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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2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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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金斯伯格的另一面
金斯伯格的另一面
以前我主要将金斯伯格当作一个抒写自我的诗人,读了一些他的诗,已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没有读完,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异端分子。因而我更感兴趣是他那些充满传奇色彩又众说纷纭的生活片段。但是阅读过《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一书后我得承认我对他的理解是片面的,并在神往他的生活追求中感受到我和他之间的精神差距。
金斯伯格的诗很随意,也很有感染力,但在他泥沙俱下的诗中很难把握到诗人的思想和个人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一个愤怒和叛逆的感觉。他诗中的真实是精神性的,有时是情绪化的,乃至是病态化的情绪。另外他的很多诗我也并不以之为杰作,《嚎叫》的文学史意义大于其文学价值,《卡迪什》显得支离破碎,与其推崇的惠特曼相比缺乏坚实的力量,更没有那种永恒性的体验,当然他个人“并不真正想刻画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形象,……希望像兰波那样发表一些真正的文学精品”。(《对出版物的深思》)但他的诗也没有兰波的灵动与精炼,有些庞杂,有时也难于说表达出个人最内在和真实的灵魂。这或许与他的生活过于浮泛有关,而非气质性的差异使然。处身于现代浮嚣的社会,加里·斯奈德的坚持自然生活也不再可能达到梭罗的那种宏阔与自在。
金斯伯格的散文也写的放纵、恣肆和刻意但给人自如之感,直率又有力地对其置身的社会现实宣讲着他的教谕。读他的散文我没有产生拒斥的心理,而充满着钦佩,其散文中体现出一种睿智的单纯,特别是他的“文学、文化杂感”部分。读他的诗或了解其生活中传奇性的经历会给人一种凌空蹈虚之感,宛如游走在浮华都市的波希米亚人,或者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散文则呈现出其另一面,也可以说更真实的一面,其中表露出他强烈的现实意识,富于理性且充满着社会的责任感。在散文中他不是去刻意表现(或者说创造)生命中的那些奇妙与怪异的感受,而多是为“垮掉一代”的精神追求辩护或追求和创造实现这种精神生活的条件。如果说他在诗歌中表现出他灵魂的深度,在散文中则呈现了他精神的边界和思维的广度;如果说他的诗表现的是对于“美国正经历着一场灵魂的崩溃”的愤怒,那么散文则体现出他对之的抗争以及拯救意识。其散文题材之广泛,从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生态环境保护、妇女的权利到同性恋等,基本上在维护少数群体的权益的各种活动中,都能听到他独特的声音,少有追求个人一己之利益,让人感佩。
他的散文都是应时而写,很多都属于应用文一类,比如演讲词、新闻稿、以及众多的推荐介绍文字,表达的多是个人瞬间的真实,而且是那种“偏离常规的呼吸。”这些文章不仅对于理解金斯伯格乃至“垮掉一代”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美国的社会和生活也有极高的意义。书中的不少文章都给我以警示,《非美活动概要: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报告》一文让我笑的简直读不下去,这种列举的风格李敖庶几近之,这使我感到权力在哪里的表现都好不到哪里去。而一直推崇新闻自由的美国在上个世纪存在着大量的地下媒体,正是它们在压力下的抗争推动了美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美国现在习以为常的某些公民权利意识都离不开那些被联邦调查局反复骚扰的非主流媒体的功劳。这使我认识到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各种问题,没有压抑个人自由的制度,而是有个人能够表达的自由和空间,它包含着进步、反抗乃至是罪恶的存在,或许一个自由的群体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达到和谐并不断发展的境地。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或几种既定的声音存在,那么它不过是一潭死水。这自然引起我对自身存在现实的感触,正飞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被掩盖或忽视,就是只有一片“专家”的宏论,基本听不到民间真实的声音。
很多人在他的诗和行为感受到那种破坏的欲望,或注意到他对社会的破坏性,可这在我看来恰恰是他在坚守个人心灵自由的价值,因而具有了某种开创性。乃至说金斯伯格和“垮掉一代”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们那些在当时看来“异端”的行为,并以此完善了美国的民主和社会生活。金斯伯格在《对The Beat Generation的界定一文》中概括了BG的影响:灵魂的解放,性或“革命”或性“解放”;摆脱审查机构、审查制度的话语解放;解除反对用大麻和其他毒品的法律的神秘性并使其具有合法性;关注先进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第二次宗教信仰”;反对国家严格管制以重新重视人的个性特征……。而这些主题在这本散文中都有所体现。在《斯坦福大学收藏我的文学档案说明》一文中,他称自己的文学档案:“展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及旧金山文艺复兴中的文学和社会变革使40年代至9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得以成熟。……用以记载一场为了解放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而抵制政府警察审查制度和意识封闭的精神之战”。以之来反观我们的诗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地单薄和空洞,有些人甚至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吟唱着边缘的自觉。看看我们已经私我化的诗歌、江湖化的诗坛,单是他“我准备为诗歌,为激发诗歌的真理而死去……我忠诚于美国诗歌神坛,至死不渝。”就让我们那些左右逢源的诗人感到羞愧。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对所谓的“垮掉一代”特别是金斯伯格的认识是片面的,更存在着误读乃至是有意的误读。主流社会往往强调他的吸毒、神经质,他的反社会,而对之的介绍不过将他当作“美国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标本。” 有的人则以否认他的影响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乃至表现个人的政治正确性,即使有些研究者也多津津乐道他的那些怪异的行为,从而将他的艰苦卓绝的人生戏剧化。这首先体现在“垮掉”一词上,可以说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往往预示着判断者本身的垮掉性表现。而一个没有敢于真正表露自我的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中没有这样的人群乃至不能容忍甚至压抑这样的个人是垮掉的。而一个没有个人精神追求的人连垮掉也算不上。
当然金斯伯格在国内是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力的,他即使不能说是中国某些具有叛逆性青年的精神导师,他的精神气质也在她们中间深有回响,大凡中国的先锋派人物无不受其某种程度的熏染,即使在卫慧如此小资情调的《上海宝贝》里也能看到他被阉割的身影,而伊沙这个比较生猛的诗人更是将他的诗当作“圣经”,在早期的“莽汉”等诗人中表现出的生命力量,在廖亦武身上还有些回响。
不过那些认同于他的精神追求的人,我感到她们只关注到其虚的乃至说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注重解放肉身性的存在,敢于表现自己等。却忽略了他对于社会的不妥协特别是坚持改造生活中那些压抑个人精神追求的权力机制,另一方面也缺乏他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自觉,独自去成为的担当和对自我精神追求的身体力行,以及那种不屈不挠的灵魂探险和自我塑造的欲望,并为自己的追求而不懈陈词。他认为BG一词的要义可体现在克鲁亚克《在路上》的一句话:“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一切皆归于我。”另外他的个人性是“对自我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的一种超脱。”在散文中就体现出他追求的自我的透明性。你看他对体制化现实的叛逆,他会说“国家就是谎言”;他追求心灵自由的同时又富有包容性,在他那里“所有天才——是富有认同感的人。他会赞同热情、爱恋、通俗幽默或任何人性化的、非矫揉造作的怪癖。”(《论亨利·米肖》)可惜在中国的那些追随者们更多表现的是对他自由生活的向往,现在仍“嗅到的是一种言说意义上的解放、波西米亚似的开放自由……”(《中国纪行(1985)》而不是关注到他为之的奋斗历程。抛开那些真实生活中的形象,金斯伯格就被表象化,成为一个供人描绘的偶像或小丑。
现在我们仍在哄抢着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反抗的物质化世界和机械文明。他希望用“坦诚来治愈妄想和偏执”,我们则相反。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行为净化着美国的精神,我们亦相反。比如“下半身”的某些诗作,如伊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些》等,这种毫无精神向度和社会责任感的现实态度是可怕的,是真正垮掉的表现,很多人对这种病态真实的推崇让人难于理解和接受——或许有些人认为在病态的现实中破坏既是建设,并因此肯定这种生命的真实感,当然有人从中读到的是一种叛逆的情绪,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反叛是与现实的一种合谋和同构,而且其中透露出某种我们需要克服和超越的价值观,现在有些人过多表现的身体性的原始欲望却是我们早应该消除的。那些仅仅着眼于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以及实现在当下的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的解放意义,但这是一个很负面的追求,并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当下的物欲化现实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解放个人被压抑的欲望,这当然也是一种对人生自由的实践,但是距真正的自由主义十分遥远。而只指向个人自由的追求往往是病态权力意识的一种产物,其结果往往会削弱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存在的自由空间,因此最后仍会影响到个人精神自由的实现,乃至说欲望的自由状态最终会强化那种权力的绝对化性质,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现实中。而自由是属于心灵的而不是肉身,真正自由的人首先体现在他生命的包容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本质上看这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置身于自己生存的社会之外,而不是把个人当作社会的一员,因此我们想的是索取而不是承担,在我们思想深处似乎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父亲,我们只是他们权力之下的一个孩子,除了撒娇(在上海就有一个撒娇诗院)以外,我们无能为力,那些影响乃至决定我们人生的事物宛如它们是一个客观和绝对的存在,对之我们无所可为,而适当地表达愤怒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而我们这种态度是不会认识到社会的真实从而改造它们。金斯伯格在《愤怒的建议》一文中说:“容忍的基础是愤怒。治疗愤怒的良药是认识到你的愤怒。”
我们在他的诗里很容易分享到那种被压抑者的愤怒情绪,我们更多是对于个人失败的一种寻找慰藉的手段,我们很难表现出精神的自觉,和对压抑个人精神发展的制度的反抗,我们的某些叛逆的情绪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失败的产物,而非是我们的精神气质或追求与日益物质化的社会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使然。可以说我们的愤怒则是因为个人的欲望在现实中的被压抑的情绪化反应,在有些人的行为和思想中很难找到连续性的精神和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先锋的诗歌网站上充满着无端的漫骂,而漫骂都指向对方的道德,可被工具化的道德是什么呢?——其最终不过是个人被工具化的一个表现。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一旦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的这种失落感很容易表现为自得甚至是那种优越感,即使其早期所矢志以求的东西仍未有实现,而束缚个人精神发展的现实并没有改善,乃至更加恶劣,他们也都对之不置一词。我们追求个人的权益和反抗权力的压迫的一个策略就是千方百计成为权力体制的一部分。
而对金斯伯格的认识也包含着这种病态的心理——有些人未必认识不到真实的金斯伯格,而是将对他的理解转化为有利于自我的一种形式。说到底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表演,是对社会的和个人的真实感受的一种逃离,而支配他们行动的内在力量不是一种精神需求——却是一种个人欲望的完成。对于金斯伯格的这种以利我为准的选择性接受只是这种心理的一个表现。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乏表达自我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个人精神之匮乏和弱小的表现。如果我们有精神追求的话,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对之的不断偏离,袒露个人的真实是一种危险,那么沉沦中我们追求的快感不过是对灵魂的羞辱,于是我们集体掩盖着我们内在的巨大空无,这让我想到马建的小说《亮出我们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在生活中我也无时不刻地承受着物欲对个人精神和爱的伤害,但我在沉默中将之转化为充满隐喻的诗歌,我担心这种言说会割断与这个世界脆弱的联系,也害怕个人直接面对整个时代的疯狂。我们已习惯了聪明的废话,卖弄智慧的阉人,而真实灵魂的声音会惊吓我们的现实。
在中国既缺乏真正独立的个人也缺乏塑造独立个人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在中国人们本质上都是希望摆脱困扰个人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不是面对和解决它们,久而久之把一种病态当作常态,因此正常的人反是不可理喻的。在我们的社会中那些真正具有优异精神特质的人,他们首先会被那些原欲状态的群众所淹没。那些指出我们社会中问题所在的人往往会被当作真正的问题,而被一般人所排斥。正如鲁迅先生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表达的,即使有人想到去解决,阻扰他们的反倒不是主人而是奴才,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只剩下那些“聪明人”和“奴才”。这里只能产生唐伯虎式的玩世者,而在中国的历史中一些有独立意识或救世情怀的人不是一生困厄就是最终自杀或被杀。另外长期的私天下的体制和以农立国使中国人强调的精神不注重个人的独立性且多是静态的,并把个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生活分开,而追求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养。
在这样的现实中我并非推崇金斯伯格那样激烈地反社会的行为和极端的个人意识,而是希望我们有敢于坚持自己的人群,特别是要在思想上意识到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包容着各种各样的人群和一些相对极端的个人存在,这需要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乃至是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如此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当然我们首先要反思自我存在的问题,因为社会问题最终不过是个人问题的集中体现。敢于成为自己,首先要有自我,这种自我不仅仅是肉体性的感受或意识而更是一个实在和精神性的存在,而一个精神空洞的人支配他们行为的只能是欲望,这种欲望对于社会只会索取。我注意到现在有些人的批判仅只是对社会的索取意识的一种体现,那些自觉的批判者是属于会活用老子的聪明人,而缺乏真正个人的精神或精神追求,因而也不可能有健康的态度和建设性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有精神的自觉,特别是有为之奋斗和牺牲的准备与努力,而不是把个人的精神追求当作远离现实的一个想象空间甚至是实现个人欲念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我们接受的金斯伯格往往是我们贫弱心灵及现实的一种镜像,而那些被忽略的部分恰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如此真实的金斯伯格就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这个因坚持自我和反抗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而感受到痛苦并不断抗争的灵魂,这个敢作敢为的社会活动家,这个自由的斗士到了中国变成一个嬉皮士,一个垮掉者,一个显示个人独立性的姿态,乃至成为缓解现实压力的一个想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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