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

李旧苗

 

    本文研究的“停战谈判决策”是指1951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领导人决定接受美国方面的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决策。目前只能间接地看到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有关表述，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本文的重点是探讨这项政策形成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故在此不对此段话进行诠释。
    从1950年10月初决定出兵朝鲜到1951年6月决定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决策过程，其中的停战决策具有重大意义。从后来的发展看，尽管停战谈判持续了两年之长，中美在朝鲜战场较量的基本态势却是在1951年6月固定下来的。后来双方反复进行过多种规模的战役，其结果均未能改变沿三八线附近对峙的基本格局。从军事角度看，这种情况反映了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力量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大致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中国领导人在1951年6月决定进行停战谈判，无疑是基于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实际态势的认知和认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在决定出兵朝鲜和决定停战谈判之间的战争进程中，中国领导人是否考虑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会出现停战和通过谈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及在停战谈判的情况下争取达到什么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停战决策的解释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可以基本推断，中国的战争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简单的，即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中国领导人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面对军事斗争的结果，终于做出停战的决定。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论著论述了这个观点。 也有论著提出基本相反的看法，认为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是打击侵略，“恢复朝鲜和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似乎停战谈判本来也是中国出兵的目的，至少也是目的之一。
    在本文论述的那个时期，目前可见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决策层集体讨论抗美援朝的战略问题有过三次。第一次是1950年10月初讨论是否出兵；第二次是1951年2月彭德怀回北京，讨论志愿军未来的战略方针；第三次是第五次战役以后讨论是否停战。三次集体决策都存在不同意见，但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在第五次战役以后就停战谈判问题达成共识，明显要容易的多。这有可能也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和探讨均不多的原因。
    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详，但被称为是“中央开会”，应属比较正式的集体决策。与会者多数同意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确定了停战谈判的方针。聂荣臻回忆他当时提出的停战理由是值得注意的，即：（1）占领三八线以北已经达到出兵的政治目的，（2）沿三八线停战各方也比较好接受。 这里指出了中国决策层的两个基本考虑，既首先是中国已经达到了目的，换句话说是维护了被定义的基本利益；其次是“各方”可以理解为既包括敌人，也包括盟友。
    如果聂荣臻的回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目前还不能证明其是无虚假的），那么可以断定，仅以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五次战役以后战场形势中存在不利因素作为促使他们决定停战的理由，显得过于简单了，毕竟中国在1950年10月面临的军事态势并不能说比1951年5月就要好，他们却毅然决定直接参战。反之，以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为促使他们决定停战的原因，同样是过于简单的。除了对战场形势的认识外，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促成了中国领导人决定停战谈判。所以，仍有必要对中国的停战决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丰富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理解。
    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一些论著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 不过同中国出兵决策的研究相比，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同抗美援朝军事战略研究的结合不够充分。本文拟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问，重点探讨中国的军事战略——包括“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志愿军作战目标的制订及其变化等因素——对停战决策的影响。
    （一）“战争局部化”与出兵前的军事目标
    沿着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目标有一条明显的变化曲线。如果以三八线为横坐标，这条曲线大致是从上向下滑动，一直到低于三八线；然后是向上滑动超过三八线，以及再向下滑动直到三八线为止。导致中国决策目标变化并最终锁定在三八线的原因，固然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从深层次上看，则是中国在决策出兵过程中已经大致形成的“战争局部化”概念的合逻辑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论证了美国企图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当时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和损害，以及中国在决定出兵与美军作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包括军事上的困难和与盟国苏联之间协调政策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决策层内部在出兵问题上的分歧，等等。 正是基于对各种复杂因素的争论和分析，中国领导人在出兵决策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使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它大致包括三个内容：其一是尽可能防止朝鲜半岛的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其二是阻止美国在朝鲜北部、特别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其三是使北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
    “战争局部化”作为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是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中提出的，他当时使用的是“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即朝鲜半岛交战各方应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他当时提出的绝对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 可以说这个概念包含了当时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意图，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 从后来的进程看，“战争局部化”的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
    以往的研究表明，美军企图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于10月初大规模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这一事件导致的结果并因为其简单就可以被忽略，即它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 同样的逻辑，中国领导人必然认为，只有在军事上打败美国的干涉，才有可能实现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战略目标。
    毫无疑问，出兵朝鲜同样有可能导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其风险至少同不出兵同样大。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包括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以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 以及争取苏联承诺提供必要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争取苏联援助的过程表明，他们当时将尽可能避免朝鲜战争蔓延到中国作为首要的考虑，这也是苏联的援助起码要达到的标准。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陈明了中国决策层对出兵的具体顾虑，其中主要的担忧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 斯大林在答复中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 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随后的交涉中，斯大林虽然没有承诺立即在朝鲜半岛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保证立即向中国本土提供空中保护。这是在得知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 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 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 
    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它使抗美援朝战争最初阶段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向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本土会遭到美国海空军攻击的后顾之忧。
    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战争局部化”的战略原则是一致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援引的有关历史文献也证明，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中国决策层即将美军越过三八线确定为中国出兵的底线。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是否中国在决策出兵时，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是”或“不是”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
    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的确明确提出，既然出兵朝鲜，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当然他也承认存在另外两种可能的不利情况。有两个因素可能决定着毛泽东的思考逻辑。其一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前提一直是如何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而不是像后来做出参战决定时那样，必须考虑如何拯救那个政权。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美军正乘胜向鸭绿江挺进。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当时恐怕都很难想象，除了彻底打败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
    在随后的集体讨论中，决策层中几乎没有人赞成毛泽东要出兵朝鲜的想法。10月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为避免同美国的战争做最后一次外交努力。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他表达的内容应该就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周恩来告诉潘尼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的谈话显示，中国关注的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最终撤出朝鲜半岛。 在这里三八线并不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提出来的，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如果能够基本确定周恩来的谈话是中国决策层讨论后的共识，那么前述聂荣臻回忆就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0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再次调整了战争目标。在10月初的集体讨论中，林彪曾经提出过“出而不战”的建议，即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10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这几乎就是“出而不战”的计划，不同的是将防线南推到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和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地区。毛泽东认为这是当时唯一有把握作到的，当然也是有利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导致中国领导人调整作战目标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战场形势的迅速恶化和中国领导人对实际情况的进一步了解。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中国真正决定出兵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对中国军队能否取胜缺乏信心，特别是担心空军大规模参战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斯大林在是否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上大步后退。10月10日，斯大林向到访的周恩来和林彪表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至少两到三个月内不能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提供预期的援助后，于10月12日提出，志愿军的任务是到“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可攻击美军”。10月14日，毛泽东经过与彭德怀等反复交换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入朝的作战目标，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在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毛泽东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他甚至进一步含糊了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即在朝鲜北部“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 
    当然，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完全放弃了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想法，他毕竟还保留着6个月以后同美军作战的选择。但不应过度解读那句话，因为首先它不过是诸多军事选择中的一种，而6个月后出现“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只是毛泽东的设想而已，实际情况是它从来没有出现过。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所有战略设想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美军在未经严重打击不会自动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政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此而准备同美军作战并争取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五次战役显然不是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所预定的，甚至不是他们所预期的，由此才能理解后来为什么会一再考虑停战的问题。
    （二）停战谈判设想的提出。
    如上所述，在出兵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对参战目标的阐述是相当有弹性的，他们一再提出的“使美国知难而退”就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弹性的作战目标无疑应该包含这样的回旋余地，即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也的确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周恩来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曾谈到过，在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上，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当时的看法也有其参考价值。从现有的档案看，斯大林在10月1日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中提出，如果中国向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哪怕是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北朝鲜军队能在中国军队掩护下，撤到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在随后不久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即如果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有可能设想中国参战后，将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政策，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公开的档案表明，在中国决策出兵到第二次战役开始这段时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超过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换句话说，斯大林当时并不认为，中国参战的结果必然是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
    不过，上述情况只能证明中国领导人考虑到有谈判的可能，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领导人早就预见到，会出现后来沿三八线停战谈判的局面。况且这首先也不取决于中国方面，志愿军的作战对象美军在遭到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以前，也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停战谈判的问题。
    从志愿军进入朝鲜初期的军事行动看，毛泽东明显趋向于提升作战目标，这种提升是逐步的，但的确相当迅速，而且是在与志愿军领导人的协调中进行的。影响中国决策层迅速调整作战目标的首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致使志愿军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防御作战。
    志愿军参战初期的作战方针如上述，即“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据此，志愿军领导人将入朝后的作战目标确定为“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具体部署是争取控制龟城、泰川、德川、宁远到五老里一线，展开积极防御作战。毛泽东甚至提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内，只做不说”。 
    问题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们已经无法进入预定地区实施防御。至10月20日，即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第二天，西线的南朝鲜先头部队三个师已经进抵离志愿军预定防线90——130公里的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东线南朝鲜先头部队一个师则已经进入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为四个师又一个团，他们离预定防御地区的距离比南朝鲜军队要远将近一倍。10月21日联合国军从平壤、元山全线向北进攻。
    志愿军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志愿军有可能立即以运动战方式，歼灭部分南朝鲜军队，使联合国军不敢冒进。不过当前的战役不应改变原订的方针。10月22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在半年内，我军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以北地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临江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勇敢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战役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消灭伪军两三个师后，以达到争取扩大和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 
    毛泽东则认为必须改变志愿军原订的作战方针。在他看来，志愿军初期作战可能导致如下三对变数：
    其一，如果志愿军取得较大的胜利，联合国军将停止进攻甚至在一些地区后退；反之如果战果不大，联合国军增援迅速，战局将对志愿军不利。
    其二，如果美空军给志愿军造成重大损失，志愿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反之如美空军无法造成严重破坏，志愿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联合国军。
    其三，美军大量增兵而志愿军运动战并不顺利，将造成志愿军被动和困难；反之则对志愿军有利。
    毛泽东提出“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他认为当前“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并发动进攻，争取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正是在调整作战计划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志愿军进入朝下你后第一次首次明确指出，如能大量歼灭美韩军队，就有“迫使美国与我外交谈判之可能”。 
    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固然取得了胜利，不过并没有取得大量歼灭美、韩军队的战果。这意味着毛泽东设想的第一、第二两对变数中的有利情况并没有出现，战局将如何发展还无法确定。
    第一次战役的结果明显地制约着毛泽东对第二次战役的目标的思考。他坚持志愿军应该经过一到二次作战，将“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个目标将通过运动战迅速大量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予以实现。 毛泽东于11月初提出，将德川方向作为战略重点。他强调指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此后不久，他进一步明确，“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他声称如此志愿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所谓“根本上胜利”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志愿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具体地说就是要将战线向南推进到平壤、元山正面一线，建立德川、球场、宁边及其以北以西的战略后方，造成进可攻退可守（甚至可和）的战略态势。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前夕确定的战略方针，区别只不过在于，它现在是通过运动战沉重打击美、韩军队之后才能实现。毛泽东称这一设想的实现为“根本上胜利”，是因为控制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彭德怀在第五次战役后指出，“元山、平壤线必须控制于我手”，否则美军占领该地区将“控制朝鲜蜂腰构成防御纵深对我是不利的”。 毛泽东在部署第五次战役时，也表示这一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底线。 由此观之，第二次战役虽然是进攻作战，但它要达到的目标是同出兵前夕的计划基本一致的。
    本文之所以强调第二次战役作战目标与决定出兵时的确定的作战目标之间的联系或一致性，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中国决策层会就未来的作战目标展开讨论，而这些讨论已经直接触及到“停战谈判决策”这个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目前还只能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看到讨论的（很可能是）部分内容
    12月3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和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金日城。目前还不清楚金日城为什么这时访问北京，合理的推断应该是与战局发展有关。毛泽东在会谈中向金日城分析了战争的前景，并像以往一样，指出战争既可能拖长也可能速胜。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认为美国很可能提出停战。他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停战谈判条件，即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他告诉金日城：“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不过他根据自己政治经验提醒金日城，美国的“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从12月3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局的看法出现两点变化：其一是与出兵前后相比，毛泽东明显地乐观多了，他认为已经存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其二是明确提出将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必要条件，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最好”。这无疑是毛泽东坚决主张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强调的事，毛泽东始终认为，一切可以接受的前景能否实现，都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否则即使与美国达成协议也是不可靠的。毛泽东的思考中的这种观点是相当重要的，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对美国的极度不信任应该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停战决策的重大因素。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以往一些研究未予足够的认识。
    当时国际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在这个阶段可能对他的决心产生了更重要影响。当时苏联驻华代表和北朝鲜方面频频要求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谈到停战问题。后者表示美国自己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而志愿军应“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12月7日，周恩来告诉罗申，为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葛罗米柯当天即指示罗申转告中国方面，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建议在朝鲜停战，他应该提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苏共政治局认为，当前美国建议停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挽救失败。盟国的态度显然在推动毛泽东下决心坚决突破三八线。
    12月3日谈话的内容于第二天转达给志愿军领导人，后者的答复表明，他们对战局的估计显然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志愿军领导人认为，要彻底打败美军，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联合国军的一线部队达20万，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加在一起为30万，不占绝对优势。经过连续两次作战，部队相当疲劳，而且后勤供应不足，西线主力20万人仅有300辆汽车供运输之用，其困难程度难以想象。故战争很难迅速结束，目前志愿军应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否则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 
    毛泽东与志愿军领导人对战局的不同判断当时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第三次战役是否要突破三八线上。12月8日，彭德怀在命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的同时电告毛泽东，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应该根据战局的发展再做决定。他说：“能歼灭伪一、六两师、美廿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我即将进越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因过远南进，驱退敌至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人主力”。 
    邓华在此后不久给彭德怀的信中，表明了他对第三次战役的结局存在几种不同的估计，并倾向于不大可能大量歼灭美军，因此建议应准备长期作战。邓华认为：“第三个战役可能打出三个可能：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大。因敌有两次经验，且兵力更加集中了。虽如此，我们仍应争取前两个可能，缩短战争时间，于全局有利。……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分（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来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 
    毛泽东没有接受志愿军领导人的主张，坚持志愿军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美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如果志愿军这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等于在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态势，政治上极为不利； 其二是从未来作战考虑，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保持战略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避免被三八线束缚。 
    彭德怀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制订一项相对保守的战役计划，使志愿军既能突破三八线，又不至于陷入困境。彭德怀在布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告诉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在还有二十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该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表示赞成支持彭德怀提出的“稳进”方针，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国决策层内部对朝鲜战局的讨论表明，中国决策层的确在进一步考虑停战谈判。不过战局的顺利发展使毛泽东本人越来越乐观。他在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提出起码要迫使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才有可能进行停战谈判，甚至对迅速迫使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抱有希望。但就中国决策的完整过程看，志愿军领导人的看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为第三次战役制订了稳妥的作战方针，从而保证志愿军在突破三八线的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国因此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志愿军也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
    （三）停战谈判决策的形成。
    肯定“战争局部化”战略原则的存在和影响（包括宏观指导意义），并不等同于认为只要确定一项基本合理战略原则，它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就会自动地导致正确的决策。在现实中任何一项合理的战略都不会自动导致在关键时刻作出合理的选择。决策者是否能审时度势，经常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并占领了汉城；另一方面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五点建议，其内容在接近周恩来12月下旬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不论基于什么理由，美国已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决策层再次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展开讨论。最初讨论的是是否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关于立即停战的建议。
    第三次战役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和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军。从战役结果看，志愿军虽然占领了三七线以北地区并控制汉城，却没有大量杀伤敌军。这本在志愿军领导人的预料之中，问题是在规划第三次战役过程中已经反映出来的速胜情绪，在志愿军突破三八线的激励下迅速发酵。国内舆论高唱“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盟国也不断施加压力。很可能是延续第三次战役之前的政策，1月11日，也就是周恩来声明发出的前六天，苏联代表已经在联大发言，反对“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建议案。苏联的决定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况且志愿军要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或许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前引聂荣臻回忆中称，停战条件要考虑是否“各方”都可以接受。
    彭德怀坚决反对继续进攻，不同意北朝鲜方面关于美军会很快退出朝鲜的判断，认为志愿军已经无法迅速发动新的攻势。他甚至在1月15日致电周恩来，表示不赞成立即拒绝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的停战方案。他建议提出有限期停战，以便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 由此可见他对于志愿军的困难估计得相当严重。
    这时的关键是毛泽东本人的看法。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正是这种看法使毛泽东不愿因接受停火而束缚未来作战和降低对美军的威慑。重要的是这种看法已经开始贯彻到志愿军的军事部署和准备中。这是导致中国领导层拒绝当时“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建议的最主要原因，其结果是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取得外交主动和分化敌方阵营的有利时机。
    不过，在军事行动方面，毛泽东坚决支持彭德怀停止进攻、休整军队的计划。他的经验使他相信，通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以运动战大量消灭美军，而不是采取长远距离的追击作战和攻坚战，就可以达到驱逐美军的目的。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其脱离实际的目标，另一方面却支持彭德怀的军事计划。他于1月15日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详细说明志愿军的计划和面临的困难。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如不充分准备，“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当北朝鲜强烈要求立刻发动新的进攻时，他指示彭德怀，让朝鲜人民军向南进攻并自行指挥，志愿军只担任仁川、汉城和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并进行休整。 
    由于美军迅速发起反攻，导致中国决策层内部再次开始讨论停战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志愿军领导层中这时也存在“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的看法。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彭德怀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志愿军向后撤退15至30公里。 
    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并再次提高了停战的条件。他要求志愿军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歼灭敌军二、三万人，占领三七线以南的大田、安东一线，从而确保稳固地控制汉城、仁川等地，那时谈判将对中朝有利，现在停战则不利，故“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他坚决主张“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 
    2月中旬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志愿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战。在2月17日发给志愿军各军党委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志愿军领导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还暂时占某些优势”。正是这种判断使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就战略方针与毛泽东等取得共识。这时中央军委已经注意到战局变化中的不利因素和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并在考虑志愿军向三八线以北地区撤退。 中央军委2月8日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表明，毛泽东也开始意识到，在将美国退出朝鲜半岛作为作战目标的情况下，朝鲜战争不可能短期内结束。 
    21日彭德怀到达北京的当天，即与毛泽东讨论了朝鲜战争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谈对于调整志愿军的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听取了彭德怀的介绍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随后几天，彭德怀密集会见其它军事领导人或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介绍、讨论和安排与志愿军作战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些活动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中国决策层开始放弃迅“速胜”思想，并提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
    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这份电报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经过讨论后，对战局和志愿军作战方针的决定。电报说明：志愿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 斯大林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城。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提出这个方针明显带有过渡性，它还不能说明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因为类似“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说法，毛泽东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前后就讲过。 从政策调整的过程看，首先中国决策层仍然将作战目标确定为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所谓“准备长期作战”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其次是没有讨论谈判问题。其原因很可能是在美军在战场仍占据军事优势并正在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候，中国决策层不认为美国会有意停战谈判，而且他们必然会认为，在这种军事被动的情况下提出停战，将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直到这时都一直坚定地相信，志愿军如果不能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和军事优势，美国不会停战并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也是他们总是提出要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的重要原因。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回主动权”。 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第四、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加之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致使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第一、第二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歼灭敌有生力量。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局并建立军事优势，是此后不久中国决策层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当时彭德怀显然再次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与中央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即派遣邓华及一些重要的一线军级首长等返回北京。
    志愿军固然有重新调整军事战略的需要，不过直接导致6月初中国决策层讨论是否停战谈判以及相应地调整军事战略的关键因素，是恰在此时苏联向中国通报了6月1日美国代表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会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停战。美国通过苏联转达有意停战的信息，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决策层一直对美国有关停战的种种议论持严重的怀疑，由苏联转达的信息则使中国决策层可以基本确定，美国对沿三八线停战有可能是认真的。这一判断对中国决策层当时下决心停战谈判是至关重要的。
    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讨论朝鲜的军事形势和战争方针。双方决定与美国举行停战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前述聂荣臻回忆的集体讨论，应该发生在6月初这段时间，与会者多数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 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 
    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中国决策层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配合“停战谈判”决策的实施，志愿军于6月25-27日召开“高干”会议，决定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至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形成。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城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结  论
    本文的论述已经证明，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后，除了以积极防御为主要特点的第四次战役外，其他几次战役都伴随着对停战谈判的考虑，有关停战的设想和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每次都涉及到战役目标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原因是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连续进攻作战并不是入朝前所预期的和策划好的作战方式，对战场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导致了军事和政治决策呈现出很强的随机性。不过有关的各种意见和决策从根本上说，始终联系着对“战争局部化”和由此界定的战略利益、制定的军事战略的本质的理解、背离或贯彻。因此探讨停战谈判决策与探讨军事决策一样，都必须比较准确地理解中国决策层有关“战争局部化”的概念。“停战谈判”决策形成的过程也表明，中国决策层在不同阶段对战场形势和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认识和判断，在特定的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认识和判断往往是由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是在持续的争论中形成的。由此观之，一项合理的战略并不必然导致在战略实施的每个阶段，决策者都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反之，也不应该因特殊阶段的决策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便忽视一场局部战争中的战略原则对于指导、认识或预见战争进程的重要意义。

老木匠

牛军这个研究实在是太掉身价了，所以我一直没有转这篇文章。

简单来说，第一个大错就是把停战理解为“停止作战”，于是把内部战略争论也与停战挂起来谈论。

停战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指停止（冻结）战争状态，为下一步“媾和”（回复到和平状态）做好准备。如果是双方同意的“暂停作战”，那也是法律概念“停火”。单方面的停止作战行动、脱离接触，那只是战略的调整，与法律意义上的“停战”毫无关系。

第二个大错就是无视早已公布的档案资料，把停战谈判完全归结于毛及中共的英明决策。真是昏得可以。分明是五次战役失败后金提出要求停战，斯大林批准——这早在10多年前出版的师哲回忆录里已经揭露的事实，现在更有了前苏档案的资料证明——而毛体会到斯的意思是谈判、但不停火、也不让达成停战协议，于是指示拖延谈判，使得战争白白延长了两年。而最后的停战，也是因为斯大林死了，继任的苏联领导人不愿意再玩这种战争游戏，指令中共认真谈判，接受联合国军方面条件。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54年月11月13日生于重庆。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讲师和中外关系教研室主任。199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2000年12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部学部委员，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副主编。

    嗯，从他的文章里，你就可以读到什么叫做人大的法学博士，什么叫做中国式的历史学者。

李旧苗

我是前面转了陈兼的文章，正好看到牛军这篇相关的文章，就顺手转过来了。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仅仅因为一个在中国而另一个在美国、学术环境不同吗？昨晚《海峡两岸》，请了牛军和复旦的孙哲做特邀嘉宾。

老木匠

陈和牛，知识结构不一样，人品也不一样。

人大公开以培养官僚为号召，国际政治专业出来的尽是一帮官迷，唯上唯权。

有关停战、停火、媾和的区别，当时高岗与金在斯大林处，是斯大林仔细向他们说明其中的区别，金提出要停战。

牛的这种研究，就国家关系来说，也是极其侮辱朝鲜主权。一场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居然停战的指导权是在中国，不是丧权辱国是什么？尽管实际情况确实是中苏做主，朝金不得置喙，但是今天的研究里，对中苏这样的行为是要予以指责的，反过来还要自夸自大，这就足以说明金朝以后依赖华而反华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