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访华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史上开始了友谊的新篇章。虽然事情并不那么顺利，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访苏，在为斯大林祝寿之际，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这些年的基本情况，并请斯大林派使者来华，以便直接了解情况。据说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就在座侧，毛主席当时就说，就请派他来华吧。而斯大林果然就派了尤金作为他的使者于1950年来华。
须知尤金是当时最受斯大林信任的理论界人士。据说，在一次与斯大林电话交谈后，尤金就传出话来，说斯大林对哲学界所公认的一个辩证法论点，即“对立面的统一”难于理解，斥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从此，不但在尤金亲自参加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只剩下“对立面的斗争”一个辞条，并且以“同一性”这个辞条代替了“统一性”。不仅如此，当时苏联的博士、副博士论文凡以“对立统一”为题目的一概取消作废。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文章中也都不提这个概念。这一状况持续了好几年。
尤金不仅在哲学界影响甚大，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方面亦举足轻重。那时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南斯拉夫道路”、“富农路线”的说法亦是来源于此公。据说那时尤金是“共产党情报局”派驻南斯拉夫的代表，是他发现了南斯拉夫的“富农路线”等等，好像他因此而立了大功。
尤金于1950年（大约是夏秋之交）偕夫人来华。具体日期我不知道，因为最先不是由我接待。只听说下车伊始，尤金就在中南海作报告，那时的翻译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副局长张锡俦以及毛岸英。之后，安排尤金去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西安等几个大城市讲学。这次的活动由陆定一同志陪同，规格隆重，随行人员很多，我是他的讲学翻译，编译局杨志超是他的生活翻译，此外还有警卫及服务人员多人。一行人坐一辆专列，每到一处，该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不但亲自迎送，而且亲自到尤金的住所向他介绍该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此外还组织参观等等。据我所知，大概上面有指示，凡是尤金要看的都让他看，凡是他要知道的都让他知道。
他的报告会规模也是空前的，听报告的人大都是当地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此外还为他组织了不少学术座谈会，也是高干和当地学者名流参加。
记得当时我很紧张，不知能否胜任这一任务，我向陆定一同志说，我的哲学知识只限于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那一点，此外便不知道什么，怕翻译不下来。他宽慰我说，知道这些也够了。实际上当然是不够的，况且尤金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常援引、介绍一些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情况，使我急得满头大汗。
当时，苏联已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尤金这次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理论上都有着无比的优越感，尤金当时的态度颇为高傲。他和妻子在各地参观时，对接待他们的负责同志都缺乏应有的礼貌，对同行的陆定一同志也不够尊重。有一次尤金夫人竟对我说：“有人说尤金会喝酒，把他说成是酒鬼。”其实这是大大的误会。我们说某人会喝酒是褒意，而不是贬意。我一再向她解释，可她竟越说越生气。我只得向陆定一同志汇报，定一同志觉得是针对他的。我自思也有责任，因为可以不译给他们听的，但我也没想到会引起误会。
对于党外的知识分子，尤金的态度就更傲慢了。记得一次在杭州参观浙江大学，座谈时有几位教师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同你们说话……”意思是指斥那几位的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对他的招待虽备极隆重，但除了公开场合外，很少有哪些人去看望他的。随时随地都得陪侍的只有我一人，连一日三餐都同他们一起，因此同他们说话机会较多，也知道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说到二战后法国的情况，尤金说，以当时法共的实力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取得政权都行，要战后的第二天取得政权都行。我问，为什么不立即去取政权？他回答说，那样的话，美国立即就会登陆。原来是怕美国。至于美国的经济，在他看来，已达到了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程度，只可惜人们的觉悟还差得很远。我还问过他，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道德观念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资极为丰富，人们就不会有贪念。他举个例说，到了那时，人人都可以随时拥有许多衣物，比如说，可以一下子拥有二十双或四十双鞋子，那么，这个人也就没有必要去拿四十双鞋子放在家中，因为没有必要。尤金可能认为对我只能用这种极其通俗的事物来解释。我也姑妄听之。
沿路有些小小的插曲。如在广州市内看到肉店门口挂着狗，尤金夫人在宴会时看到烤乳猪，就坚决不吃，说那是狗。到了武汉，旅馆里有老鼠，尤金夫人吓得夜不能寝，直到邓子恢同志腾出自己的住处，让他们搬去，才安心睡觉。
但这毕竟是些小事，此外，直到回北京，都没有发生什么更多的误会。尤金此来，事先应该是聆听过斯大林的旨意，寻求中苏友好的可能性的。他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妥了出版《毛选》俄文版的事宜。当时商定由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他也是毛主席和斯大林晤谈时的苏方翻译）和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二人翻译，然后送莫斯科付印。
1951年夏，尤金又携妻女来中国，这次一开始就由我担任翻译。这次的气氛比上次友好，尤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矛盾论》在苏联发表的情况，对这篇著作作了高度评价，还写成书面材料，由我译成中文。但不久后，他对费德林、师哲翻译毛选的进度提出意见，认为太慢，建议送往莫斯科翻译。这样，毛选的前三卷后来就在莫斯科翻译出版了。
这一次来华，尤金只去了青岛小住，其余时间都住在当时北京郊区的一所别墅里。经常和他联系的是陈伯达，还有胡乔木同志。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党的重视，尤金一次对陈伯达和胡乔木说，他主张建立一个以中国党为首的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但我方反应消极，没有和他谈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期间，尤金还说了些与友好气氛不协调的话。一次，胡乔夫同志和陈伯达去探望他。谈话中他忽然说：“为什么你们要提‘毛泽东思想’？只要说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意味着发展了马列主义，何必还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没有提过‘斯大林主义’。”这样对兄弟党横加干涉，其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气焰太高了。但是，不管怎样，发展友好关系已是大势所趋。
尤金两次访华都受到隆重接待，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曾亲自宴请他们夫妇，江青奉毛主席之命邀请他们游览颐和园、天坛等地。除在外地讲学外，在北京，尤金在中南海、马列学院做过报告，还在全市的理论界大会上做过报告。一时间，尤金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消息竟传到苏联。后来我听说，尤金之所以很快到中国来做驻华大使，是因为斯大林以为，尤金既然为中国人所喜欢，就让他去做苏联驻华大使吧。
1951年送别尤金后，1952年我又曾见过他。当时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尤金曾邀请少奇同志夫妇去他们的住所一叙，由我陪同。原先在中国时尤金曾说过他的待遇如何之高，寓所如何宽敞，此外还有别墅等等。这次一看，寓所的房间狭窄，只客厅兼书房稍大。当年苏联的居住条件一般都很紧张，当然，他比苏联普通百姓的寓所宽大得多，但并无特别宽敞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尤金是在1960年中苏两党谈判后的二十六国会议之时，他竟仅仅当个苏共中央联络部所派的联络员，负责招待东南亚一个国家（具体是哪个国家记不清了）党的代表团。苏共二十大后，我曾听说他在二十大时急于表态和斯大林划清界限，上台发言时几次都说错了名字，把斯大林说成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说成斯大林。我又听来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说，苏联哲学界认为他已从政（当大使），已算不得哲学家。而苏联外交界又说他原是搞哲学的，所以搞不好外交。口碑如此，令人感慨。当然，在我们建国之初，急需和苏联调整关系时，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两次见到斯大林
1951年4月底，王稼祥同志率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几位同志去莫斯科，和联共中央领导讨论亚洲兄弟党的问题。同去的有李初黎、张上民等同志，我担任翻译。另外，印尼党的同志也同去莫斯科。稍后，一位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从中国启程去莫斯科。
5月初，斯大林召见王稼祥同志，并允许带翻译。稼祥同志由我陪同前往。即将见到世界伟大人物，我既紧张又兴奋，加以联共中央联络部工作人员对我既羡慕又嫉妒，在旁边议论我，说我莫名其妙，这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情绪。稼祥同志对我说，其实他也懂俄语，只是两耳重听，怕听漏了话，需要我向他大声重述对方说的内容。
斯大林在郊区别墅（大约就是孔策沃别墅）的室外阳台上接见了我们，在座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联共领导人。这次谈话及以后的会议当场都没有记录，事后再追记。
这次谈话不是在正式场合，比较随便。斯大林相当高兴，态度和蔼。王稼祥同志向他谈了我国国内一些情况，并再次就我国专政性质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斯大林又再次肯定了中国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对农业问题说了一番话，大意如下：“俄国农村中有村社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因此，在俄国实行土地国有化阻力不大，农民对集体化的观念比较容易接受。你们国家土地私有制历史很长，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根深蒂固。你们在实施土地国有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要慎重，不可以性急。”
当王稼祥同志谈到亚洲一些兄弟党的情况时，斯大林说：“亚洲情况，东方问题，你们比我们清楚，主要靠你们去解决那边的问题。我们只对欧洲、西方了解得多一些。”
这一次，斯大林还说了些对于小国的看法。大意是：小国独立存在的意义不大，无论从防务上看，或从工业建设上看，意义都不大。小国在大国威慑下无力保卫自己，小国没有必要建设大规模的机器制造业，自己所需不多，搞起来也是浪费。
他还说，据他看，可以搞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王稼祥同志立即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行。他一笑置之。
这一次，谈到后来，斯大林更显得亲切，不讲客套。他径直对王稼祥同志说：“医生反映，林彪似无必要继续治疗。我看也是，他在这里呆了一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病治好了可以再生病的，再健康的人也可以生病的。”意思是说林彪可以回国了。约一年前，即1950年上半年，林彪偕妻子儿女来苏联治病。听说，他在苏治病期间根本不听医生的话，自己整天翻阅一本从国内带去的医书，自行其是地吃药。苏联医生大概觉得很为难，便向上面反映了。
午间，我们被留下吃饭。在别墅的一间会议厅，我们围着长桌进餐，在座的是刚才一起谈话的人。上菜的是一位面容严肃的中年女服务员，菜肴都放在旁边的一张矮方桌上。从斯大林起，大家都自己端着盘子到旁边这张小桌上盛汤拣菜。气氛很友好，也没有什么拘束。斯大林问了王稼祥同志的身体状况，告诉他治疗关节炎的方法，还说了他自己在革命前一次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时冻出关节炎的往事。他说革命胜利后做过几次泥疗就痊愈了。饭后斯大林带我们看了大厅墙上一幅中国刺绣，绣的一只老虎。他说是新疆的盛世才送的（记得别人的回忆录中说绣的是一条龙，大概盛世才送了他不止一幅刺绣）。又看了园子里栽培的格鲁吉亚移来的橘子树，他说：“这是试验，不知能不能成活。”之后，他要去休息一下，就让莫洛托夫陪王稼祥同志在园子里散步。莫洛托夫虽然年事已高，但彬彬有礼。他带着我们差不多逛了半个园子。散步中他问王稼祥同志看过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没有，又问这本书是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稼祥同志一一予以肯定的答复。看来那时评定斯大林文学奖之时，苏共领导对待此事很认真。
这一次会晤后，又在这所郊区别墅里开会讨论过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兄弟党的问题。我记得这个会开了一整夜和一个白天（或更长一些）。由于日夜连着开，究竟是分两次还是三次，我记不清了。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除王稼祥外，还有李初黎同志。日共方面有德田球一等三四位同志参加。联共方面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格里哥良。会议中穿插着用餐。这些会上斯大林不大高兴，经常嘲弄德田球一，为何如此，我不明所以，大家也跟着大笑，但并不轻松，气氛是比较紧张的。斯大林有时向联络部的格里哥良问话，格里哥良总是慌忙起立，垂着头，嘴里说着：“有，斯大林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他吓得不敢说别的话。
吃饭时主人向在座者轮流敬酒，虽是红酒，但也喝得很多。
有一次夜间会议休息过一次，大家站在过厅里。这时，斯大林朝我走过来，问：“宋庆龄还好吗？”我立即回答：“她很好。”大概这里只我一个女同志，又是中国人，所以他想起宋庆龄来了。
这次在莫斯科期间，虽然谈过东南亚等国兄弟党的问题，印尼同志、缅甸同志也都在莫斯科，但斯大林没有接见，他们也没有参加这些会议。
1952年秋，刘少奇同志率领我党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还准备会后与斯大林晤谈。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陈毅同志，另外还有饶漱石。翻译除我之外，以师哲同志为主。苏共十九大结束后，约12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刘少奇、王稼祥同志，我作为翻译陪同前往。谈话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除斯大林外，苏方只有马林科夫在座。苏方翻译是费德林。这次谈话主题主要是有关印尼国民党（苏加诺的党）和印尼共产党的情况。谈话中，还提到越南党。斯大林突然说：“我本以为胡志明是个好人，原来他不是个好人。”他并没有说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刘少奇同志也不便问他。不知他这样随便臧否人物是不是他的习惯。谈话结束时，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请他接见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郭沫若，斯大林同意了。不记得宋、郭二位是到莫斯科参加什么会议，或是路过苏联的，他们是最后见到斯大林的中国人。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
1952年在莫斯科期间，少奇同志曾询问王明的治病情况。一次，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科长谢尔巴科夫（后曾任苏联驻华大使）来宾馆对少奇同志说，据他们向医生了解，王明已基本痊愈，没有必要继续在苏治疗，他可以回国。但是，王明并没有回国，看来苏方也没有敦促他回国。
从1951年至1952年我党领导同志和斯大林会晤的情况来看，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领导人是尊重的。我们受到的待遇和1948年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对待郭沫若的态度也是一例。郭老在1945年访苏之后写的《访苏纪行》曾被苏方内务部人员说成是反苏著作。但1952年，斯大林却应我党领导同志之请，亲自接见郭老。又如王明问题，过去苏方一般是回避的，1952年竟然表态同意王明回国。虽然王明实际上没有回来，但对于苏方来说，这已经是愿意和我党在此问题上保持一致的一种表示。当然，在和苏方各级人员接触中，我们也不时感到他们仍不免时而流露出大国主义的情绪，但是和1948年前后相比，有了质的区别。
中苏关系点滴
自斯大林逝世后至1958年这段时间里，我再没有参加过中苏高层领导之间交往的翻译工作。凭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相当的发展。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却对我们有着戒心，这种戒心也日益增长。
我所根据的事实，初看起来并不起眼，似乎不足以得出他们有戒心这个结论来。但是只要把这些事实放在当时中苏关系十分友好亲密的时代背景上看，就显得突出了。
20世纪50年代苏联派遣了大批专家来华。这些专家，尽管在生活起居方面同中国人是分开的，但在工作上却天天相处在一起，中国同志对他们竭诚相待。苏联方面对自己专家的管理却十分注意保持同中方的距离。
50年代，我曾在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我发现，当某一专家聘期将满，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续聘时必遭拒绝。编译局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外单位聘请的苏联哲学专家曾积极主动帮助编译局工作，他于1956年聘用期满。此时，编译局因工作需要，提出续聘的要求，他本人也已同意，但苏方却以健康不佳为由拒绝了我们。以后另派一名哲学专家别洛夫到编译局工作，聘期一年。别洛夫计划写一部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史的书，想在中国收集一些历史资料，1957年聘期期满时，别洛夫本人向我们提出愿意继续留下工作，而我们在工作上也有需要，因此向苏方提出续聘，不料又遭拒绝，而且没有说出充足的理由。别洛夫是1956年来华的，他公开表示拥护苏共二十大路线，拥护赫鲁晓夫的主张，政治上同苏共中央保持一致。为什么不让他延期，大约因为他的续聘是中国方面提出的。
此外，还有一些事实，也能说明他们有意识地保持苏中两方人员的距离。例如，50年代，苏联派来北京的专家人数甚多，为了管理方便，成立了两个党支部，即工业支部和文化支部。所有在北京的苏联专家都属于这两个支部。此外，还另设有一个支部，专门容纳一些可能与中国方面关系密切的苏共党员。这个情况是听我妹妹林琳谈的。她从小去苏联，长大后与苏联人结婚。1954年随在《友好报》工作的丈夫来中国，1956年回苏联。据她说，那两年她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原因是她过组织生活是在一个专为她这样的人设的支部里。据她说，他们刚到北京时，她丈夫和另一名《友好报》的苏联专家去苏联驻华使馆办理他们一行数人转组织关系的手续。使馆人员不知来者之一有华裔妻子，竟当着这位丈夫的面说，在北京的专家及其眷属中的党员一般都在两大支部过组织生活。但有例外，即专为一个人（后来知道是指苏籍华人专家李必新）设立了一个人数较少的支部，叫做新闻工作者支部，凡是在友好报社、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外文出版社、新华社等出版、新闻单位工作的苏联专家及家属暂时都编入这一支部。待那一个人期满离去后，这个小支部将随之撤销。但是，当李必新工作期满回苏后这个支部并没有撤销。林琳认为，这个支部后来是专为她一个人保留的。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长期居留苏联的中国人曾在苏联娶妻。中国解放后，不少人带着苏联妻子回国。这些苏联女公民来中国后领的都是苏联侨民护照。所谓苏联侨民大多是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期间就侨居中国的俄罗斯人。他们中一部分是白俄，即旧俄的贵族、官僚、富翁或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也有些是不理解十月革命的人们；更大一部分是中东铁路职工的后代，在哈尔滨就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通中俄两国语言，在苏联领事馆领了侨民护照。据我认识的人说，拿这种护照的人不能享受苏联公民的待遇，即除护照期满要延期外，其他任何时候不能去苏联使馆，不能参加使馆的活动，如节日晚会、电影晚会等。我熟悉的两位妇女，即李立三之妻李莎和陈昌浩的前妻格拉娘就是如此。她们经常埋怨，说嫁了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更有甚者，有一位男士，即李特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前苏联丈夫瓦令金，随特特来中国后，住了不几年就离婚了。他特地找我解释，说是来中国后受到屈辱的待遇，即拿的是侨民护照，不能去使馆，组织生活无处过，他原来的苏共候补党员资格也失去了。他没法在中国生活下去。他说来中国前特特一点未向他透露这种情况。其实，这完全不能怪特特，她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情况或许不是他们离婚的全部原因，但必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包括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中国派了大批留学生去苏联学习，苏方也热情承担为我们培养人才的任务。可是，他们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设置了不许中国留学生入内的禁区。就是说，不愿与我们共享尖端科学技术。其实，在今天看来，尚未进入大同世界之前，一个国家、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保留若干高精尖科技，自有其权利，也是常情。不过当时，一向把苏联看作老大哥的我们，不免心中怅然。
这时，中苏民间交往很是密切。1957年，我为了进修哲学史，曾前往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副博士学位。到达莫斯科后，所闻所见，颇出意料。一位苏籍华裔哲学家杨兴顺径直对我说，苏联人民普遍对赫鲁晓夫失望，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身上。不久后，当我向苏联哲学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就哲学史问题咨询时，他们中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表示。其中一位俄国哲学史博士，虽然过去素不相识，但是，当我一走进屋子，还没有来得及谈业务，他就开始倾吐自己的思绪，如他对列宁、斯大林的怀念和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以及对毛主席的敬仰，等等。还有一位逻辑学博士及一位语言学专家也都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当然，除了对人物的臧否外，还谈了对当时一些现象的看法，令我印象颇深的就是宗教在苏联的再度兴起、神学院的重建。从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为我解答疑难问题的十来名专家中，将近半数是公开或半公开地向我做过这种表示。可以想见，跟革命、战争年代享有盛誉的领袖们相比，苏共的接班人显得如何地黯然失色。
当时的科技界人士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们中的一些卓越科学家竟不顾设置禁区的规定，为自己的中国研究生提供学习尖端科学的条件。例如，新西伯利亚科学院分院是苏联重要的科学基地，外国人是不能擅自进入的。但新西伯利亚科学院一位著名科学家兼副院长却让自己的中国研究生长期住在这个基地学习。又如，当时我国尚未掌握飞机用的一种燃料油的制作技术，这方面的实验室是禁区。但是，有一位苏联科学家却和自己的中国研究生达成默契，让他进自己的实验室作这方面的实验。还听说，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尖端产品（据说是一个螺旋零件）交给我们，以示对中国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支援，等等。
在苏联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情况，反映了苏联民间带普遍性的对华友好情绪。但是不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苏友谊遭到了挫折。
1958年下半年以后，我们留苏学子由于国内传播过来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信息而热情空前高涨，不由自主地滋生了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觉得中国将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至于苏联党内的赫鲁晓夫领导层则在此之前就已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不服，此时（约1958年下半年）开始批评我党。如：有个别友好人士在莫斯科一个区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介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接着另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在会上就批评了他，说他不该向苏联公众介绍兄弟国家不成熟的经验。这个时期，苏联哲学所指导我业务的学者约夫楚克（苏联科学院院士）和我谈去农村、工厂蹲点的事情时，要我不可宣传人民公社。来过中国的一些专家，如前文提到的别洛夫等，出于好意在某些问题上，如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他同我辩论说“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进入共产主义。其实，社会主义时期还有许多事要做。社会主义是好东西，我愿过一百年的社会主义日子”等等。他们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对我党无条件崇敬的态度。
而1959年苏联报纸报导中印边界事件时，苏联官方就公开了他们与中国不一致的立场。接踵而至的是，中苏两党大辩论开始。在这场政治漩涡中，我中止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涯。
自此以后，将近三十年，我再没去过苏联，甚至和我妹妹的通讯联系也在60年代中期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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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3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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