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十月革命的真相/金雁

李大苗

十月革命的真相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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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本文删去作者原注释若干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 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 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 君 主 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монархия）、“民主 立 宪 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 “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 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 （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天边外

写这类性质的文章，最好将被引用的资讯来源相关的文献、书目，或报纸（电讯），作为附录。让后人可按图索骥。

舒雨湖

这个革命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其领袖什么的禁版托尔斯泰作品，晕

老木匠

苏维埃还是立宪会议？——论十月革命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
杜建国

在当代，实行以普选制和党派自由为核心内容的国民议会制度，即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通常被视作一个政权具备合法性的基础。按照这个标准，为我们所熟知的苏联政权——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肯定是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的。对于这一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的缺失，人们普遍认为这直接肇始于或根源于，十月革命后不久，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新政权，而新政权则违背民意，取缔了立宪会议（原罪还可以更远地直接追溯到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集中的先锋队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并不存在，至多可以说只是在短期内并只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存在过）。本文的任务，就是来检验一下这种观点到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在此首先必须要确定，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到底为何？通常人们都会说新政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并不准确，这种观点——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忽略了苏维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严格地说，准确地说，新政权不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是苏维埃政权——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尽管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的执政党，但是也不能将二者等同。由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形同虚设，名存实亡，革命初期苏维埃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将二者混为一谈后，探明历史真相的努力实际上一开始就被引入了歧途。

对于前面列举的那种观点来说，解散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毫无民主性、合法性可言，与斯大林官僚统治等同。或者，即使没有立即如此，那么苏维埃也将必然地逐渐地发展为官僚统治。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尽管解散了立宪会议，但是苏维埃政权与后来的官僚统治仍旧有着本质区别，而且也不存在着逐渐蜕化为官僚统治的内在必然趋势。相反事实证明，苏维埃内部不仅继续保留着民主，而且甚至将民主制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请读者跟随笔者重温一遍俄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的历史，我们将不难发现，到底哪一种观点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俄国革命，通常被称作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这都不能算错，但都过于笼统。应该更为明确地称之为苏维埃革命，正是苏维埃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抽象概念以具体的内容。

苏维埃，是俄文“委员会”一词的音译。苏维埃，首先和主要是指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工人代表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最早诞生于1905年革命期间。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无产阶级群众是消极的，同时也是分裂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分属于不同的党派和工会，另外还有大量的工人或者说更多的工人不参加任何组织。除此之外，分裂还因为行业、部门等因素而产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意味着工人群众从“正常”的消极被动状态转为采取直接行动干预或创造历史进程的积极主动状态，同时也就意味着由四分五裂而转为共同行动。新的更高级的运动必然需要新的更高级的组织形式。革命高潮或革命危机来临后，自然产生了用何种组织方式促进统一行动的需要，苏维埃因此而诞生。苏维埃囊括所有工人在内，使无产阶级摆脱了日常的种种束缚，真正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苏维埃代表经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在工人群众中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苏维埃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深入发展。

1905年革命期间，在群众罢工的浪潮中，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大概诞生在工业城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都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成立苏维埃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各地工人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尽管当时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十余天，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工人政权的雏形。时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宣称，下一次革命来临后，苏维埃将遍布俄国城乡，各地的苏维埃将联合为一个整体，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来完成自己的解放。（1）随着苏维埃被取缔和革命进入低潮，没有几个人再重视这一预言。

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忘记这一点。1917年二月，彼得格勒（二月革命后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推翻了沙皇。依据1905年的经验，推翻沙皇后群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组建苏维埃——工人和士兵联合代表苏维埃。各地农民也跟着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并与工兵苏维埃进行合作。群众现在有力量，有组织，唯独还欠缺独立明确的目标和意志，欠缺由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和意志，因此他们没有立即用苏维埃来代替沙皇政权，而是容许资产阶级出面当政。

在征得苏维埃的同意后，资产阶级才敢另外组建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以沙皇被推翻前的最后一届杜马为基础组成，并不具备一个广泛的民众代表机构的资格，更像是一个贤达政府。一边是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一边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边是活跃的和有组织的群众，一边是惊魂未定的资产阶级，这样就形成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国不容二主，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一旦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巨大，那么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凭借这一力量掌握政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苏维埃，摧毁群众的力量，恢复“正常”秩序。

既然工人士兵群众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反对苏维埃独自掌权的妥协党派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占据了苏维埃的多数。对于各党派，为便于理解，可以牵强地作如下区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工人社会主义者，其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以及后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则是农民社会主义者，其群众基础是农民。最初，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其实与孟什维克等党派没有根本区别，面对双重政权并存的既成事实，他们仍旧囿于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而工人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陈旧教条，不敢越雷池半步。直到4月列宁回国后，才努力将这一倾向扭转过来。最终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开始以后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应该且能够掌握政权，能够先于西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揭开世界革命的序幕。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说一切权力要交由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这一口号从最初的似乎只是脱离群众的极少数人的梦呓，迅速地变成了千百万工农的心声。（2）

随着事态的进展，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进，苏维埃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1917年6月，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由此联合为一个整体。在整个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是唯一一个稳定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民众代表机构。此时，孟什维克等在苏维埃继续占据多数，布尔什维克仍处于少数。不过仅仅一个月后，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就失去了耐心，自发地起来要求由苏维埃独自掌握政权。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不与群众站在一起，胆怯地拒绝了。

群众逐渐对他们失望，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在9月平定资产阶级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军事叛乱后，群众的力量迅速从因七月事件而遭受的短期挫折当中恢复起来，再次达至高峰。对孟什维克等妥协党派失去耐心的群众，纷纷将选票转投给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逐渐在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内的多数地方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并且还获得了另一个左翼政党——从社会革命党内分裂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从而将这个多数地位巩固下来。对于掌握政权，群众早已是迫不及待，现在，与其说是群众在追随布尔什维克，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在追随群众。布尔什维克最终顺乎民意，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付诸实施。十月革命到来了。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指挥下，苏维埃逐步将原属于临时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临时政府则彻底丧失了群众基础，成为孤家寡人。到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进行推翻——准确地说是取缔——临时政府的最后行动。次日大会开幕时，政权被送交其手中。组织在苏维埃内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人士兵群众使革命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绝对多数，于是苏维埃大会宣布“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3）开始直接行使权力。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也随即产生。


此时，除了自身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之外，苏维埃更期望能得到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支持。二月革命后，经由全民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由于群众情绪激进，资产阶级害怕此时召开立宪会议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因此千方百计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只是迫于压力，直到8月份，临时政府才决定于11月下旬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选举还未进行，苏维埃就已经取得了政权。

由于不是全民组织，只是一个阶级组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劳动人民的组织，苏维埃希望全民性质的立宪会议能够做出决定，批准由其行使权力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一个阶级议会期望得到全民议会的批准，来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苏维埃组建政府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明确宣布其只是“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4）

苏维埃如期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没能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这一结果并不令布尔什维克感到意外，因为俄国的大多数居民是农民，而且选举人名单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制定，那时候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没有分裂，所以农民大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结果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反对革命的力量企图借立宪会议来取缔苏维埃政权，剥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

尽管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处于少数，但是在城市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绝对多数，也就是说获得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支持，其竞争者孟什维克和敌对者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都所获甚微。另外在军队中布尔什维克也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尤其是在靠近中心地区的最重要的诸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都获得了多数。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得到了群众当中政治上最活跃的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的支持。十月革命的群众基础不容置疑，决不是许多人所称的那样是少数人的冒险。苏维埃战胜了立宪会议，无非再次表明了城市领导农村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1918年1月17日，立宪会议召开前一天，苏维埃公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要求立宪会议“宣布俄国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否则将取缔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召开后，拒绝了苏维埃掌握全权的要求，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苏维埃则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苏维埃的地位高于立宪会议，既然立宪会议拒绝与苏维埃合作，那么只好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都支持这一点）。解散立宪会议后，立即召开了全俄第三次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此时原本独立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合并到全俄苏维埃当中），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它政党根本就微不足道（参与投票的苏维埃选民的数量不详，有资料称可能占立宪会议的一半左右，有的则认为更多）。大会再次重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苏维埃政权从此不再是临时性质的了。

1918年7月，全俄第五次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正式定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改为苏联）。宪法剥夺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成员的选举权，选举权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等“被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宪法对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制度作了特殊规定，以有利于与农民相比居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在苏维埃中保持对农民的优势。苏维埃制度就这样确立下来。


苏维埃取代了立宪会议，苏维埃宪政取代了立宪会议宪政，阶级议会取代了全民议会，阶级民主取代了全民民主，民主成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权。不过这一制度并非是俄国工人的首创，在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实行普选权之前，资产阶级一直长期独占议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纳税、财产、教育等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那时的议会也是一个阶级议会。既然如此，现在将俄国无产阶级的行为称作礼尚往来也未尝不可。比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将近两百年，英国议会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地主资本家代表委员会，工农大众被排除在外，深受其害。而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工人农民代表委员会，将资本家地主排除在外。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单就这一方面讲，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正如同将工农大众排除在外的英国议会，在其内部地主资本家继续保有民主一样，将资本家地主排除在外的苏维埃内部继续保有民主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取缔立宪会议后，在苏维埃内部单凭自己就处于绝对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并没有也不愿将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十几天后，由列宁执笔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宣称：“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5）布尔什维克本来同意与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共同组成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是已经处于少数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毫无自知之明，当初群众自动将政权送到他们手中时，他们拒不接受，如今群众抛开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却又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了，他们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过高的令其无法接受的条件——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无奈，布尔什维克最后只好抛开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两党联合政府，不过孟什维克等诸多党派作为在野党继续存在。由此看来，苏俄的一党制决非历来如此，在初期实行的其实是多党制基础上的两党联合执政。

此时，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立即对经济进行国有化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却以逃跑和怠工等方式与新政权进行对抗。工人群众不等苏维埃发布命令，自己就起来直接接管和控制了所在的工厂和矿山等，开始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开始成为自己所在的工作场所的主人。

无产阶级享有民主，资产阶级受到专政，对此时的苏维埃制度来讲可谓是名实相符，不像后来斯大林时期那样，固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了，但是对工人阶级也毫无民主可言。因此，断言取缔立宪会议后，苏维埃内部的民主也荡然无存，这是毫无道理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论俄国革命》这部其生前并不愿发表的著作中，卢森堡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6）这样的必然性并不存在。笔者认为，大概卢森堡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1918年德国11月革命开始后，按照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德国无产阶级也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即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此时卢森堡已转变为苏维埃制度最热烈的拥护者：

“如果有人（即艾伯特考茨基们——引者注）对我们毁谤俄国布尔什维克，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对此回答说：你们是从哪里学会你们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的呢？你们是从俄国人学来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提出第一批口号的。我们有把握说——这是由整个情势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德国之后不管什么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第一个姿态也将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7）

遗憾的是，卢森堡这方面的观点通常都被人们忽略了。


讲到德国，我们会发现，俄国革命中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国民议会）的冲突的具体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革命不是发生在像俄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国家，而是换成德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就会是另外一种情景。1918——1919年革命期间，德国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做到先通过苏维埃掌握政权，然后再获得国民议会中多数的批准，这样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对抗就不会产生了。

1918年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佐伦王朝的统治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即苏维埃），开始掌握政权。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也是模仿俄国）的权力，直接来自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的授权。德国此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了，只是还没有巩固下来。德国革命开端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其实超过了俄国革命，一上来就是苏维埃单独掌权，不存在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阶段。但是把持着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却竭力扼杀革命。艾伯特（社会民主党主席）们并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这样做会立即被群众抛弃。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个战略，那就是借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来否定阶级性的苏维埃。艾伯特们宣称苏维埃还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只有经过国民议会的批准后才能最终获得合法性；在获得批准之前，苏维埃应该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也就是自我取消；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无产阶级没有继续进行在议会外已开始了的直接行动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在压制苏维埃，要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防御和反扑而坐等国民议会的裁决。艾伯特们诡称道，只有这样才是遵从“民主”原则，否则就是图谋少数人的“专政”，就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

此时无产阶级的战略应该是用议会外多数促成议会多数。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能够冲破艾伯特们的阻挠，将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力量完全剥夺，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无产阶级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完全展露出来后，会促使无产阶级中剩余的动摇分子和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转变为苏维埃的支持者，议会外的多数将转化为议会多数。此时召开国民议会，不仅在议会外，而且在议会内，无产阶级都将占据多数，毫无疑问议会将会批准由苏维埃行使权力的既成事实，“民主还是专政”的两难选择也就不会产生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进行的争夺中遭到失败，国民议会将会是另外一种结果。由此可见，事实与艾伯特们的诡辩并不相同，德国面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即国民议会）还是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或者说是“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

1919年一月事件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月事件中，冒险向柏林无产阶级挑衅的艾伯特们，遭到了数十万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反击，但是由于领导的失职，群众的热情被付诸东流。群众垂头丧气四散回家后，艾伯特们则趁机勾结志愿团进行反击。形势急转直下，自十一月革命以来一直占优势的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击败了。在反革命获胜的气氛下召开的国民议会，由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使资本主义在德国获得了合法性。假如一月事件中不是志愿团，而是柏林工人获得胜利，那么工人群众主导的国民议会，必然会赋予苏维埃德国合法性。志愿团的成员后来构成了纳粹冲锋队的核心，社会民主党最终也自食其果，被自己所挽救和召唤的反革命势力所摧毁。


重新回到俄国。苏维埃取缔了立宪会议，拒绝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意愿，但这并不是说苏维埃不相信自己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也不是说苏维埃不愿意去争取这个多数的支持。最终，苏维埃政权通过比立宪会议的投票更为曲折的方式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首先，取缔立宪会议后，当时并没有招致农民的反抗。农民虽然依然按照传统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正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们土地，而以农民政党自居的社会革命党在把持苏维埃的时候却不愿意将之付诸实施。单凭这一点农民就不会敌视苏维埃。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在城市里面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即通过投票——引者注）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只有在长久的残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经验，才会引导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专政做出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前者比后者好。”（8）

这一“沉痛经验”是什么呢？那就是后来的内战。白军的表现，地主资本家的表现，使农民甚至在苏维埃政权对其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选择站在红军一边，这是苏维埃政权战胜白匪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关键。当然，如果革命迅速在德国获得成功，那么内战就不会爆发或者不会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将会更加融洽。甚至可以推测，假如德国无产阶级先于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是相反，那时俄国召开的立宪会议也许将会做出支持苏维埃的决定。


回顾苏维埃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更是对俄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内容的最恰当的概括。谁不理解苏维埃，谁就不理解俄国革命。革命初期，称俄国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民主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毫不为过。这一苏维埃民主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充满活力，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现在我们不难做出判断：取消立宪会议后，苏维埃内部不仅没有排斥民主，丧失民主，而且继续保留民主，甚至将民主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在此尝试着总结一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或工人代表委员会这一新型民主制度的特征和历史意义。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在议会之外另起炉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与议会那样的全民代表组织不同，苏维埃只是一个阶级性代表组织，其成员只包括工人群众，资产阶级等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将苏维埃称为工人议会。不过正因为如此，苏维埃又避免了议会具有的诸多缺陷。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首先不是因为其拥有议会多数，而是因为其在议会外掌握全部社会资源而形成全面统治的既成事实。苏维埃在保留旧式议会民主的合理性之外，将民主扩展到了议会之外，使民主不再仅仅是片面的政治民主，而且包含了经济民主，使民主从脱离群众的间接民主上升为直接民主。民主由此在广度（由政治而经济）上和深度（由间接而直接）上都得到了扩展，更加有利于群众直接参与管理——也就是自我管理，更加符合古典民主的要求。这就是议会外阶级民主高于议会全民民主之处。

前面已经指出，革命高潮期间出现的苏维埃，极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不是按照地区，而是按照生产工作单位来进行，这既有利于确保苏维埃的阶级性，有利于加强选民之间和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有利于苏维埃通过其代表获得对工厂、矿山、运输、金融、交通、通信等机构进行直接控制的权力。

苏维埃代表没有固定任期，随时可以罢免和更换。苏维埃尤其是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是经常性的，这使苏维埃能够及时地反映群众情绪的波动和变化。俄国革命初期，即使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也是相当频繁的，从1917年6月到1918年7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达五次之多。

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后，苏维埃将成为组织推翻资本统治的行动的机构；推翻资本统治的同时，苏维埃自然又变为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的机构。破中有立，立中有破。苏维埃的民主性将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苏维埃容纳了所有的工人政党，是各政党影响广大工人的最好渠道，不管是革命期间还是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各党派工人之间的分歧都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在苏维埃内部解决。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可以对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案进行选择，对不同的计划方案进行选择，而不像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只能被迫接受官僚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计划方案而别无选择。民主的计划既否定了官僚专制，又否定了市场（金钱）专制，非但不是对自由选择的抛弃，反而是自由选择的实现。

斯大林官僚统治的历史表明，苏维埃民主还是防止官僚蜕化所必需的。与直接占有社会资源的资产阶级不同，剥夺资本之后，无产阶级不运用苏维埃这样的更广泛、更直接、更彻底的民主形式，就不能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统治。而一旦工人阶级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那么发生官僚蜕化直至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现代议会制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获得议会多数开始执政，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必将会发动叛乱来推翻合法的工人政权，不要忘记多尔富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这些教训。无产阶级单凭议会手段根本无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必须依靠自己在议会外的直接行动，而坚决的议会外行动必然导致苏维埃的成立。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然后对之实行自我管理。此时，权力的重心也将由议会转到苏维埃手中。无产阶级推翻资本获得解放，大致可以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第一，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遭到议会反对，苏维埃推翻议会自行执政（如俄国革命）；第二，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议会再加以追认、批准；第三，无产阶级先控制议会，进而再组建和依靠苏维埃来击败资产阶级的叛乱，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自我管理。殊途同归，要想完成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最终必然需要走上苏维埃的道路。通过苏维埃剥夺资本，通过苏维埃自我管理，如卢森堡所言，“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社会主义”。（9）手段与目的、起点与终点在此是合而为一的。当然，在实践中并不需要完全拘泥于苏维埃这一形式或名称，关键是要认清它所体现的实质。

可以说，苏维埃制度，工人代表委员会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人类要想摆脱资本和权力所施加的奴役，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是唯一的途径。


顺便说一下，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那种在俄国革命与集中的先锋队理论之间划等号的观点尽管被普遍接受，但其实是毫无历史依据的。首先，所谓的集中的先锋队理论并不存在，至多可以说只是在短期内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过。（10）其次，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本身与单纯集中就沾不上边，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内部就革命的性质与前景、是否夺权、如何夺权、何时夺权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休，集中从何谈起？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更与集中沾不上边，面对独立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布尔什维克要想领导群众——具体表现为在苏维埃内占据多数，首先就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单纯依赖所谓的集中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吗？单纯依赖集中能够将已经赢得的群众支持长期维持下去吗？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根本区别并非是组织原则，而是政治原则，布尔什维克是依靠其革命纲领——最坚决地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才赢得群众的支持的，而这一纲领的形成又是布尔什维克内部争论而非内部集中的结果。（11）除了群众基础这一前提，合格的革命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请大家注意，合格的革命领导并不在于是否集中，而在于是推动群众前进还是阻挠群众前进。事实与那种在集中与革命性之间划等号的观点相反，后来斯大林时代的各党的确是无比集中了，但是他们却常常采取一条阻挠革命深入的路线，而非促进革命的路线。


在就苏维埃与立宪会的冲突得出结论后，现在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时代，与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官僚专制统治可谓是判若天渊。那么，俄国革命是如何从其苏维埃民主时代一步步地蜕化为后来的官僚统治呢？这一历史进程是如何展开并完成的呢？

在此笔者只是简单地做一下介绍（详细论述见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如前所述，结果肯定不是由什么布尔什维克的“集中的先锋队理论”所致。也不是如时下流行的那种浅薄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所言：终结资本主义就是“通往奴役之路”，这种观点从来就没能在自己所断言的因果之间用历史事实联系起来，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倒是完全适用于这种观点。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充满活力，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是苏维埃民主正常运转的社会基础。因此，当这种状态不复存在时，当无产阶级逐渐陷入消极、被动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样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时，苏维埃民主也就难以维系了。一部俄国革命的蜕化史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部俄国无产阶级力量衰落的历史，一部俄国无产阶级逐渐退出政治前台的历史。那么无产阶级衰落的根源又是什么呢？根源就是由于革命缺乏国际援助而陷入了长期的孤立。孤立使内战空前惨烈并持续数年。到1921年，无产阶级尽管赢得了内战，但是其力量也被耗尽，而且孤立也未能被打破，使无产阶级得以恢复力量的国际援助未能到来。被压垮的无产阶级，此时无力继续维持苏维埃民主的运转。面对困境，布尔什维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们没有将尽全力促进无产阶级力量的全面复兴作为根本对策，反而企图通过越过苏维埃直接代替无产阶级行使权力这一临时措施，也就是说用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用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代替苏维埃民主的的办法，来渡过难关。一党制下的苏维埃已名存实亡。布尔什维克为防止自己变成苏维埃的代替物，又取消了本党内部的民主。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取消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后，先是使无产阶级推出了政治舞台，进而官僚集团——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阶层，这一阶层过去并不存在——在党内产生并迅速崛起，力图将所有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官僚集团击败了党——被以党自居的官僚称作反对派——的抗争，将党吞噬。这就是俄国革命从苏维埃民主时代蜕化为斯大林官僚统治的简要过程。如果1919年德国革命没有失败，那么俄国革命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蜕化将不会发生，苏维埃民主将进一步得到巩固，成为一条使人类免遭资本与权力的奴役的自由之路。


注释：

（1）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一部《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页。
（2）革命的主要内容并非是密谋暴动，而是争取群众，即争取苏维埃的多数。
“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当这个政府（即苏维埃——引者注）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114——115页。
“觉悟的工人要夺取政权，必须要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第133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6页。
（4）同上，第22页。
（5）同上，第67——71页。
（6）《卢森堡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
（7）同上，第545页。
（8）《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130——132页。
（9）《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51页。
（10）参阅厄奈斯特•曼德尔：“〈列宁是包办代替主义的根源吗？〉”，《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第三章第三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1）在同一著作的同一章节中，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方面认定1917年革命时集中的先锋党根本就不存在，但同时又对集中的先锋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大加吹嘘，如此自相矛盾，简直令人难以理喻。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二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初稿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改

caidanzhou

晕！晕！晕！
俺是读过联共（布）党史的人，看了文章实在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