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争自由·顾准谈希腊·其他
——(2006年)读书日记十一则 4月19日 星期三 多云
清晨五时许起床出去活动身子。回来到阳台读书，读胡适有关谈自由的文章。
每次读胡适，一边觉得他的可爱可敬，一边又觉得他推己及人，把当权者想得过于好了。胡适最可贵之处，知道自由是要争取的，当权者不会主动送你。而同时他又总以为只要说公平的话，说负责任的话，只要是善意，当权者就会容忍就不会治罪；至少只要你能像他胡适说的那样坚持下去，且“久而久之”，便能让权势者“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好像胡适一世都没有弄明白，这个世上，凡权势者，只要他们一天不觉悟，就不会听信你批评的那一套，不然，天下早就全都民主自由了，甚至真的如桂涛声当年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在太行山上》里所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了。 4月20日 星期四 多云
清晨五时许起床，出去跑操或叫锻练。
回来到阳台读书，读胡适有关谈自由的文章。
《争取民主自由》是胡适1952年12月6日的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又天真地重复自己在这个讲演的前几天在台湾立法院说过的话：“一个健全的政府，必须容许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又说，“言论自由，只要是负责任的，善意的批评，我想政府一定乐于接受的。在互相容忍互相谅解的原则之下，养成自由民主的空气，养成自由民主的习惯，当局者看惯了，也自然会养成民主的雅量。我认为这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正途。”
正途是正途，可且不说包括蒋氏父子在内当时有哪个统治者愿意听胡适先生“这一套”，只说胡适就没有想，在有些统治者、权势者看来：凡反对，即不合法。因此，即使对反对者虽不“格杀勿论”，也要让你受牢狱之灾，让你去“劳动改造”，把你打入另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陆的“打右派”，到文革期间那一个个被杀的政治犯，还有六十年代初台湾雷震一案，后来的柏杨案、李敖案，都是再好不过的例子。当然，如果一个社会能有雷震有柏杨有李敖，甚至有像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这些人物，不怕遭罪不怕坐牢，或最终能感动统治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丢掉专制，实行民主。可再一想，就是有了这样的人物，也还要有适宜的环境。今年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到这个话题时说的有些话，很可能就打碎了某些人的幻想。
2006年第1期《随笔》杂志发表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米奇尼克的启示》。在闵某人看来，作者真是清醒之人。作者从米奇尼克那里获得的启示绝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理解的，就是告别革命、反对革命，而是“米奇尼克的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对每一民族都适用的方式，而在于启示人们去探索和寻找自己民族的自救之路。”这作者明白，“米奇尼克的成功可以为类似的国家提供一种经验。但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却不可轻下断语。”因为在此时的波兰，除了掌权者可以平静地面对异端者，“还有，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长期受西欧人道主义的精神影响，并有基督教文化传统，因而无论对普通民众还是对统治者来说，倡导理性、文明与反对暴力和强制都有深厚的基础。公民愿意以博爱的精神协调和他人关系，即使是统治者也总要比那些野蛮凶残、喜欢噬血的国家强过千百倍。”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米奇尼克组织公民团体，被判监禁每次不过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也不过三年。而要是在极其野蛮专制的国家，恐怕犯了一次，就再无第二次的机会了——不是脑袋落地就是被摧残得无力出声。“所以在波兰可以实行‘天鹅绒革命’，在其他国家未必就是上上策。”
在这次演讲中胡适还举例，说美国最初只有十三州。一七八七年的费城宪法会议，十三州的代表，总数也不过几十人，闭门三月，制成第一部成文宪法，用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在。这使日记主人颇有感慨：所以说，我们有理由讲，要么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有问题，要么是这个代表大会的制度有问题。不然，人家几十人也只搞了三个月，弄出的一部宪法到今天，居然一用就是二百多年，期间虽有小修改，但并无多少大的变动。而我们几千人每年都要从四面八方跑到京城开会，可说闻名世界，然宪法不少条款竟名存实亡。
是何缘故，统治者可否出来解释一下。
另外，从这篇文章中似乎可以解开胡适之所以对蒋介石到了台湾不能实行民主的认识和宽容。比如，他在演讲中说，“除非世界和平真正实现，总不容易达到我们的理想。现在我们依宪法产生的政府，从大陆退到台湾，时时可能进入战时状态，时时处于战争准备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一切民主制度都能充分发达。” 现在看来，胡适这几句话很容易成为蒋家成为权势者实行专制的口实，而八年后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判他十年大刑，说不定就有胡适这种思维的因素。另外，从一句“依宪法产生的政府”，可以解开胡适后半生的许多行为，如他跟着蒋介石跑，愿意支持国民党；如1949年尽管中共给了他一个允诺（这里不考虑允诺是否能兑现），他也还是不愿留在大陆；如对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反感，特别是对于有些知识分子。胡适一生都倾向正统，拥戴正统，就是对大势已去的末代皇帝也是如此。当年他应邀去清宫见溥仪，回来后因遭非议写了一篇文章，提及两人见面时，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不支持“民间”，更不支持“匪”。
这一点，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鲁迅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秉性，天生就对在此之前他所知道的一切统治者没有好感。 5月12日 星期五 阴间多云
早晨没有出门跑操。不到六点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集。
当你真正读进去后，就愈能感受到顾准思想的力量。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知道，顾准阅读、关心和思考的面很宽，在经济之外，他对东西方、对古今，对政治、历史、哲学都作过深入地思考。他认为中国在秦始皇之后，最多也只是“愤世嫉俗”，而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殉道精神”。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马克思，说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一个超越了世俗、达到了人类最高境界的“个人主义”者。当然，顾准认为中国古代，特别是老、庄之前还是有“殉道精神”的，如墨家。对于中国后来缺失了殉道精神，顾准认为“庄子应该负责”，而“老子也有责任”。“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是大一统，是残酷的专制。顾准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我想，顾准要“大声疾呼”的无非就是希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是“愤世嫉俗”，要有一种维护人的个人尊严、意志的献身精神，要继续挑起马克思曾举起过的那面旗帜，继续在上面写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理解，顾准之所以把此看作“根本问题”，因为这是他所生活的社会不曾见过而却又是人类社会最应该实现的。 5月13日 星期六 晴得好，万里无云，有约三级风
到阳台读书，读顾准。
读他《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中之一的“基督教的历史背景”。顾准谈问题，脉络明晰，提纲挈领，既简约又透彻，文字引人入胜不说，还让你从中很容易地吸收知识，明白道理，受到启发。比如，他在谈这个话题时，来龙去脉，读者看一遍，就大概了解了基督教是怎么来的，人的“原罪说”的出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信仰宗教等等，在获得大量知识的同时从而受到启发。
原来，犹太民族早期不仅强有力，而且还在征服一些地区后建立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王国。可后来由于这个民族毕竟太小，“抵抗不了大帝国主义的征服”，一次又一次整个民族被流放，“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顾准告诉读者：历史上“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当然“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读着这些，我很惊叹。惊叹几千年，或许更长些的历史中，也不知有多少个小民族消失了（或说被别的强大的民族同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国西汉时期，那些常常侵犯当时朝廷边界的少数民族匈奴，后来不也是被强大的汉民族消灭和赶跑得无影无踪了吗？我同时更惊叹犹太民族。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很值得研究。为何只有他们这个民族哪怕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且一流几千年，居然一直不能被同化掉，这是人类中一个民族的奇迹。
此外，读这个话题的几页纸，我们至少还懂得两点：就连教人要“温良恭俭让”的基督教，其实也是因不满犹太教而来。这是其一；其二，知道“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即如“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一样）而它之所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很有点戏剧性的味儿。原来，罗马由于只知道征服，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特别是当“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之后，凡不是奴隶主的，众人都生活、呻吟在无个性、无民族性、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那些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的人们，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读到这里，真有豁然开朗之感，一下子把很可能会贯穿人类历史的这么一个大行为，即信仰某种宗教，解释得再明白不过：信仰宗教者，往往都是因无路可走。（参见《顾准文集》233～240页）又联想起上次回老家，临回来路上，司机看着前面路上的行人对我说：“看，这些老（太）婆都信教——他们这是去‘做礼拜’。”
我有些惊奇。我们何以也到了“这一步”…… 5月15日 星期一 晴，约有3～4级南风，气温也随之升高，约30摄氏度
6时许到阳台读书，读顾准。之所以有希腊城邦，之所以会产生城邦民主，与地理位置有很重要的关系。就如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中有关“希腊思想”一章的开头所说：“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他们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这个民族似乎无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换过来说，既然无须抵御外敌，往往也就不需要建立王国或帝国；而没有王国或帝国，即容易产生民主。而这在大陆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国家为了抗击入侵，一开始就不能不建成王国或帝国。另外，应该说，最初的宗教起源于无知，而又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宇宙奥秘，因此在我看来，宗教也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即使人们对宇宙的有些疑问从科学理论上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由于无法“兑现”，比如宇宙起源、比如达到光速、比如恐怖的“黑洞”，一些人还是有理由不会相信：这也是宗教将与人类共存亡的客观缘由。 5月18日 星期四 晴
早晨约五点半出门活动，六点十分许坐在阳台读书。读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读了近两个小时，读的不到4页，只顾着用笔去记当时的感想去了。
顾准当时的思想太了不起太伟大了。特别是当他一旦知道真相或叫认识真理后，就不顾一切地说出真相和扑向真理。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下，在顾准本人又是处在那样的情形下，单是能这样思考问题，就可以说，不论给顾准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知道马克思著作里有些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被我们现在称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含有不少非马克思的成分后，他就对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分析是否能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产生了大胆的怀疑：
“我必得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
“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56页）
顾准这些话在当时如果是公开说出来，很有可能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可能掉头。 5月23日 星期二 晴
早晨不到五点半即出门跑操。六点回来到阳台读书，开始读顾准关于《希腊的僭主政治》的译文。
《希腊的僭主政治》的作者是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原著为History of Greece（可译为《希腊史》），《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希腊史》中的一个章节。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一上来就以引文对作者进行了介绍： “［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794－1871）首先是个实际的活动家，他是个银行家，曾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任国会议员多年，隶属急进党。〔按：英国那时候无所谓激进党。激进派是有的，即边沁、穆勒这一批所谓‘哲学急进派’，还有科布登那一帮自由贸易主义者〕格罗脱有暇则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识近代史，精通政治经济学。早在1826年，他对密特福《希腊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罗脱便先后从国会和银行辞职，从事编著《希腊史》，此书头两卷于1946年出版， 最后一卷，第十二卷，于1856年出版。……格罗脱在政治信仰上是急进党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德相反，对雅典民主估价甚高。” (摘录自缪灵珠译，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二章) 格罗脱对希腊英雄时代的政府是这样“试加阐明”的：“那是建立在神权基础（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现代用语的话）上的政府，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政府；但是，这种神权政府需要加上一个根本性的附加条件，即国王要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具有并非不值得他们所属的崇高世裔的强力。在这种政府中，无所不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中在国王身上。不过，在重要时机，权威的运用要通过公诸公众的形式：他和首脑会议或长者会议磋商，甚至和他们讨论；在这种磋商之后，他向公民大会(agora) 传达——公民大会听取并批准，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
先说，笔者觉得，这里应该把“也许是又听又嘀咕”一句用括号括起来比较合适；另外，“我们不知道它有权选择或拒绝”一句中似乎应加上“是否”两字，为“我们不知道公民大会是否有权选择或拒绝”。开始，我以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出了差错（因为这个版本的差错较多，只因一开始读的是这个版本，只想让别的版本作参考），可当我对照了手头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发现也是这样。再说，这段话的一部分意思是说：当时的公民大会虽然对国王在运用权威时有权选择或拒绝，但由于国王的权威，所谓选择或拒绝，很有可能只是走形式。这一点，我们从毛时代的政治局可以看到一丝影子。当然，这时候作此比喻还有点不那么贴切。再接着往下看，可能就越来越“亲切”了。
格罗脱紧接着向读者介绍了当时希腊城邦和“议会“的情况。格罗脱说，像来客古士制度的时候差不多，当时社会也有超人世裔的王；王以外的28位老人组成元老院［不知是否可说或许相当于后来西方的议会］；公民大会，于需要批准或拒绝提给他们的提议时召开，不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它们的自由。“这样，我们发现，希腊英雄时代政府的诸要素，实质上和存在于原始的来客古士宪法中的是一样的；在两个事例中，支配力量集于王身上——元老院的职能相当狭隘并受到限制，公民大会尤甚；在两个事例中，王权是借某种宗教情绪而获得确认的，这种宗教情绪，倾向于排除〔王权〕竞争者，保证人民的忠诚到某种程度，尽管在位的王管理不良或品格不善。”
作者毕竟是在写文章，加之又是在一百几十年前，加之这里看到的又是译文，所以，真要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还是看可作教科书的《西方文明史》更好。西方文明史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斯巴达人原本是公元前十二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为避免与被征服的拉哥尼亚当地民族混合，斯巴达人强迫当地人干所有的农活，而他们自己则成为职业军人。在当时的斯巴达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平等的。而在西方文明史的编纂者看来，也认为斯巴达的制约和均衡体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国王往往都是些军事领袖，而斯巴达人也就保留了古代（引者不知这个古代“古”到什么时候）的世袭国王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富有经验的最高领袖是战争疆场上所必须的。但当时的国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西方文明史的编纂者认为，这是为了借以保持两个大家庭的势力平衡。但为什么不是三位也不是四位，编纂者没说。我这里只能推断，之所以有两位国王，很有可能当时能在军事力量和才能方面进行对抗的只有两位。当战争来临时（雅典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事）全体斯巴达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决定由哪位国王作战，被任命的国王拥有军事全权。而非战争时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三个机构一起发挥作用。这三个机构是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两位国王和另外28名成员。这些成员都是年过60的贵族老人，由公民大会选出并终身任职。之所以要选60岁以上的老人，据说，人类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无以例外地认为最年长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
可见，元老院也好，公民大会也罢，因为不能作什么讨论，或者就没有讨论“提议”的自由，也就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再说，不管是王权还是后来政党中领袖的权力，一旦借助的是某种宗教情绪或说渗进了宗教情感，那么，不管这个在位的王是不是个东西，不仅不会有与王权竞争者，还能保证人民对王的忠诚到一定的程度。当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明史》第Ⅰ册中，有关元老院，也看到还有这样的说法：最初罗马国家的政体是王政——对安定和军事效率的需求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最早的罗马政治体系是将家长制的观念应用到整个公社，国王对其臣民拥有司法权，就像家长对其家庭成员那样。而元老院或长老会议（在拉丁语中senex是“老人”之意）是由公社内各氏族首领组成。就我们目前所知（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政治我们知之甚少），元老院如果认为绝对必要，有权否决国王的行动，在王位空悬时则由元老院进行统治。（第166页）我这个作为几千年后的读者，当然但愿如此。
这种现象，在希腊，是在出现元老院萎弱无力之后，这或许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同。请看，格罗脱“从希腊英雄时代政府和原始的来客古士体制共同的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发现，在希腊诸城市中，王一般地被数目有限的家族构成的一个寡头集团代替掉了——同时，在斯巴达，王权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却从未被废黜掉。……如果元老院是由更多的人组成的，包括少数主要家族，又包括各种年龄的人，也许它已经把它的权力扩大得那么大，把王的权力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不过，由28个老人组成的会议，人选又不加区别地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它本质上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因为它阻碍其他任何有特权的等级形成起来足以超越它的权威。元老院的萎弱无力，导致了年年更新的五人会议称做监察委员会的形成；它最初是像罗巴保民官那样的保护性的委员会，企图约束国王的滥用其权力，然后扩张到成为一个最高的不对任何机构负责的行政委员会在两个平权国王间的无穷无尽的意见参商的帮助之下，监察委员会把它的权力侵入到一切角落，限制国王于某些特别的职能，甚至把它们弄成可以惩罚的，不过从未野望要废除王的尊严。”在这一大段话中（引用时我删有近五行）提到的元老院就更像几千年后某些国家的政治局了，它的人选虽然与并非“来自所有斯巴达人的家族”这一点不同，但政治局本质上也是一个附属的和次要的力量。就像元老院，“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对王的约束——更没有能力成为他的对手；它甚至间接地为王效劳并成为他的支持者”。最难过的是，我们后来虽然有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有了中顾委，但都是在一元化领导下，至今没能出现像当时希腊那样的“监察委员会”，有一个可以限制国王某些特别的职能，更不说还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了。不错，这种监察委员会后来由于权力越来越大，在国内事务上也及时地变得完全像僭主像国王们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并且从未有过要废除国王尊严的野心和奢望，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应该另当别论。我想，如果让几千年前的希腊人醒来，当他们知道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一边是自豪，一边就要笑话我们的落后：太落后了！居然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唉！ 5月25日 星期四，雨转阴
天刚亮就下起了雨。没有出门跑操。
到阳台读书，继续读顾准译文《希腊的僭主政治》。 格罗脱写道：“我们必须记住，斯巴达的宪法，性格上是简单朴素的，宪法的实施，又助之以来客古士式的、对不论穷富、一律看待的、严酷的、平等的包罗一切的纪律压力，这种包罗一切的压力使得在别处产生了煽动的许多肇因在斯巴达起不了作用，使最骄傲和最难驾御的公民习惯于一种永不偏离的忠诚的生活，满足了即存的制度化和正规的要求，使得斯巴达人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达到民主的雅典人所不能比拟的那样平等”。可这只是在斯巴达。“但是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原始的英雄政府是以十分不一的格局来加以修改的：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们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古希腊人早于东方人性的复苏。当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政府格局，其中在有的地方，人民不仅成长了，不仅觉悟了，不仅有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觉悟这种感情已经超过了原先那种对国王的神权和对国王人身尊敬的程度。正因此，他们才会停止过去那种心甘情愿地臣服，停止英雄时代那种对国王的忠诚，并从而转为要求建立制度或者宪法。这实在是了不起！要知道这是在古希腊啊，是在约三千年前啊！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觉悟，这种观念，这种感情，直到今天，约三千年后的今天，在东方一些社会中的国民的身上也还是难得一见。 格罗脱指出：“直到上世纪〔闵按：当指18世纪〕之末，当人们第一次制订北美合众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许多理论家还认为，要在这样广阔无垠和人口众多的地域上，实施并非王政的其他政制，使之足以把整体的联合，和组成整体的一切局部的平等权利和保障两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任何粗野的、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交通困难的，还没有学会代议制政府的习惯的人民中，这大概实在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给一些国家的政府找到了借口。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要实行“王政”，上面这几行文字便是一个“证据”。 格罗脱告诉我们：“要以恰当的心情来理解发生于希腊的现象，要不偏私地估量普遍于希腊人之中的关于国王这个观念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弄清楚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一直盛行着的君主制倾向，其发生和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而在希腊社会中这些原因却并无存在余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雄时代的王的原始情操已经死灭了，开始是漠不关心，然后——当得到了僭主的体验以后——转为毫不含糊的厌恶。”
读了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这位实际活动家的这段话，笔者很振奋。古希腊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环境，再加上特殊的经历，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所要经历过的漫长的“糊涂思想认识”（当然就是有极少数人有了他们的那些认识，如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最终也还是被扑灭了），更是早早地有了人性中不受束缚的复苏（这在后面看得更清）。他们仅仅在英雄时代的那种对王的感情消失之后，又体验了短暂的僭主统治，于是就对国王、君主（包括僭主）之类表示他们“毫不含糊的厌恶”。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就单凭这些，古希腊人就有资格嘲笑直到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按作者写《希腊史》的年代来论，“现代欧洲”指的应该是18世纪）居然还能在一些社会盛行的君主制以及那些倾向乃至倾心于君主制的国家和国民。
关于古希腊人对政府的概念，说起来，今人更是应该羞愧。格罗脱接着上面的话说：“对于密特福德〔闵按：当时英国的保守派〕先生这样一位心中充满了英国人关于政府的观念的历史家来说，这种反君主制的感情看起来是疯狂，希腊诸共同体看起来是没有看守人的疯子，同时，一切施恩人中最伟大的施恩人是从外面征服了他们的世袭的王——其次则是本国的僭主，亦即夺取了卫城，把他的同胞公民置于压制之下的僭主。以这种心情来读希腊史，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误解和歪曲希腊现象的方法，因为它把流行于古代世界的关于审慎的箴言和关于道德的箴言都颠倒过来了。希腊人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无论现在的人们对类似的感情怎样看法)是一种卓越的美德，它是直接从他们本性中最尊贵最贤良的那一部分中倾泻出来的。这是他们对于普遍的法律约束必不可缺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的结果；这是要求一无例外地控制个人激情，最最要紧的，是要控制人们把权力交托给了他的那个人的个人激情，是他们的有节制的社会性格的直接表达。希腊人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一个不会犯错误的王所形成的概念，可以用希罗多德的意味深长的语句来表达：‘他颠复本国的风俗习惯；他蹂躏妇女；他不经审判就杀人’。除此而外的别种关于或有的王政倾向有概念，无论对于人性的一般知识，还是梭伦以后持续下来的政治经验，都把它判为不合正义；对待设想中的这种品格，不可能有憎恶以外的别种感情；除怀有无原则野心的人而外，没有别种人会想方设法谋求王权。”
这一段话告诉人们，古希腊整体人民（虽然只是指身为“自由人”的一群）在追求自由方面堪称整个人类百姓的楷模。他们反对僭主对他们的压制，更不要“世袭的王”，这让即使几千年后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古希腊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然而，正如格罗脱所指出的，有人不会读希腊史，他们误解和歪曲了希腊人现象，把流行于当时的一些东西都搞颠倒了。这种人不知道或叫不理解，希腊人在“英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所坚持的对王的憎恨，不论现在的人（当然应该还是指18世纪）对希腊人的这种感情如何看，殊不知，这正是人性中的“一种卓越的美德”。这是因为，希腊人对王的憎恨，无非是源于对“看守者”的憎恨，无非是向往自由、反对压迫，而这些正是人的本性中最尊贵（追求自由）最善良本真（坚持公平公正，反对非正义）的一部分，也因此，才被格罗脱称为“美德”，称为一种卓越的美德。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要知道，僭主，“甚至是最坏的僭主，对待富人都比对待穷人更凶”（272页）。
读到这里，就仿佛是上帝的旨意，让希腊人偏偏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偏偏让他们在人类史中代表了整体人类的先知先觉，并让他们敢于“不爱国王”。要知道，就是在又过去了多少年之后，社会进了一步又一步，这种没有人看守的“疯子”也还是为政府所不容，为国王所不容。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大艺术家杜米埃（1808－1879），他的画作曾与巴尔扎克的小说一起，被“合称‘人间喜剧’的完璧”。然而，就在1832年，他的一组政治漫画惹恼了当时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判他六个月监禁，其中两个月的大牢，另外四个月呆在疯子院里。让今人觉得十分可笑的是，据说，当局的逻辑就是：只有疯子才是不爱国王的（参见缪哲《“尊敬和友谊的纪念”》，2006年第3期《随笔》杂志）。这也为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英国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科学家罗素先生在《好人做坏事》一文中所说的几句话做了注脚：“但丁由于颠覆性的宣传而被放逐；莎士比亚由于写了十四行诗，美国移民局官员不允许他在纽约登陆。作为‘好’人的根本一条是要拥护政府”。这很滑稽吗？在迄今的整个人类史都告诉我们，在有政府而政府权力又大于一切权力的社会，是否好人，就是看你拥不拥护政府。这样，一些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包括爱因斯坦等），只因反对政府，于是也就成了坏人，于是就要被判刑，或是逃跑。笔者有时忍不住要想：人类只要不是过早地灭绝，总有一天会清算它在有政府的时代所犯下的反人性的罪行。
什么人是没有人看守的疯子，其实也就是自由人。而在今天，我们早已完全认识到了，人类，其中包括那些尚没有资格被称为“没有人看守的疯子”的非自由人，即奴隶，都是要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就人的本性而言，只要不是有了“病态”，没有人愿意让人“看守”着。不喜欢政府的希腊人，自然也就没有政府观念。雅典民主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敬爱的马克思是那么地倾心雅典民主，甚至就连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名言，都有雅典民主的影子，或叫源于雅典民主。然而，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却不仅没有“贯彻”这个思想，反而总是对这句话躲躲闪闪。
关于雅典民主，根据手头的《西方文明史》上说，雅典作为希腊的一个城邦，就在斯巴达在逐步成为军事高压的堡垒之时，雅典却正在致力于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一词本身就来自于希腊文，意为“人民权力”；而人民，又是自由人的整体，雅典正是这样一个实行全面意义上民主的城邦。当然，笔者这里也必须指出，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毕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内容与今天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在雅典城邦，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全被排斥在外，而这些人在雅典成年居民中约占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只有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才如我们所能想像的那样充分参与政治活动。至于对斯巴达与雅典政治差别的一种解释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从未出现过任何军事侵略或对立民族间冲突的情景，因此没有那种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用武力来统治被其征服的人民。再者，阿提卡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矿藏和良港，这使得雅典商业繁荣，并更重视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构架的城市生活。这一点，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就不能比了。
当然，已经说过，我倾向于天意，就像有人相信上帝一样。 5月30日 星期二 晴，气温继续升高
夜间休息得不够好，早晨没有出门跑操，不过也打算调整时间：一天天热起来，要想做点事，就得把早晨利用上，比如开电脑，得赶个凉快时间。
五点五十分许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论孔子》（第418－423页）。每回读顾准，都让我感觉到他有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并且也有很好地文字表达。当然，从这篇文字一开头，就可看到时代的烙印，他也称孔子为“孔老二”——这种对孔子的称呼在文革是普遍的。
顾准对孔子的分析透彻明晰。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要兜售他的政治主张。在顾准看来，孔子讲仁、恕，都是讲给别人听的，都是讲给小民听的。真要称霸，“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顾准认为，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也就是表面是儒而实际是法，“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而“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老二本人。”顾准认为，“这是孔老二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我以为，也就等于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在阳奉阴违都是在弄虚作假，再一言蔽之：都是在欺骗。
在顾准看来，孟子要比孔子“一以贯之”得多。还说孟子为了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原文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论。而这种思想这种结论，是孔子怎么也达不到和说不出的。孔子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最坏的是，孔子对他自己的那一套还是自觉的，不遗余力的。他栖栖惶惶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阳奉阴违对自己的那些欺骗，深信不疑，用今天的话说，还非常“看好”。这种意识一直流传至今，代不乏人。
顾准在这篇与弟弟的通信中说，希腊之所以为希腊，重要的就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在当时做官几乎没有薪水，因此一些穷人不愿意做公职。这与我们宣扬的不同。大约与希腊这种时代几乎相同的古中国，流传下来的也有许由这样不愿做官的人物，然而，那只是清高，与穷富没有关系。不论东西方，在古时候，做学问都不是用来换饭吃的，而只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也正因此，才会产生那种“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这一点，罗素在他的著作《“无用的”知识》中也提到了，并且在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学习也还“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可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而在顾准看来，孔子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专制政治，因此，孔子把他的学问“货予帝王家”，或叫做“示禄”，也就很自然了。
顾准对中国的“禄蠹”一说是这样看的。在一种专制政治下，求禄之后很少不做禄蠹的。贾宝玉不愿意做，也就只好出家。顾准又联想到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为我们贡献的一个人物娜拉。娜拉出走之后，如果还要维持清高的生活，很难。所以，顾准得出一个结论：“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还说，，只有尊重每个人的事业，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让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和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同样受人尊重才行；就是政治家，他的地位也不应比科学家高。
读到后来，感觉意义愈加重大。顾准认为，孔子的“天下国家”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推广，而孔子要“以孝治天下”，即父父子子，自然也就要“君君臣臣”了。所以说，在中国，说“集体主义”，实则是笑谈。换而言之，中国根本就没有过“集体主义”。因为“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紧接着，顾准又说：“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个人的忠与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大家都去忠君，都团结国王的周围，自己这一群人怎么团结？大约正因为这一点，顾准认为“孔老二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如此说来，现在的尊孔读经，真是腐臭得很！
在顾准看来，若无欧风东渐，便没有五四运动，孔子这个偶像也打不倒。说到底，“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与“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简直不能比。 6月6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
早上起床后在电脑上修订文稿。然后到阳台读顾准文集中陈敏之（顾准胞弟）《后记》。
陈认为，顾准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顾准活着时，特别是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从事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并不在于研究历史，而在于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他所生活的社会。而他的那些对历史进行研究的笔记是为了作对比——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西方与东方的对比，从而“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陈在《后记》中说：“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我觉得前一句，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乐观主义，而后一句又“悲观”得不够。个人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虽然不无光明，但终点却是毁灭，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不论是人类社会还是整个宇宙，未来前景的未知数肯定要大于已知数而不是保守地“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甚至可以说，未来前景的已知数相对未知数来说，少得可怜。 6月8日 星期四 多云
早晨起来修订文稿。然后到阳台读书，读顾准文集中顾准为《希腊城邦制度》写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从序文中我们知道，古希腊史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的历史。但希腊史从头到尾又都是多中心的，这在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是极少见的。从希腊史和希腊文化中可以得出一点似乎能证明什么的东西，即城邦虽小，领域极为有限，可由于没有集权专制，由于城邦 中的成年男人（不包括奴隶）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人”，才会那么无拘无束，才创造出那么多灿烂辉煌。这一点，从《西方文明史》刊出的大量图片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公元前约五百年的时候，我们东方的社会虽然不像秦始皇之后那样专制，我们一些思想家虽然也比较洒脱，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等，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无论如何还是不能与希腊相比。《西方文明史》中有一幅名为《吹笛手》的大理石浮雕，内容是一位裸体女子在吹奏管乐器。她斜倚在那儿，姿势放松，交叉着双腿，尽显优雅古典情趣。这块浮雕大约出于公元前470年。而我们在这个年代的中国艺术史中是不可能见到这种艺术品的——大画家刘海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人体作品还遭到无数人的“唾骂”哩。我估计，尽管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分封制的社会，也未必有人敢作此想。社会风气使然，时事造英雄。这也正显示希腊文明的进步。还有一幅图片：一位雕刻家，同样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手里正拿着一件活儿干着。图解中有一句文字恰到好处：“希腊人是很洒脱的。”这种洒脱装不出来，只有从骨子里感到轻松才做得到。当然，在公元前约500年这个时期，希腊裸体雕像，虽不敢说“满大街”都是，但也实在不希奇。
可后世的统治者哪管这些，还是要集权还是要专制。
现在知道，不仅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想”的只是一个城市，也即一个城邦，就连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仍然只是城邦政治学。在顾准看来，“离了城邦”，亚里士多德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更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东方集权专制王国，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因此，这种野蛮人的“政治”也就不被他列在探讨范围之内。这让我替集权专制遗憾的是，就是有气就是恼怒，也不能打到希腊去找亚里士多德算账。用句市井的话说：只能干气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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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5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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