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傅国涌
　　
　　　
　　在一个商业化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那么，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二十世纪“文化偶像”之一就不是偶然的，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由此，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尚未面世的“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们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金庸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便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惟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金庸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其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金庸以八十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在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
　　
　　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一是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二是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三是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四是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们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从元朝末年金庸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五百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六人中进士，十七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十四人，中举人五十九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三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三十八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可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朝廷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十九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五百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金庸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金庸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因为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外，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金庸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香港，金庸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难逃过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因此，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后，他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而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金庸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金庸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1947年10月，他考入上海《大公报》是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他们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金庸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十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金庸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金庸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金庸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境之后，金庸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金庸与《大公报》笔战，其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坚持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金庸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金庸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然而，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却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其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金庸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金庸的权力观。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准，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霭仪已深刻地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金庸的社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金庸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近五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攻击，市民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之后，199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对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自内心的崇敬，曾多次为邓小平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对《明报》的治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金庸的人（如黄霑、林燕妮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金庸有着强烈的忠奸观念，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其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金庸的新闻观。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读物，但他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金庸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毋庸置疑，金庸早期的新闻观受到了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倚，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他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理想、立场，也就是在大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情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即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金庸充分利用《明报》这个载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大学生甚至在明报大厦前当众烧毁《明报》以示抗议。作为报纸老板，金庸不得不面对报纸到底是社会公器还是老板私器的质疑。对此，他本人在多年以后公开提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坦率直言：“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这是他在1999年10月杭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为题刊登在当年12月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上。除了提出媒体私器论外，他还在这次讲话中表达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说：“……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
　　
　　此论一出，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他多年的老友、同事、温文尔雅的董桥都坐不住了。当年12月也就是读到《新闻记者》杂志上刊登的发言记录之后，董桥写下了《金庸在杭州的谈话》一文，表示自己有“天涯咫尺”之感的惊讶。
　　
　　事隔很久，人们都忘不了金庸有关新闻的这些观点。2001年他到台湾访问，记者仍在追问这事，他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有人以为他言不由衷，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2000年9月，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问我办报怎么办。中国内地办报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办报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从信奉“独立、公正、客观”到媒体私器论，再到提出媒体“同解放军一样”，如同从否定权力到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归依，金庸新闻观的转变同样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许多秘密。
　　
　　金庸的美国观。1999年10月，在杭州作《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讲话，明白地把他的美国观袒露在世人面前：
　　
　　美国因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军费，维持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1996年，我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出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摆出威慑姿态，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最近美国又与日本签订导弹防御体系，想把台湾包括在内。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想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对于这一类挑衅威胁，邓小平当年提出了英明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永不称霸”八个字。韬光养晦是尽量忍让，不与美国人针锋相对地对着干，但并不是一味屈服，认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地培养我们的综合国力。全世界重要的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亿的人口，与美国两亿多人口相比，到2030年，最多是2050年，我国的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的霸权，维护世界的真正和平了。
　　
　　2001年5月21日上午，金庸在广州中山大学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演讲时说：“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
　　
　　金庸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几乎可以与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提并论。同年10月，“9·11”之后不久，在接受广州《南风窗》杂志专访时，他又连篇累牍地批评了美国出兵阿富汗“不合法”——
　　
　　“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挟持民用客机，撞向世贸大厦，致数千平民死伤，这实在是一桩非常大的罪恶。但如何认定是本·拉丹所主使？姑且假定是萨达姆或卡扎菲，或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或卡斯特罗或其他任何人主使，又怎么办？美国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昭示于世？
　　
　　在《普通法》中，对于谋杀罪的判断一定要依赖于肯定的证据。若证据有疑点，则不行。此即所谓“一切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给本·拉丹定罪，依照的不是这样的原则。
　　
　　这是应以法律对待的问题，不可以狭隘的报复心来行事。美国老说要尊重人权，但在轰炸阿富汗一事上，看不到他是否尊重本·拉丹的人权与阿富汗平民的人权。莫要忘了，即使本·拉丹是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人，也应当有人权的。
　　
　　现在美国是因为拉丹训练营在阿富汗的存在，而空袭阿富汗。若是拉丹的组织将来发展成几十个，在全世界流动，美国岂能一个个国家都轰炸过去？何况在这种空袭中死亡的，主要还是无辜平民。
　　
　　国无论大小，均应当是平等的。美国当年出兵格林纳达，将人家总统抓到美国来，以美国法律来审，这就是霸道的作风。
　　
　　金庸的美国观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胡政之去世，他在《听不到那些话了》的纪念文章中即对美国的“不可一世”有看法。六七十年代，他的《明报》社评也时有对美国的批评，或直接，或间接。比如1960年，台湾“雷震案”发生后，金庸在9月6日发表的社评中认为“雷震乃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者”，所以他为雷震的被捕公开叫好，尽管其心里并不怎么认同蒋介石当时对台湾的专制统治。可以说，金庸对美国的看法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抗日战争时期，金庸曾在杭、嘉、湖七校合并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读书，所以也算是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一位杭州高级中学的学生患白血病需移植骨髓治病，近五十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媒体披露后，社会各界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全班同学写信给他们的偶像，请求这位富豪校友伸出援手，金庸却只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小说集。为了纪念抗击SARS，杭州要集资建雕塑，金庸也只主动捐了一套大字本的《射雕英雄传》。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2003年7月26日，四十多度的高温下，一场推销啤酒和《金庸茶馆》的演讲会在杭州举行。有记者现场问金庸在捐款时常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问他对钱怎么看？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他笑了，一直笑，却几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捐了云松书舍，价值一千四百万。”主持人替他补充打圆场，说他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不要工资，他出席这场演讲会不要出场费云云，可惜都是文不对题。
　　
　　另一位记者问：“您都八十岁了，还到处飞来飞去，这么辛苦，是名气不够大呢？还是钱不够多？”金庸的回答显得有点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反复强调那些“金庸产业”，那些围着自己的活动，都是被动的。这显然与主持人所说的他是股东之一相矛盾。
　　
　　前几年，金庸以象征性的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这真是富有商业的心计，实际上是免费做了一次大广告，对再次掀起“金庸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金庸作品集》现在已从北京三联书店转到广州出版社，其中主要也是钱的因素。当三联书店和他原来签定的十年版权到期前夕，金庸提出了续约的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金庸以迟暮之年不辞劳苦，吃力不讨好，修改他早年的作品，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寻找新卖点，再创销售高潮的商业动机呢？
　　
　　金庸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为“金庸产业”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要出一种“金庸酒”……
　　
　　也许一切都无可厚非，人类对金钱的追求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作为一个凡俗中人，诚然可以理解。可是金庸口口声声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四大皆空的立场与金钱无休止的追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金庸之所以信佛或许源于他儿子的自杀。他不无痛苦地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真地读通了佛经，却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
　　
　三、四个精神源头
　　
　我们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有四个主要源头：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直到八十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做主，从来没有想过要人民自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即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金庸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金庸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金庸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思想见地的书。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消极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先贤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的，“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随“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拥有天下的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他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金庸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尽管强调人民性，但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以及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市场，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金庸是否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金庸写作的主要目的。特别是《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金庸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喜好。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十六年后与杨过重逢。
　　
　　金庸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金庸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金庸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狡黠与机心，如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然而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其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作为一个文化商人，金庸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报》的员工说金庸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也对其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金庸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行吗？
　　
　　金庸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金庸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而且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金庸的其他生财之道确也依然顺畅。金庸之所以到处奔波，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金庸的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金庸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金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便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诸如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切，即使到了香港之后，导致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乎都勿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金庸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金庸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更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金庸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希望两岸统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上，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其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界的梦呓。
　　
　　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从十九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二十世纪后半叶办《明报》，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金庸生命的深处，他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却成了《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金庸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1964年10月13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良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实在追求文人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人瞩目的精英报纸。金庸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
　　
　四、没有结束的话
　　
　　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穆旦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大量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他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的命运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穆旦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穆旦的悲惨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原载《书屋》二〇〇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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