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换社保：天上掉下的陷阱

周雪川

成、渝地区成为我国第三个“特区”以后，改革的举措立刻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频率展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农地的“股田制”改革。《重庆市工商局出台50条便民措施，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入股设企业》、《重庆：农民进城可用土地换社保》更是两条值得分析评论的新闻。

　　首先，承包权是否可以入股设立企业？我们来看看与此类似的情形就会明白：租赁店面的业主只有租赁期间的使用权，被租赁店面的业主才拥有店面的产权。租赁者之间是否可以将租赁权入股设立企业？即使政府允许，拥有产权的店面的业主是否允许？店面的业主如果不允许，政府去跟拥有店面产权的业主谈论“规模经营的好处”，岂非有些越俎代庖？

　　实际上，只有产权才能入股成立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因为股份责任有限公司的存续期是无限的，而产权也是无限的。而租赁权的存续期是有限的，所以租赁权是不能入股成立“股份责任有限公司”的。

　　问题是，作为个体的农民，现在拥有的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集体”的个人，才拥有所谓的“集体产权”。显然，“集体产权”是最不靠谱的权利，因为作为个人根本没有途径将它变现来解决自己的医疗、教育支出。也不可能靠这个“集体产权”的变现来解决自己的生产投入问题。

　　事实上，土地的这个“集体产权”的交易决定者，往往是通过各级政府用下发文件的方式行使。作为个体的农民，只能得到所谓的“补偿款”。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期，往往由各级政府决定，农民失去这个承包权只能获得“补偿”。而且补偿的金额由政府单方面决定。

　　其次，设立企业需要的是可以变现的资产。无论是现金还是技术还是其他资产，都必须是产权清晰的资产。而承包权入股，很可能在经营一段时间后号称“亏损”，进而减低股份变现的金额。届时农民将有苦说不出：今天以承包权入股，将来失去的却是“集体产权”。

　　最后，改革要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则是权利方的“一致同意”。有人说此次“股田制”改革是带来第三次土地革命。我们知道，第一次所谓的土地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其特征是违背农民当年参加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愿，改革的主体是政府，受益的主体也仅是政府；第二次土地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其特征是农民自发冒着生命危险采取“一致同意”的方式参与革命，改革的主体是政府，受益的主体既包括全体按手印的农民，也包括政府。这次“股田制”改革的主体是谁，那么将来的受益者很可能就是他们。

　　所谓“农民进城可用土地换社保”的说法更是离题万里，社保是公民权利，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应该无偿地获得这个权利。它绝不是要在出让某项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权利。请问政府公务员所获得的社保，是公务员出让了哪项权利才“购买”的？难道农民就属于二等公民，必须出让自己的命根子才能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我绝不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入股设企业”，我建议应该按照股份制企业成立的规范，先给每个农民以土地产权，然后让农民自愿决定，是否将产权入股成立企业。土地的价值在工业化过程中急遽升值，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会看不清做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优势。我只记得小学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