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 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盖棺论定"实在是早该被重估的观念，所谓"诗无达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也，历史就是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和书写。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它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地、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就非常必要。[2]这也就给史家质疑历史的叙述模式提供了视角和反思的资源。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就把这种视角和资源运用到关于中国历史叙述模式的批判中，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杜赞奇为印度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师从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史，其第一本专著即其修改后的博士论文：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3]。该书在1988年出版之后，即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两项大奖。1995年，杜赞奇又推出其第二部力作《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质疑近代中国的叙述》（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将关注点集中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与民族叙述，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从民族中拯救历史》一书聚焦于中国、也包括印度的近代史，主要讨论了20世纪早期中国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叙述与线性大写历史（History）的关系[4]。其实，对于该书的一些内容，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不应该陌生。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杜赞奇在其所提交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一文里，就表达了不少类似见解。文章特别指出："历史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它趋于叙述一个走向统一的民族，并且成为民族国家规划的一部分，这种规划给予民族国家特权，压制分歧和多样化--除非分歧和多样化得到民族国家的批准。"[5]这样的论断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或是曲高和寡，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就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在该书中，杜赞奇运用了后殖民主义论述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书写层面检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关于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目的在于"批判作为大写历史主体的民族"(p.6)。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杜赞奇探讨了一些民族如何将自己纳入大写历史，接受线性的、进化论的、目的论的主导叙述过程，对以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现代化研究典范进行了检讨，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是一个与过去完全断裂的产物，而且"近（现）代民族主义并非新鲜的东西，其新鲜之处仅在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已经全球化了，并为民族国家作为主权的唯一合法性表达护法（sanction）。"(p.8)该书第二部分，包括5篇对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理论进行运用的实证文章。[6]这些文章即是杜赞奇试图去打破大写历史的进化论式叙述框架，来书写多歧性历史的尝试。通过这些实证文章，杜赞奇揭示了近代中国不仅存在着与民族历史叙述相互争竞的其它历史叙述方式，也存在着与之相颉颃的其它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但它们都被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遮蔽了。最后是结论部分，杜赞奇重申了对大写历史叙述的批评，同时对"多歧的历史"之内涵进行了延伸与展望。当然，他这里的批评区别于以前大多数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主要不在于批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书写之虚假性方面，而在于批评作为以民族为主体的大写历史叙述。
杜赞奇认为："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他提醒读者不能忽视大写历史所使用的语言及叙述模式，因既往的以客观主义相标榜的历史研究，恰恰忽视了历史书写的语言与叙述形式。而叙述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会根据当下的需要适当地消解掉（或利用）一些过去的历史（dispersed histories）和关于过去的叙述，而最后取得优势的主导叙述，反过来会影响甚至左右人们对过去历史的认知，覆盖当时关于历史的多层次表达。为了打破这种情况，杜赞奇提出了有着宽泛涵义的"多歧的历史概念"（"bifurcated" conception of history），来作为线性历史叙述的替代性（alternative）表述，以让人们更立体地观察过去以及关于过去的叙述。
在此书中，杜赞奇还指出了一个吊诡："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其特征是它作为一个弱国家，但却有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p.170)这种国家主义论述伴随着民族主义，趋向于叙述民族的统一性并成为民族国家规划的共谋，包括与民族国家不甚合拍的市民社会的主张、地方对抗国家的联省自治表述的存在，都构成了对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的掣肘，但最后都被民族的大写叙述所消解或挪用。的确，历史叙述的繁杂性本应同历史之多歧性紧密相关，各种叙述之间的竞争与差异常常意味着不同集团、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及分歧。这些分歧在实践中很难被简化为单一的表达或体验，除非能将之殊途同归于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里。但如果这样的意图得逞的话，那么历史上的那些边缘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和其他信仰群体的派生论述（derivative discourse）在大写历史叙述中就会被湮没，性别因素及女性在民族主义事业中的作用会被忽略或淡化，不同群体对民族主义不尽相同的接纳和感受也会被化约为一。更不必说那些与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神话无关的、作为本国里的"他者"的声音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少数精英群体和政府神圣化了的民族主义认同加之于其身，尽管在现实的斗争与生活中，这些"他者"扮演的也不只是配角或牺牲者。因之，杜赞奇认为需要"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去发掘被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所掩盖、扭曲或挪用的其它表述，特别是来自历史上的"他者"的声音。 [1]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该书中文版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合译，王宪明、李海燕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本文这里所用为该书英文版，因该书中译本存在一些漏译、误译问题。另外，中译本把该书标题"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转换为"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笔者认为这个标题不能很好地说明杜赞奇此书里narrative的真正意思与重要性，narrative是杜全书着力探讨的内容，可以说是全书最关键的词，意在说明其对塑造民族与民族主义论述的重要作用，而不同的叙述（narratives，有时也被译为叙事）模式则会建构或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乃至会成为改变现实的重要力量。再者，中译本把"nation"翻译为"民族国家"也可商榷，这里似应该翻译为"民族"。关于nation此词如何翻译，可参看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90－292页），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第82页注释1），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9页吴叡人所作"导读"）等。
[2] Karen Halttune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vity," Victoria E. Bonnelt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66, 178.
[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该书中文译本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History中的"H"大写，有其特定含义，指的是与其它描绘历史的方式相区别的启蒙历史，这种启蒙历史反映的是一种直线的、目的论式的历史发展观念，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参看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 4。对于"大写历史"的分析，还可参看Theodore Huters为杜赞奇该书写的书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6, No. 1 (Feb., 1997), pp. 166-167；又可参看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54页。
[5] 杜赞奇：《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刘永涛译，收入汪熙、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 --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3－390页，引文在第383页。该语又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 173。
[6] 这部分的5篇文章曾被一个评论者认为是本书中最出彩的研究，参看Matthew Chew对该书的书评，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5, No. 6 (Nov., 1996), pp. 8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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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5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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