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肖飞：北京的胡同

平头百姓大非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景致，也是北京的重要标志，没有了胡同的北京就如同没有了水的威尼斯，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早在元代，就已经使用胡同一词来称呼街巷，当时的一些戏曲中已出现有“胡同”一词。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的词句，还有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等。根据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的看法，胡同一词当时在我国北方一些城市都有所使用，它的来历，应该是借自于蒙古语的水井，因汉语中原本没有这个词，根据音译就产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写法，如衚衕、胡同等，而最终采用了胡同二字，其原因很可能是胡同二字书写最为方便，因而取代了其他各种写法，流传至今。

在关于胡同的各种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胡同的名称。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胡同的名称比喻成一部生活词典，里边包罗万象，有男(刘和尚胡同)女(宋姑娘胡同)老(吴老儿胡同)少(小齐家胡同)，有达官(帅府胡同)显贵(石驸马胡同)，有花(桂花胡同)草(草垛胡同)树(柳树胡同)木(大木仓胡同)，飞禽(喜鹊胡同、双鱼胡同)走兽(大黑虎胡同、狮子胡同)，有五谷(细米胡同)杂粮(豆谷胡同)，有金(金井胡同)银(银丝胡同)铜(铜钟胡同)铁(铁香胡同)，有日用百货(镜子胡同、手帕胡同、铃铛胡同)，有东(东绒线胡同)西(西兴盛胡同)南(南千章胡同)北(北魏胡同)、上(上唐刀胡同)下(下宝庆胡同)大(大糖房胡同)小(小石虎胡同)、前(前车胡同)后(后宅胡同)等。
北京胡同名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通俗性。胡同的名称大都是由当地居民自发命名的，最初是口头流传，然后才形成了书面上的文字，所以口语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胡同名的通俗性，首先表现在题材上，多数胡同名是就地取材，根据周围富有特征的人、建筑、市场、商品或地形地貌等具体名词来起名。几乎很少使用抽象名词。即便是抽象名词，也多为喜、福、吉祥、平安等简单易懂的词；而不像紫禁城中的宫殿名称那样引经据典，微言大义。其次表现在名称的字数上，大多数为两个字和三个字，都很简短。四个字的胡同名称基本上是在三字的名称前加上东西南北前后大小等方位词，也有的胡同名称采用四个字的，如三保老爹胡同、百花深处胡同等，不过数量不多。有的胡同以官署衙门作为名称，字数相对多一些，为四到五个字，如御马监官房胡同、永清左卫胡同、内西巡捕厅胡同等。五个字以上的胡同名称极为少见，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仅有一条，名为山西大木厂墙下胡同。再次表现在胡同名称所使用的语言上。胡同名使用的是民间口语，没有什么忌讳，如王寡妇胡同、屎壳郎胡同、哑巴胡同等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在胡同名中大量使用；另外，不少的胡同名都朗朗上口，有的还具有北京话里特有的儿话音，如盆儿胡同、香儿胡同、鹞儿胡同、阡儿胡同、茶儿胡同、炭儿胡同、菊儿胡同、砖儿胡同、帽儿胡同、辇儿胡同、鸦儿胡同等，说起来十分好听。
胡同名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稳定性。许多胡同名称命名时所依据的人或建筑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名称依然使用，并不因此而改变名称。有些名称虽然已经有了变动，但人们在使用时仍然喜欢沿用以前的名称，或者新旧名称一起使用。如今西四北三条原来名为报子胡同．尽管胡同中的学校名为西四北三条小学，胡同口的标牌上也写为西四北三条，但附近的居民尤其是老居民仍然管它叫报子胡同，胡同东口的13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上也写的是报子胡同。明代时的胡同今天有许多名称已经改变了，但在改变的胡同名称中转音的以及音同字不同的、加上了方位词、加上了胡同二字、增减了仅一个字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虽然名称书面上发生了变化，但在人们的口语中变化却不大。

北京人总爱说“大马路，小胡同”，其实，马路不一定就大，胡同也不一定就小。说小胡同，更多的是指胡同里住的大多是小人物，没有什么重要性。事实上，多少代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的胡同，已经不仅仅是一条条窄小的街巷，它是北京历史文化一个无比重要的组成部分。几百年来，北京城的胡同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几乎每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掌故。有的胡同以事而著称，有的胡同以人而闻名，还有的胡同曾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元代的胡同到今天已所剩无几了，只留下有数的几条。砖塔胡同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西南侧，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在胡同东口，有一座万松老人塔。这座青灰色的砖塔为七级密檐式塔，外观呈八角形。万松老人，名行秀(1166—1246)。是佛教中禅宗五家里曹洞宗的一代宗师，在金、元两朝是极为著名的人物，著有《从容录》、《释氏新闻》、《万寿语》等佛学著作。他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理论对耶律楚材有很大的影响。圆寂后，耶律楚材特为他修建了这座砖塔，以表纪念。从此，这条胡同就被称作了砖塔胡同。在元、明、清三朝，砖塔胡同附近一直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所谓“勾栏”(演出剧场)之地。在元代，杂剧盛行一时，大都城作为北方杂剧的中心，城内有众多的大小勾栏，演出杂剧，其中著名的一处就是在砖塔胡同一带。勾栏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和腰棚(看台)。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台上锣鼓喧天，台下欢呼喝彩，无比热闹。在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就提到了砖塔胡同。明代时，戏曲音乐等事务由设在东城的教坊司管理，戏曲等娱乐活动也转到了东城区。砖塔胡同一带则门庭冷落，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清初时，砖塔胡同曾经作为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的营地。之后不久，又逐渐恢复了元代的热闹场面。演唱京剧的坤班等众多戏班乐户陆续在此演出，最初时只有几家，很快便发展成几十家，除了京畿地方外，还有来自天津天喜、三喜、双顺等班的人马。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这里的演出就基本上停止了，胡同里住上了普通的居民。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时，曾将砖塔胡同作为指挥所。如今，砖塔和砖塔胡同都保存完好，这条比紫禁城还古老的胡同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东交民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一条胡同。在明代时称作江米巷，分为东、西两条。它坐落在皇城正门大明门(清称大清门)以南，附近是中央各部署衙门集中办公的地方。当时，涉及外交的事务都归礼部和鸿胪寺负责办理，而这两个机构都位于东江米巷西口。所以接待各国来京的使节、留学生的住所也设在东江米巷。清政府虽然允许外国使者来华交往贸易并以礼相待，但是对他们的防范也十分严格，尤其对他们在北京的活动限制更严，不许和中国百姓接触，连他们的住处也由中国军队昼夜巡查看守。同治年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日、俄、美、英、法、荷等国陆续在东江米巷建起了使馆，一些洋行也开在这里，在巷中形成了比较集中的外国使馆区，东江米巷也就因其谐音改为东交民巷。这个时期的使馆区内。还居住着很多中国官员和普通百姓，可以自由穿行，和其他街区没有太大区别。当时的翰林院就在东交民巷中，与英国使馆仅一墙之隔，大学士朱凤标和徐桐的住宅也在这条巷中。外国人曾经想购买徐桐的住所，但徐桐坚决不卖，并在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联。此时东交民巷的主权还在清政府手中，许多官吏经常光顾东交民巷中的西餐馆(当时被称为番菜馆)，在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曾描写了这样的事情。1900年5月，义和团拳民与神机营、虎神营等处的清军队一起攻人东交民巷，但并未攻破使馆，在激烈的交战中，东交民巷中原来的建筑大都未能幸免而毁于战火。1901年《辛丑条约》后。清政府根据条约把东交民巷正式划为使馆区，所有商店、小贩都不能进入东交民巷做生意。连警察也不允许进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全副武装地通过了东交民巷，结束了中国人不准踏上中国领土的局面，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史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开端的。而“五四”运动与北京城内的一条小胡同——北总布胡同内的赵家楼胡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局长曹汝霖的宅院就在赵家楼胡同内。1919年5月4日，数千名爱国学生冲进了赵家楼胡同中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在曹宅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之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东城区从东四北大街西边的十条路口到地安门东大街东面的宽街，这一段大街现在被称为张自忠路，以前则叫铁狮子胡同，这条胡同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据明末谈迁的《北游录》记载，这条胡同里有一对元成宗年间所铸造的铁狮子，胡同由此而得名。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称其为“仁寿坊铁狮子胡同”。明崇祯时，宠妃田贵妃之父、左都督田弘遇将这对铁狮子摆在自己的府第门前。田弘遇和镇守山海关的大将吴三桂关系密切，并将爱妾陈圆圆赠与了吴三桂。李自成攻人北京城后，刘宗敏占据了田府，拘捕了大批官僚外戚，其中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和陈圆圆。吴三桂得知此事后，“冲冠一怒为红颜”，投奔关外清军，使满清的八旗兵顺利地通过山海关，进入北京城。张自忠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以身殉国。为了纪念这位抗日爱国英雄，铁狮子胡同改名为张自忠路。实际上，张自忠将军的故居并不在铁狮子胡同里，但这里在日伪时期曾是侵华日军大本营的所在地，将这条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大概是想让烈士的英灵看到日本人终于被赶出了中国，张将军的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了。

解放前，前门外一带的南城是北京的娱乐中心，这里不光有小摊店铺、江湖艺人云集的天桥，还有号称八大胡同的妓院区。从清代一直到民国，在珠市口北、前门到和平门之间有许多妓院，其中有八条胡同数量最多，被俗称为“八大胡同”，后来，八大胡同就成了北京人对妓院的一种通称。这八条胡同是陕西巷、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皮条营、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原为王寡妇斜街)、大李纱帽胡同。八大胡同的名气很大，许多外地的公子阔少也慕名前往。他们中的一些人误以为八大胡同是一条胡同的名字，寻遍所有的花街柳巷也未找到，后来有好事者曾特意作《咏八大胡同》诗一首，诗中包括了这八条胡同的名字。老北京话中的“逛胡同”可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它指的就是到八大胡同的妓院中鬼混。八大胡同里的妓院，有的是独门小院形式的“书寓”、“书馆”，有的是分成若干单间的小四合院或小楼。到这里来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除了富商阔少、地痞流氓、伪军官兵以外，还不乏政界要员、社会名流。抗战胜利后，第一任北平市长熊斌就曾娶百顺胡同西口潇湘馆内的紫娟为如夫人，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新闻了。

1950年，在北京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决定废除娼妓制度并查抄妓院。从此后，八大胡同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天，八大胡同中的皮条营改称为东、西壁营．王广福斜街改称为棕树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为大力胡同。

北京城的胡同中还分布着许多名人的故居。

鼓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院是毛泽东故居。这个毛泽东故居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这里是杨昌济先生的寓所。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伦理学老师。1918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京。来北京后不久。他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信，让他来京联络赴法一事。这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后就住在杨昌济的家里。今天，这里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画家齐白石的故居在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内跨车胡同13号。这是一座北京旧式三合院带跨院的民居．白石老人亲自篆刻“白石画屋”匾额。解放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为照顾齐白石，特地为他找了一处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东城区雨儿胡同，但齐白石怀念旧居．坚持住在辟才胡同的旧居。在辟才胡同的旧居内，他一直居住到逝世。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先生出生在李铁拐斜街，家道衰败后，搬到了前门外的百顺胡同，与杨小楼为邻。之后，又陆续在鞭子巷三条、无量大人胡同内居住过。抗战时，因经济困难，梅兰芳卖掉了在无量大人胡同内的住宅。解放后，他搬到了护国寺街甲一号。茅盾的故居位于东城区圆恩寺胡同13号，一座普通的四合院，1974年11月迁此居住，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六年。萧军的故居在西城区后海北沿鸦儿胡同6号院内，因为屋子十分狭小，他将这里起名为“蜗蜗居”，在此工作生活了三十七年，并写下了许多著作。1912年，鲁迅到北京后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内。1919年，迁至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在那里他完成了《阿Q正传》。1923年8月，鲁迅先生由于和兄弟周作人交恶，离开原在八道湾的住所，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居住在砖塔胡同期间，他写下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家庭》、《肥皂》及《中国小说史略》等重要作品。1924年，鲁迅迁居到阜城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这是一所三开间的四合院，北屋的东间是鲁母住房，西间是鲁夫人住房，南屋是会客室并有藏书。北屋中间后面接建的一间房子，人称“老虎尾巴”，则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和卧房。他住在这里两年零三个月的日子里，写了《坟》、《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篇》和名著《彷徨》一书中的全部小说，以及其他许多译著。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于1956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鲁迅博物馆”。
说起北京的胡同，有一个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就是人民艺术家——老舍。他不仅生活在胡同中，而且在作品中描写胡同，描写小胡同里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不少人是通过老舍的作品才了解了北京城内的小胡同的。老舍先生出生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内(今改称小杨家胡同)。这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胡同。日后老舍将这条胡同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四世同堂》中，作为故事的生活背景。1912年，老舍小学毕业后考入祖家街内的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学了一个学期后，因为交不起学费。又考入了免费食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上学时，老舍先后住过两个地方，西城区的丰盛胡同和端王府夹道(今育幼胡同)。1918年9月，年仅19岁的老舍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档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这条胡同后来也被老舍搬进了他的小说中，在长篇小说《赵子曰》中，有一个“北新桥往北的张家胡同”，写的就是方家胡同。解放后，老舍从国外回到北京，住在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这里后来被辟为“老舍故居”。老舍笔下的胡同都十分生动、真实，他在《小人物自述》中曾经说：“这些个记住不记住都没大要紧的图像。并不是我有意记下来的，现在这么述说也并不费什么心力；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对北京胡同的深厚感情。
（载《文史知识》2007.8）

九船城

怯怯得问问，2008年北京还会有胡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