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亲历记 李 新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6年“胡风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出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因此我对1956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校长，杨明轩、干家驹、聂真任副校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中国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家中，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地，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岗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 “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岗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岗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总支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人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争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大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大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谢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年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改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因此，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李新(1918～2004)：历史学家。1949年后,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教务长，校党委常委。196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曾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主编《中华民国史》。[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1836946[/lastedittime]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6-14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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