天下

它是在族群之间，不同社会层级之间，一条比较光明的垂直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