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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亚洲华裔商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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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7年7月10日 星期二
  
  
主导东南亚商界的精明华人大亨创造了该地区的经济奇迹，对吗？错了——如果你仍然相信这种上世纪90年代的胡话，那你就很有必要读读这本《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了。作为《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总编辑和《中国梦》(The China Dream 2005)一书的作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应该被视为一个亚洲商界神话的首席破坏者。

对于笼罩在香港和东南亚富商巨贾头顶上的光环，斯塔威尔打破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神话，就是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该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及此后的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教父级人物。

事实上，上述经济增长和复苏都是由平凡的出口行业推动的，这是一个而大亨们普遍回避的领域，因为它牵涉到国际竞争。斯塔威尔得出结论：“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

主要的商界家族在二战之后（或期间）将对殖民当局的忠诚转移到了新统治者身上，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赌博或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

斯塔威尔的语气是嘲讽的但并不冷酷，他有时几乎像是在同情那些教父们，因为这些人要逢迎腐败的政客，要与混乱的文化认同苦苦抗争；有些人求助于信仰再生的基督教，虽然他们富了自己却让身边的市民陷入贫困。

但斯塔威尔对亚洲商界神话的破坏既是有启迪意义的，也是无情的。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工作真的像辛勤劳作的华人大亨神话所显示的那样辛苦吗？是的，如果你把以下内容也算作辛苦工作的话：打高尔夫；早上10点到公司；浏览新闻看看有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主持一个商务午餐；再做一两次按摩推拿。对多数大亨来说，真正管理公司的是那些“首席奴隶”——帮老板打理事务的人，或是被称为“鬼佬走狗”的西方经理人。

作为华人是否让你更容易取得商业成功？当然不是。有很高比例的大亨确实恰好都是华人——自殖民时期以来，作为东南亚没有政治威胁的移民，他们一直以买办的身份而受到青睐——但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和当地人一样贫困，而一些富得流油的教父级人物，则带有犹太人、苏格兰人、泰米尔人或马来西亚人的血统。

富豪和奉承他们的宣传家散布的无数“白手起家”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度？可信度不高，斯塔威尔说。泰国电信大亨、被赶下台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喜欢谈论他“卑微的家族背景”和对农村贫困的理解。但事实上，他信来自一个老牌商业王朝，家族生意涉及丝绸、金融和房地产。

斯塔威尔以同样的热情和神韵戳穿了其它几个神话，其中包括人们一再声称的香港是个“自由”经济体的可笑神话。事实上这个地方的经济充斥着卡特尔、双头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仍没有出台一部竞争法。

虽然书中有一些微瑕——比如一份地图上菲律宾的名称拼写有误，而且1984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日期也被弄错了，但这本书比以前对亚洲商业家族的研究更深入，触及到了以前被忽视的主题，比如大亨们出于自身极其险恶的目的而滥用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

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斯塔威尔写作《亚洲教父》一书的目的——他把大亨家族放到了当代亚洲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在对各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全社会谋福利方面的不幸失败而已。

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而且，如果他们蠢到投资于教父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

即便是在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繁荣都市里，收入不均衡现象也在扩大——斯塔威尔准确地将经济压力与香港2003年争取民主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有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一小撮享有庞大特权的教父们巧取豪夺，亚洲人还能容忍多久？这些教父们有些令人讨厌，有些则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

也许不会太久，如果他们读到并理解了斯塔威尔在书中列举的这些令人警惕的事实。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