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

bredsand

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
    ——读帕穆克的政治小说《雪》

柳婉

“政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犹如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虽然是一个粗暴的事件，但是却不可能忽略。”这是法国作家斯汤达尔在名作《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一句话。19世纪初，斯汤达尔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其小说从政治角度观察现实，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一个多世纪之后，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在其小说《雪》的扉页上，引用了斯汤达尔这句名言作为题词，表示他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一个被视为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同时，帕穆克还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卡尔斯城的剧院上演戏剧《我的祖国和我的头巾》，在戏的高潮中，女主角摘掉她的头巾并烧掉它，此时观众里的伊斯兰信徒开始骚动，突然枪声大作，士兵占领舞台向观众扫射。

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雪》是一部神秘、精美而动人的政治小说，是帕穆克赢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之一。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从来没有一部像《雪》这样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如此真实地反映今日土耳其的巨大现实。阅读这部小说的瑞典文版本，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作家要写作这样一部政治小说？他是如何处理这一类政治题材的？


    ◎ 荒僻小城是国家的缩影


以“卡尔斯之旅”开头的小说，看起来很像一个旅行调查。1992年，主人公喀在流亡德国十二年之后，回到了故国。在前去土耳其东北部的山城卡尔斯途中，他遇到了一场狂暴的大雪。在喀的整个访问期间，这个山城由于漫天大雪而与世隔绝。

喀是一位诗人，虽然流亡他国，却没有很大的政治兴趣。他去卡尔斯出于双重的目的，首先是作为记者，他要调查那里的少女因戴头巾而掀起自杀浪潮的原因，其次是他希望与昔日的女友——美丽的伊佩克重新联系。

在描写一个随命运逐流的诗人的归乡之途时，帕穆克把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揭露和谴责了土耳其迫害库德族、当权派腐化、城乡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

帕穆克在此书中创造了一个小世界，一个缩小了的土耳其。卡尔斯城地处土耳其荒僻的一角，但却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喀在那里接触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如政府机构，军队，伊斯兰教徒，库德人和新老左派。那里的政治伊斯兰和加入欧盟的愿望，信仰和世俗，都在互相碰撞。民族主义者，军事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全盘西化的凯末尔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互相冲突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和宗教观点经常高声喊叫，或企图扑灭对方。

帕穆克的创作雄心，是要抓住土耳其的灵魂，展示其复杂的国情。他把这个国家的所有难题——宗教和民族的麻烦，都浓缩到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并尝试解释这些矛盾的现象。他因此成功地搅翻了各个阵营人们的感情。此书出版之后，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不同的举办者焚烧《雪》的不同部分。这是作品成功的另类标志。


   ◎ 第一流说书人经典的叙述


虽然是政治小说，这部书却非常好看，因为帕穆克并不一本正经，而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来阐述暧昧的政治故事，因此他被西方评论家评价为“第一流的说书人”。帕穆克说故事的手法，令人想起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和欧洲的《十日谈》。出生于亚洲和欧洲交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位自称“忧郁落寞”的作家，继承了东西方文化的传统。

此书还给读者一个感觉，作者本人仿佛在书中场景里真实地生活过。去年在瑞典哥德堡接受记者采访时，帕穆克介绍他去土耳其乡村的田野经验：“就像我的主人公一样，为了获得写作材料，我前去卡尔斯。这本书的前150页完全是现实的写照。”

“我出身于一度曾经富有的伊斯坦堡中产阶级家庭。为了采访一场选举，我去了土耳其最为荒凉和贫困的地方，试图理解那里的一切。作为记者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最后我终于认识到：那里才是我的土耳其。……那里的人民对我非常友好，所有的门都对我打开，但那里潜藏着政治的愤懑。在写《雪》的时候，我把自己在那里的所有经历都戏剧化了。”

除了戏剧化的故事叙述之外，环境描写是此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对于雪的描写，占了这部小说很大空间。小说的每一章的开头都出现了雪，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时暴风雪像是一种罪恶，有时又非常美丽。这一瞬间它纯洁如天使，另一瞬间它是冰冷的丑陋。也许，作者并不要给雪一个自己的解释，而是要展示所有可能的理解，这种自由的解释和作者展示复杂国情的企图是相关的。

白色的雪花洒满书页，令人叹息那些自杀女孩的命运。此书还具有象征小说的一些特征，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例如，剧院演出时发生了枪击事件，由此转为一次政变图谋。但是，是谁制造了叛乱？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仅仅是头脑发热的诗人的幻觉？这些作家都无意回答，他只是想要引起对复杂问题的深度思考。


     ◎ 作家介入反抗运动是否合适？


当帕穆克还是一个年轻作家时，他作了一个决定：不写政治性的内容。当时土耳其的不少作家为了自己的祖国，付出很大的精力撰写政治，但帕穆克长期信守他的誓言，时时刻刻关心政治和社会，却不在其文学作品中写政治，只是以公开呼吁等其他形式为言论自由抗争。
1988年，土耳其授予帕穆克“最高文化奖”，并提名他为“国家艺术家”，但帕穆克拒绝了这些荣誉。他说：“作为一个独立作家，我不能肯定这是一个侮辱还是一个荣誉，所以我拒绝了。——也许这是一个荣誉，但正在这个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被监禁了，因为此事，我不能接受这个荣誉。”

作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老掉牙却又说不尽的话题。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帕穆克曾谈到作家与政治、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位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

《雪》是帕穆克的第一部政治小说，由于卡尔斯之旅激发了作家的诗的灵感，帕穆克终于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公开写政治。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令他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胁，他成了一个被猎捕的人，几乎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地散步。

在2005年2月接受瑞士记者采访时，直言而叛逆的帕穆克揭露说：“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德人曾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被杀害。”他因此被伊斯坦堡的检察官指控犯有“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差点入狱。如果帕穆克被判刑，几十年来一直申请加入欧盟而不果的土耳其，就将离欧盟更为遥远。由于欧盟的压力，土耳其后来撤销了对帕穆克的讼案。这个不起诉的决定，意味着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瑞典《书报》记者曾经向帕穆克提出这个问题：“在本国的反抗和争执之中，作家的介入是不是合适的？”帕穆克认为，存在着一些很合适的作家，那些人愿意直接投入祖国的反抗运动。一些西方的观察家和人权组织，不相信作家是介入艰难处境的合适人才。帕穆克质疑说：“为什么不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关注社会并写作的。”在这位斯汤达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看来，小说不是现实的编年史，而是理解现实的一个尝试。

“我在真实面前撒谎，我和幻想一起游戏，但我的书不是游戏，因为作品重于生命本身。”这是这位桂冠作家的肺腑之言。

2006年10月22日

bredsand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明天揭晓。

又是一场热闹。

周泽雄

在今天，承认自己偏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似乎需要一股荒唐的勇气，仿佛那是一件可笑的前朝马褂。不过，我确实如此，回想起来，真正令我痴迷且予我以最大审美享受和精神教益的小说形式，还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希望，明天第一时间，我们能从BREDSAND的帖子里，获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名。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那些个靠此吃饭的记者，现在好像不太有人猜测了。太难了……

bredsand

现在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还有一个小时。

这几天台湾和新加坡的报纸编辑都来问：今年花落谁家？

我给了5个候选人名单：

1，秘鲁：马里奥．巴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 略萨是秘鲁重量级小说家。

2，阿多尼斯（Adonis），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萨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

3，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迈哈穆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

4，美国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

5，罗马尼亚-德国作家穆赫塔（Herta Müller）

[ 本帖最后由 bredsand 于 2007-10-11 18:19 编辑 ]

周泽雄

在线等。希望略萨获奖。
对另外几位作家，老实说我不熟悉，而略萨，二十年前就把我迷住了。

bredsand

我也喜欢略萨，他早就该得此奖了。

但我希望这个阿拉伯作家获奖。

萍踪遥

bredsand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获得该奖。

周泽雄

祝贺。不过，她是谁呀。
可怜的略萨。好像略萨曾说过：“博尔赫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博尔赫斯的耻辱，而是诺贝尔奖的耻辱。 ”——这话，日后要由别人来说他了。

梅茗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为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1919年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在莱辛5岁时她全家迁往罗得西亚，此后20余年家境贫困。她15岁（又有说是12—13岁）时因眼疾辍学，在家自修。16岁开始工作，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等。她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荣辛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共有3个孩子。1949年她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囊中如洗，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该书不久以《青草在歌唱》（1950）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它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桔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心理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此后莱辛陆续发表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即《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以及《四门之城》（1969）——以诚实细腻的笔触和颇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写实风格展示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这期间她还完成了一般被公认是她的代表作的《金色笔记》（1962）。大约从六十年代以来，莱辛对当代心理学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兴趣在作品中时有体现，但她仍然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七十年代中她撰写了有关个人精神崩溃的《简述下地狱》（1971）及讨论人类文明前途的《幸存着回忆录》（1974）。《黑暗前的夏天》（1973）讲述一位中年家庭主妇的精神危机。此后她另辟蹊径，推出一系列总名为《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的所谓“太空小说”；包括《什卡斯塔》（1979）、《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天狼星试验》（1981）、《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等，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与忧虑。莱辛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长篇小说以外，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佳作。近年来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像《简·萨默斯日记》（1984）和《好恐怖分子》（1985）一类作品，就题材和风格而言，似是对作者早伍写实方法的一种回归。

周熙

文中帕穆克的一些话，泛着知识分子独立的光彩，而他是那么自然和冷静地说出来。

梅茗

87岁高龄的作家莱辛入围布克国际奖提名
　　
　　2007-4-24 8:44:3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在过去三十年中，莱辛三次入围布克奖提名，但最终这一享有盛誉的文学奖总是花落他家。4月12日，87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再次入围布克国际奖提名(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莱辛生于南津巴布韦，于1949年移居英国，其主要作品有《草地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和《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 book)。其三度入围布克奖提名的作品分别为1971年的《坠入地狱简况》(Briefing For a Descentinto Hell)、1981年的《天狼星实验》(The Sirian Experiments)和1985年的《善良的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但最终却总是与奖项擦身而过。
　　
　　自2005年开始，本只限于英联邦国家的布克奖打破了地域壁垒，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为6万英镑的布克国际奖，所有作家，无论国别，只要具有不懈的创造性、在世界舞台对小说创作有贡献，且曾以英文写作或作品曾以英译本发表，均有资格参评。
　　
　　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5名重量级作家入围了最终提名，其中包括七名前布克奖获得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的约翰·班维尔、加拿大的玛格瑞特·埃特伍德和澳大利亚的皮特·凯利。与莱辛一同入围提名另外两名英国作家分别是迈克·伊万和以《撒旦诗篇》闻名的萨尔曼·拉什迪。其余入围者包括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等。


2000-3-29 9:03:00 黄昱宁 ? 来源：中华读书报
　　
　　多丽丝·莱辛是那种激情取之不竭、永远会让你吃惊的作家：《野草歌唱》（1950）和《金色笔记》（1962）奠定了她在英现实主义文坛的经典地位，字里行间，是置身在俗世的苍凉、游离于人性的迷惘；而在《天狼星试验（1981）、《什卡斯塔》等一系列她所谓的“空间小说”里，却用足了汪洋恣肆的笔调，构筑起一个全新的视角，并立足于此反过来观察地球——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莱辛，随心所欲、无所不在的莱辛。
　　
　　1995年，76岁莱辛又一次震惊英国文坛：长篇小说《又来了，爱情》（中译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再度证明了莱辛善于让人吃惊的资质实力——不仅仅因为她敢于选择前人甚少涉足的题材，更因为莱辛长于将叙事、抒情及心理刻画彼此交织错落的功底随着岁月流逝非但没有丝毫衰减，反而愈臻圆熟，以至于在某些棘手的段落中，她总是能你几乎无法想象的方式，化解真实与梦幻的矛盾，调和你的阅读定式与她的写作企图之间的落差。
　　
　　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构成《又来了，爱情》的主体：
　　
　　19世纪，拉丁美洲法属殖民地庄园主韦龙与他的混血儿情妇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取名朱莉·韦龙——与大多数传奇故事一样，长大以后的朱莉才貌双全，而且有着如同梅里美笔下的高龙巴那样狂放不羁的性格，抱定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仰。三个男人，三段爱情，朱莉虽历经被遗弃、婴儿夭折的人间惨剧，却依然骄傲地昂着头，在森林中独自隐居，以作曲、绘画、教书维持生计、聊慰芳心。最终，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向朱莉求婚，然而，就在婚礼前夕，她却投水自尽——是不愿屈从于没有激情的婚姻？是对爱失去了信心？还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世俗抗议，投“终极自由”的境界？没有理由亦无须理由，朱莉的一生就像她留下的绘画、音乐作品一样，才华横溢而特立独行，既让人激赏，又令人匪夷所思。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风尘朱莉早已成了颇具传奇性的文化名人。青鸟剧团的团长及编剧萨拉·德拉姆把朱莉的故事编写成剧本，准备上演。在排练过程中，编剧、导演和演员“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氛围中掀起了微妙的感情波澜，从而交织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年逾六旬的女主人公萨拉当了三十年寡妇，子女均已成年，远在异国他乡。萨拉经过多年奋斗，事业上成就卓著，情感却无所归依。饰演朱莉第一位爱人的男主角比尔才二十八岁，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怀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向萨拉大献殷勤。萨拉自知年岁当，竭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妒忌；三十八岁的导演亨利与萨拉互相倾慕，但萨拉不愿破坏他的家庭，始终方寸不乱；饰演朱莉第二位恋人雷米的男演员安德鲁，也被萨拉的内在魅力所吸引，她成功地避开了第三次诱惑。戏终人散萨拉的情感纠葛均告无疾而终，然而，经过这一激情的荡涤，萨拉无形中完成了内心的自省，重又找回了对爱的憧憬。
　　
　　情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想爱而不能爱，是朱莉的宿命，也是萨拉的困境。然而，最简单的情节里，往往蕴涵着最复杂最微妙最不可言传的东西——人性。一旦故事的主体涉及女性，尤其是上了年纪、资质出众且经历坎坷的女性，这种人性的复杂更能到达一种寻常故事、寻常人物所无法企及的深度。在常人看来，以萨拉的年纪，应该早失落了激情、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就连萨拉本人也一度把自己看作一潭死水，是断断不会掀起什么波澜的。然而，莱辛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直伸入萨拉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时而探究，时而拷问，时而是热烈而痛楚地呐喊：“……可以肯定地说，在以往的几次恋爱中，她从未感受过这种绝对的、渗透性的需求，欲望难以满足的空虚感吞噬了她的躯体，似乎她的生命本身被压抑了。是谁受到这种高度的需求，高度的依恋，是谁必须孤苦无依地躺在那，等待那温暖的手臂的拥抱和升华到恋爱状态的幸福时刻？”
　　
　　至于朱莉，这样一个始终隐没在情节线中、成为联系书中各个人物的纽带的角色，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萨拉而言，朱莉就仿佛是另一个自己，隐藏在“皮肤底下”的“我”——她对爱的渴望，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既是萨拉寻找自我的参照，又是帮助萨拉最终安然绕过情感暗礁的力量源泉。更重要的是，藉由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人物，莱辛成了某种时空的跨越，令其对女性命运的整体思考更趋丰满、愈加深邃。
　　
　　小说的结尾，萨拉重又孤身一人。但是，与以往不同，年龄已不再是压在萨拉心上的重负——在知不觉间，她已经为自己解开了困扰她三十余年的桎梏：“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平静的欢愉时刻……感觉就像树上裸露的脚掌，太阳的温暖直接抚摸着裸露的皮肤……她重又成为一个从未哭泣过的女子……”或许，作者的真实意图，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份新鲜的、青春的感觉是萨拉的，是莱辛的，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