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周其仁教授上财讲座十二点(经济学怎么看收入)

ruoyan

1、引子：经济学为什么要关注收入？

现代经济学对收入概念及其形成并不十分重视。收入在标准的经济学教材中一般局限在收入约束、预算约束才能得到反映，用以表示购买能力对于效用非餍足性的一种限制；福利经济学对于收入在分配层面上的关注要甚于收入形成过程及原因的关注。

收入从哪里来？收入的性质为何？现代经济学论之寥寥。如果经济学是以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收入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农民、小贩、蓝领、白领、企业家乃至于政府，人之熙熙，人之攘攘，莫不与收入（税收）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座的各位当初做出自己的专业选择决策，诚然有学术偏好、兴趣爱好上的原因，也一定在某种程度关注所选所学专业知识对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收入是研究人们经济决策、经济行为的重要变量。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从Demand到Supply几经变换，然对Income的研究始终提不上议事日程。1907年，欧文•费雪（Lrving Fisher）教授出版了《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一书，这本专著，后来概写成《利息理论》的第一章，是费雪为现代金融学所熟知的利息理论的重要基础。费雪和他1907年的这本书已经被很多人所遗忘，但我认为这仍是今天的经济学人研究收入问题的一个很有启发的起始点，应该为现代经济学所吸收。

收入问题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不是在它的源头和过程，而是近来越发被热烈讨论的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等。“通过市场进行一级分配（初次分配），市场出了问题，市场失灵了，进而需要政府主导进行二次分配（再分配）”的这样一种观点被广为接受。任何一个严谨的人都应该注意到这种改造社会的道德热情与冲动所可能引发的更大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收入问题的时代背景。

2、什么是收入？

收入的种类形形色色，农民打粮、小贩卖货、白领蓝领领工资，都是收入。他们有什么共性呢？真正的income不是简单的货币表达，货币作为度量效用的一个工具进入经济学的视域，其目的是为了作为相对客观的一个尺度来衡量实际上是主观的个人满足程度——效用。Income是一种enjoyable income，其最根本的层次在于增加人们享受的程度。领工资时的收入不是收入，用领来的工资购买面包和牛奶的收入才是收入，收入的下一个目标是购买，是购买力的实现，用中国政治俗语讲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国民经济的收入也好，个人的收入也罢，关键是主观的认知和评价，这也就潜在地包含了不要轻信任何企图代表全社会来做出决策的权威计划者，因为效用是主观的，子非鱼，不知鱼之乐。

3、收入从哪里来？

收入绝不产生于蓝领白领领取工资的那一瞬间，也不产生于农民收获粮食的那一瞬间，也不产生于小商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那一瞬间。收入不是一个即时的静态指标，收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收入是资产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农民打粮需要有土地、劳动、种子、技术，这种种都是资产，组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催生了收入。相应的，资产也只能由收入来定义，土地能够长庄稼、能够长草、长树，在现代的城市里土地还能够长高楼大厦，土地作为一种资产也就必须有庄稼、草、树、高楼所带来的现金流来定价。劳动亦如此，何谓“成才”？劳动的价格即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定价，是知识与技术的市场价格。小贩的资产则是他的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天底下所有的income都从哪里来，都从资产中来。

把时间变量加入进去，有的资产具有永恒价值（如土地），有的资产非常短暂（著作权保护在著者死后五十年内失效，专利技术保护期有10年、20年不等，过期亦需向社会公开）。人的预期寿命可能长寿至耄耋、也可能夭折于弱冠。这些不确定性相应地带来了流动的概念，所谓收入流。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华东师范大学陈彪如教授翻译的费雪的《利息理论》中，陈老先生给我们今天学经济的人都很熟悉的术语“income flow”起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名字，叫做“收入川流”，非常形象。

世人大抵都是有一些资产的。无产阶级这个词大概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同样有资产，至少他的body就是一项资产，遑论他的大脑中蕴藏的无穷智慧。

当然，收入流在人的一生中是会有变化的，取决于专业、性格等多方面因素。有的人收入流可能终生比较平稳，比如公务员，科员、副科长、科长、处长这样一点一点按阶爬升（当然最近我们上海这里也有很多大起大落的公务员咯）；有的人收入流可能会在某一阶段爆发，随后归于衰退，比如一些影视、演艺、体育等行业，吃青春饭，过期作废；有的人可能其收入流在时间序列上可能是递增的，比如医学本质上是经验科学，医生的临床经验、行医经验对于他的价值正相关，老中医就值钱，老运动员就不值钱；还有持“过把瘾就死”态度的人，暴富大赚一笔之后，金盆洗手，40岁就给自己放假退休的也大有人在。

收入流还直接影响人的消费行为，收入是消费函数中的关键性变量。你研究cash flow，income flow会发现有人高，有人低。微观经济学教材中都讲过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IH），这是一个解释人们消费行为的很好的思想，也是弗里德曼给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有一定的经验支持。今天年轻人的消费模式的确就和他的当期收入没有很大关系，不成比例；在美国，一旦进了law school或者医学院的，也马上花钱如流水。

4、决定收入的第一个因素：权利界定

现代很多人非常热衷于改造世界，看到社会不公，二话不说，首先想到拿把菜刀冲上去杀杀杀，我们需要对些与收入相关联的事件有一个理性的思辨。

资产是收入的来源。而谈论资产就自然涉及到归属问题，产权问题，property这个单词本身就含有所有权的意蕴。一棵树，如果是无主的，会带来什么后果。工地上有一棵树，无主的，长满了果子，经济学家一定建议工人不要碰它。因为这种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其资产一定应该被洗劫一空，如果技术条件具备的话，甚至这棵树应该早就被砍掉卖钱了，而现在它反而还长满了果子，那就说明一定是坏果子。

出于道德热情真想去干预收入的人，你也不能够在人家领钱、数钱的时候去干预，因为已经太晚了，太滞后了，那已经到了收入流的末端了，你要找寻收入产生的源头，去具体分析它妥当与否以及如何干预。

1968年毛主席挥动举手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作为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怀着一颗对于伟大领袖的信仰之心来到了黑龙江一个国有农场，令我失望的是，我所见到的贫下中农和《人民日报》、八部革命样板戏中描写的贫下中农大不一样。原来贫下中农并不是大公无私的，他们会教我如何出工不出力、生产队长在时如何干不在时又如何干、怎样占公社的便宜等等，然而等贫下中农一回到他们自己家的自留地上（我所在的地区由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使得当地的决策者决定让农民私下保留一份自留地，作为一种安全阀，一旦再遇到饥荒，可解燃眉之急），立即判若两人，干农活干得汗流浃背。这是我这辈子所上的第一堂产权课，也是真实世界经济学中最为动人的一幕。后来邓小平复出后在80年代初全国推广包产到户，一切就都改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流、农业的产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权利一经很好的界定，人的聪明才智才会极大涌流，收入的增长才会迸发出不竭的动力。

今天，我们如果对作为一个链条的收入实现过程的某一个环节不满意，你就要对整个流程进行审视，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过去为了平抑洪水猛兽一般的收入不均，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民个体养鸡，不准经商，不准长途贩运——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贩们把《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贴到扁担上作为护身符。

这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强制力的行为主体对于经济领域进行的权利界定给实际行为人收入流带来的影响。如果社会权力禁止这种商品的流动，禁止这种商品贸易的权利，那么由此产生的收入流自然会消失，人民自然要归于贫困。

这次来上海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上海市府对于街头摆摊商贩管理的规范化。小摊小贩的管理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城市都面临的一个治理难题：对他们的权利不加界定，他可能会摆得把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挤占掉；但如果对他们的权利进行苛刻的界定和管理，那么生存于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流也相应消失。国内有些城市的管理有道理，有的管理则丝毫没有道理。北京城作为一个自行车大城，有着为数众多的以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的人们，却规定修车匠不准沿街设摊，结果各大马路上你就找不到一个修车的、打气的，当然他也不可能打个广告说“修自行车请往胡同里拐200米”，这就又扼杀了一部分群体的收入流。社会计划者自以为是的权利界定方略往往却带来相反的效果，为自己平添了更多的救济负担。

关于权利界定影响收入流的案例，还有中国的专利申请。早年专利申请的主体是国家科研单位——理由是个人没有相应的器材设备、生产资料等条件，后来对专利法做了修改，将个人的非职务发明列入保护范围——比如我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的idea完全可能在下班之后产生的，因而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了我这种个人的创造性，对权利重新做了界定，其结果，不仅会对我从事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也为我和更多的人带来收入流。

5、决定收入的第二个因素：供求关系

供求关系是决定收入的另一个因素，它决定了收入的量的差异。

权利必须是universal的，是普遍权利，你可以拥有的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人也可以拥有，而不能成为特权，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这将会带来竞争，买方竞争与卖方竞争。你的供给越是无差异性、无独到性，则同样的权利为你所挣到的value就越低。供求平衡决定收入量的大小。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权利就会自然拉开人们之间的收入层级。应当承认，有相当多人的人就是很富惰性，而有一些人则就是不落俗套、与众不同、标新立异、能够创新，那他们的价值自然也就因他们的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我们一方面呼唤创新，另一方面又敌视来自于创新的那部分收入分布的不平均，这是自相矛盾的。

麦当劳的全球化并不是他的那两位创办者的功劳，若论实际技术，无非是“两块大饼夹一块鸡肉”，并无独到之处。但是一个卖奶昔的人游说那两个自我满足的创立者，要求与他们合作，将他们这种生产方式卖出去，于是才有了今日蔚为大观的全球化的麦当劳。在最强盛的时候，每15分钟就在全球的某个角落新开一家分店，其全球员工总数超过美国陆军。那位买卖奶昔的商人的idea就是一种创新，这种innovation促成了更大的收入流，你们说它合不合理呢？当然合理。可口可乐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再赘述。

我们所忧虑的农民工工资低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在供求。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解决方法就是因为老板太坏、资本家剥削，实质上正是由于长期把城市的大门关起来，毛泽东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防止饥荒灾民进城乞讨而出台的传至今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是根源所在。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不得流动，被牢牢固定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小平把城市的大门放开，农民工自然大量涌入，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是这种丰裕的劳动力供给造成的同质性竞争的结果。是否把老板们消灭，把资本家打倒，把民营经济狠狠打压和限制，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呢？那样只会使农民和工人的处境更惨，供求更加失衡，收入流也就更萎缩。

姚明的收入为什么这么高？政治经济学最热衷于讨论的几个问题是歌星的收入、古董的价格如何解释？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有人说，姚明是中国上海培养的运动员，从小学到中学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投资和补贴，显然是国有资产，怎么能到美国去打球呢？在很长时间的争论后，上海体委与姚明的家庭达成协议，收入分成，促成了姚明的NBA之行。今天我们都看到，姚明到美国打球所带来的效益太大了，这种类型的收入流在以往甚至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乒乓球运动员早些年只有退休后才可以到国外去做教练、做队员，现在逐渐发展到国家队现役人员也可以自由流动了。北京的一份关于收入差距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居民都对姚明、刘翔的高收入都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被访者认为应该给刘翔更多的奖励，因为他们的特殊能力和水平不仅在中国是稀缺的，在世界上也是稀缺的。

但当被调查者被问道另一些例子，意见分歧就明显增加了，比如超女。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了很多头衔，教授、著名经济学家，so what？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我和超女比起来，我也要气疯了。超女是一种现代现象，实际上这是现代通讯技术所创造的超强的市场统一性的必然结果，过去的梅兰芳的演出只能让少数人看到，今天的超女可以让那么多人观望和疯狂，这也是他们的价值啊。所以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有好多人学姚明打篮球，有好多人学超女去恋歌，渴望一夜成名，获得巨大的收入流。当然最终结果仍然有供求关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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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入的分配：收入不平还是收入不公？

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国一些严谨的学者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比如赵仁伟、李实等从1988年即开始关注这一课题。经济学中喜欢用基尼系数来度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基尼系数来源于洛仑兹曲线，一般来讲，一国的收入分配是介于绝对平等与绝对不平等之间的，洛仑兹曲线越接近于绝对不平等线，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反之，洛仑兹曲线越接近于绝对平等线，社会收入分配越显平均。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0；绝对不平均，则基尼系数为1。

中国今天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6左右，有些专家称这是国际警戒线了。事实上没有什么国际警戒线，而中国的收入之度量本身就十分测不准，因时因地而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一个事实是今日之中国较之毛泽东时代的收入分化程度一定更大了，可以见到买得起法拉利、住高档豪宅的，也可以见到喝不上水、住不起房的。这自然会唤起很多人敏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热情，猛烈抨击收入不公平。

然而我们需要详细地辩解这个概念，因为现在在媒体的炒作下，人们逐渐将收入不公（正）与收入不平（均）二者混淆起来，进而促动政府在人们领钱的时候大江截流——一刀切地截断一切高收入流并将之转拨给低收入者。我认为这种倾向很值得反思。

收入不公与收入不平是两个必须区分开来的概念。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如今又加上了新的趋向——不平就是不公，所以有人认为应该夷平一切差异以实现和谐的大同。我和姚明、刘翔、朗朗在收入上尽管不平，但我没有觉得不公。如果对这种不平搞干预，最后必然降低全社会的满足程度。对联想、万科这样的创造巨大收入流而间接带来社会财富差异的公司下手以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平，那社会生产力就要下降。

分配不公这一真正的问题却淹没在分配不平的狂躁喧嚣和盲目抱怨中，至今得不到解决。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对稀缺资源的产权界定的社会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这是制度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的结果，是权利界定的不规范的结果，不是市场过程的结果。花一点小钱就可以收买和控制掌握各种资源分配的部门的负责人，这是制度的漏洞，是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能力与权力本身的能量的巨大不对称，是政治改革步伐的步履蹒跚与市场化改革的仍在半途共同的产物。

我们在很多方面的产权界定仍没有明晰，比如煤炭，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国有财产，但其开采权只掌握在某个科长手中，以至于需要国家干预官员入股煤炭行业要主动退出，但这个政策执行起来是满困难的。煤老板买通的是具有任期限制的政府主管官员，政府官员届满或因各种原因调离，他仍然要接下来买通下一位官员，只要权利界定不明，则此等恶性循环循环就无穷匮矣。只要煤矿不出事，煤老板就数钱；一旦出事，他就跑。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煤老板是没有庙的和尚，他早已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所以跑起来相当轻松。地上资源已经包产到户了（尽管还不彻底，但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地下还存在很多问题。你可以把它的开采权招投标，给他一个长程的相对稳定的预期，他才不会只注重短期利益而不顾安全生产，你只要简单地关掉，但你关得掉么？煤炭市场的需求如此旺盛，靠行政命令控制供给岂能对抗得住巨大的市场需求？

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干预的失范，这是分配不公的根源。如今的买官卖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链，所以才有“一人出事鸡犬遭殃”的上下游辐射效应。这与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可大不相同。其一，古人卖官鬻爵是国家行为，所得收入归公，是国家在灾年为筹措赈灾款项或用兵之际临时取得兵饷的一种手段；其二，古人卖官鬻爵卖的是虚位而非实职，充其量满足一下土财主暴发户们一夜暴富后光耀门楣的梦想。今天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卖官鬻爵，但个人私下进行这种公共选择学派意义上的政治交易，收入流归个人，且出卖的大多是实权职位（非实职也不会在政治市场上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因而也就自然无人问津），危害更甚。这种不公正的收入流极大腐蚀着社会肌体和道德环境。而我们如果把批判社会不公的矛头对准收入不平，对所有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活的合法收入流的富人“杀富济贫”，则这种已经流露出来的舆论倾向是极其可怕的。

市场经济不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局面，有人先富起来、赚了钱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其他人就会来这里参与共同竞争，这种自然的分散作用会自动对收入的分布产生影响。倘加之一些适当和规范的税收制度对遗产进行调节，则财富、收入的代际差距也会自然缩小——所谓富不过三代，如此则一种鼓励创新、鼓励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致富光荣的社会环境就会建立起来，社会财富的持续涌流才会实现。如果某一个体、某一团体、某一阶层自己赚了钱，尝到了市场的甜头，就设置超高的进入壁垒，城门紧闭，不允许更多的人进入以保护自己对某一领域的垄断特权，就自然产生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的根源就是制度性的社会不公。

基尼系数的度量作用的有限性正在于它仅仅是一个计量手段，而无法告诉你分配不平均的原因是来自哪里，是来自制度性的不公，还是来自创新、人力资本的差异等等。

7、对收入分配的干预误区之一：价格控制

现在有一个趋势，认为很多问题的解决在于价格调控——价格控制，一用就灵。

和谐社会的目标据说有一条是环境友好、资源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目下的状态是环境不友好、资源也不友好——水资源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瓶颈。水资源浪费严重，因为你把水价定得偏离了他的供求均衡了。香港的司机师傅开着大卡车到大陆广东境内加油，因为它便宜啊。

再比如今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涨价问题，吴敬琏老先生说了几句实话，引来骂声一片。我明确地说我是支持吴先生的，骂就骂，哥白尼骂死了，真理还在。铁道部可以做好人，彰显以民为本，关注弱势群体、低收入者。但真正叫好的人没有站出来，他们就是那些倒票的票贩子，我让我的学生做了调查，结果是北京今年的票贩子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分销渠道。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当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差价空间时，两者之间就相当于出现一个无主财产，就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寻租场。谓之不信？有例为证。汉口火车站站长腐败案发后，中纪委等调查部门从其家中查抄出发了霉的现金5000万元人民币，装了几个麻袋。武汉是一个铁路运输的枢纽站点，站长亲自参与倒票自然获益不菲。

这些都表明，干预价格并不是改善收入差距的好办法。春运不涨价，既违背了这个行业自身的运行规律，从长远看也会导致其盈利的减少和投资的降低，以及相应的服务质量的下降。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刚性需求，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反应。那你们不妨去测一测吧，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教授曾写过一本《弹性为零的经济学》，你们不妨也去做一个考察，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其需求对价格不作出丝毫反应的产品和服务。

8、对收入分配的干预误区之二：补贴

补贴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怎样使用补贴，使用到什么程度，需要具体分析。

深圳有一个沿街乞讨的丐帮，其中有一个分支是“儿童团”——全部有小孩组成。深圳居民和深圳市政府出于保护少年儿童的角度，从政府和个体的层面都给予了不少货币救助，也可以理解为补贴。两年前一个退休老干部化妆后潜伏到这个丐帮中去摸底，搞清了情况，这一行有个规矩叫做“要想要到钱，手脚不能全”，因而将拐骗来的小孩子残忍地打断四肢，人为制造青少年儿童的残障，并逼使他们去乞讨，最后将要来的钱集中到丐帮中高层去花天酒地。这位老干部将调查报告写好后邮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和公安部长周永康，三人都大为震惊并批示深圳市严办。两年以后，这位老干部在今年两会期间再次暗访深圳发现，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他感到心灰意冷，十分绝望，只给出了一个结论，呼吁乐善好施富于同情心的人不要再轻易施舍这些尽管看上去很可怜的孩子，因为这样做只会助长那些残忍的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让更多的孩子沦为残疾。

可见慈善、公益、恻隐之心有时候起到的恰是反向的收入分配的效果，你希望那些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们最终没有得到帮助，而你所认为那些最不该得到帮助的人却将凝结着你的爱心的捐款据为己有。有一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自然灾害，我们北大师生捐衣服，我也捐了几件。后来有媒体报道说衣服被那些主管分配赈灾衣物的官员们层层截留，最终到灾民手中的都是最差的。

国内很多企业家做慈善还停留在花钱换心安的层次上，一些有理想和抱负的企业家做慈善事业，他在慈善上花钱比他经营企业挣钱用的精力还要大，原因就是对于不健全的制度的深深的不信任感。香港人民很有爱心，大陆发生灾害的时候都踊跃捐款，但我们在善款分配和运作过程中的很多丑闻让港人的确十分寒心。

最失败的例子自然是经济适用房。政府的初衷是希望为低收入群体办实事，切实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实际运行过程又变成了一个权利寻租场，最终使得经济适用房面积十分宽大，楼下停着的是奥迪、奔驰、宝马。这是绝大的讽刺，无形中又不公正地增加了那些不该受到补贴的人的收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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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答学生提问

9、关于农地征用及其补偿

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这是列宁晚年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后来扭曲成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传到中国则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

计划经济时代，为保证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是禁止土地出让和买卖的。改革开放以后，台资、港资、外资纷纷进来，设厂置地，这就引发了法律问题。因为以当时的法律租赁土地是刑事犯罪，所以当时的全国人大紧急做了一个修正，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批租、拍卖。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中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锤，当年12月上海市也成功效仿。

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默契，即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拍卖，掌握在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受到保护。但这中间有一个法律漏洞，就是随城市化的进展，由于城市的扩张而带来的城乡边界的再界定、城市土地对农民耕地的占用。这种占用长期没有规范，只要纳入政府城市规划的范围内，实际上就只有“让出”这一条路。那么早期的农民为什么会认账呢，因为早期政府采取“征你的地，管你的人”的办法，将失地农民安置入国有企业，比如浦东机场，以及一些大学校区，都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农地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失地农民的安置都比较妥当，也有充分的空间。

然而今天情况又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政府可资利用的企业可以供他安置了，无论从国有企业的布局还是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任何企业包括已占比较小的比例的国有企业也没有义务和能力全盘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逐步观察到政府在土地批租过程中的巨大价格差，农民也逐步意识到土地的价值，加之《宪法》修正案中对“征用土地并给予补偿”的明确规定和《物权法》的出台，农民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捍卫自身的权利。因而近些年来一些城市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农民与政府集体竞价的现象，是时代进步的反映，当然也折射出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和复杂。

围绕土地展开的这些新的冲突引起高层的重视。对农地的征用，朱镕基任内停过一年，本届政府任内由于宏观调控也停过半年，试图缓解三农矛盾，然而工业生产又降下去了。

我以为，农民的土地，除非是用于公共利益，比如你要造导弹基地等等，其他的诸如盖高尔夫球场、高档楼盘等等非公共用途，均不应强制征用。在这类非公共用途的征用补偿中，农民应当有权参与一级市场的竞价过程，完整地参与整场收入流的创造和分配过程。

10、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它集中指向的是政府与商人、权与钱密切交织的不正常关系。比如日本的财阀，这些大集团与政治势力搅在一起，当年麦克阿瑟驻军日本后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打掉日本传统政治中的这颗毒瘤。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某种程度上可算是对这种在亚洲沿袭已久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清算。

英国就大不一样。宪章运动和对宪政的重视大大规范了政商关系。当然存在政治捐款，竞选捐款。但在英美规范的宪政环境和新闻自由环境下，你给某一个party捐款是要十分小心谨慎的，一不留神就会弄出丑闻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曾经说过，如果国家权力体系不上轨道，私人产权体系很难上轨道。特别是后进国家在其发力和崛起的过程中，在一种民族复兴的紧迫感的逼使下，很容易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国家权力大范围和大力度介入经济运行。无论是德意志俾斯麦的铁血，还是“我大清”的江南造船厂模式的官督民办，以及49年以后的一些政策。后发经济中国家力量的强大、政商不分、权力干预市场等等积弊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

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有些人是因权而贵。但这是表面，我的观点是这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的。中国需要民主、共和、宪政，仅强调民主是不够的。如果把不当的民主引进来，那也会出问题。我可以提出1.90以上的人都交税，大家投票可能很容易通过，因为多数人在1.90以下，我也可以提出，我们这个现场的同学们投票，把最富有的两个的财产共产，也可能会很容易通过。但接下来的结果是，1.80的、1.75的最后会一档一档的降低，最富的两个人共产之后，你们尝到甜头后可以接下去一直共产下去。这样的民主就是不当的民主，是违宪的民主。

民主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共和是保护少数人的，要和谐，就要以宪法为依归，使民主与共和的精神并存。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是讲了么，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的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无法保全，所以需要从民主、共和、宪政角度全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11、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我国医生的收入特点是，合法收入所占比例低，非法收入则讲不清楚。医生的合法收入是政府控制的，医生自身的劳动、知识、判断没有参与合法收入价格的制定。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收入的增长推动了医疗卫生保健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作为供给一方的医疗设施、医疗器械以及医生的合法收入被固定在一个低位上，供求的不对称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以药养医。医生的专业知识的合法价格偏离市场价格，他就要用这种专业知识进行额外生产来创造新的财富。而非法收入主要是医生胆量的函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医生之间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是一个制度问题。

医生的高收入有没有依据呢？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医生收入那么高呢？有人说医学专业学八年，我说你经济学学十年，可能倒要贬值。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年头长短的问题，还在于市场供求的力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医生就属于高收入者；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拿的工资也和生产队大队长不相上下。可见医生的收入一直是居于高位的，而现在的医生的合法收入被压得很低，这是一个不一致。

有人说你周其仁为什么主张市场主导型的医疗改革，为什么反对政府主导型的医疗改革。我从来认为这类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的概念是媒体为了便捷而做的一种杜撰，现实中没有完全的市场和政府。市场就是交易实现的场所，它并不是和政府天然对立的。政府和市场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可以休矣，重要的是为政府与市场各自划界，在真实世界中的每一个具体情境下具体界定各自的范围。

从医疗服务的供给面来看。与需求的迅猛增长相对应的确实医疗设施、医疗人员增长的缓慢，这中间就一定存在着资源动员的障碍。从农村看，现在行医需要严格认证，要考试，如今农村行医中专以下学历不允许，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次和卫生部专家座谈医疗改革的座谈会上，我向他们质疑这种对农村的严格认证方式是否合理。他们坚持那些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医学学生到农村去才会改善农村医疗状况，但我问一个北京某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去农村行医呢？他们肯去么？市场的力量会指引他们流向那里么？我不是圣人，我自己肯定做不到。那些卫生部的专家也做不到，否则他们就不会坐在北京开会。我想很多受过医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未必能做到。

所以才有了农村医疗市场那么大的空档，这种资质认证阻挡了大量在农村行医多年的人们。也因此才有了那么多黑医生、地下医生“非法”行医，打出广告说什么“老军医”，但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情况还要更糟。

卫生部的部长们是现代西医出身，现代西医是从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医是在农村的实践中孕育成长的。毛泽东1965年问卫生部长的那句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华佗读了几年书啊？李时珍是什么学历啊？”聊胜于无嘛。

再来看高端的供给面。城市各大医院中的排队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北京协和医院外面甚至搭起了帐篷。即便在这种紧张的供给情况下，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卫生部和北京有关部门仍然断然拒绝了六年前台湾的王永庆希望创办的能提供6000个床位的北京长荣医院的请求。对于一些民营医院的发展的遏制也是同样的道理。

医生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医疗服务不是出租车，具有同质性，你定了11块钱起步、两块一每公里的价格，不会有人傻到要加几块钱来竞争享受出租车服务。但医疗服务不一样，它是无法这样标准化的。

有人说把医生职业比照或者列为公务员进行管理，我说公务员价格也要随行就市，也不能万古不变的，也要与实际社会资源配比情况相适应的。朱镕基内阁任内加了七次薪、本届政府也加了几次，还没过瘾。

医疗问题，市场不定价就在政治场定价，拿到议会上去吵。政府要来管，但你要注意，政府来管一个事情一定要求政府行政效率非常高。广为人们所诟病的英国模式的免费医疗模式，其效率低下到排四个月队才能见到一个specialist，但你要知道，英国人可是真排队哦，哪怕是医生的老爸老妈也要排队哦。我们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老板们、以及各类拥有社会资源的惯于走后门而不惯于排队的人，会严格遵守规定么？

就在这几天，卫生部委托复旦、北大、北师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麦肯锡这七家研究机构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七套方案大体都已出炉，提交给卫生部，供他们做最后决断。我没有参加课题组，当初咨询我要否参加的时候我就拒绝了，一来是由于我始终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应该首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做出有限的预测和判断，而我自以为没有能力对未来的医改措施给出明确的方案；二来是因为参加课题组要遵守一条纪律，即不得公开评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那么我想尽管我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保留我进行观察和公开评论的权利，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连续在经济观察报写了16篇关于医疗改革的评论文章。

我们不要指望北京的几个“聪明人”坐在一起就能拿出一套通行天下的方案来，那不是科学。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我认为对于医疗改革这样的大问题，应当尊重经验，应当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有各种不同的尝试。

12、关于房地产价格

独家垄断的地位决定了厂商一定不会给出最优状况下的供给量。

香港对于贸易品不抽税，但是它的地价极高，是政府攥住土地以后憋住不放，等待憋到一定程度、需求已经水涨船高后再释放出土地，因此香港政府从土地租赁中赚取了较大部分，大陆政府学习的正是香港的这种模式，将土地演为“第二财政”。

但大陆的土地使用权限是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香港在97以前是999年（相当于永久），97临近时则不断缩短预期。

《物权法》的出台解决了土地出让的稳定性问题，规定期满后现有使用权人具有优先续约权。问题则在于政府的独家供地的垄断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而政府对土地的使用不仅受到经济力量又受到政治力量的支配。中央宏观调控叫停，需求就进一步高企，另外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过去城市之间相互隔绝而不具有价格可比性的局面被打破。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外资金的流入。低收入国家在开放时要对国外高收入买房者都是有一些限定措施与本国居民住房消费相隔离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对的。中国有多少留学生、外商，他们的相对收入大大超过本国居民。据说把上海分成了三圈，核心圈住的人讲外国话，中间一圈住的讲外地话（温州话），最外一圈住的讲上海话，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描述出了这种状态。这容易造成一些矛盾。有时候发展确实不可过快，步子一经放开，就很难收住。

就回答到这里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