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容芬: 我跟毛泽东不得不说的故事

李大兴

以下是王容芬女士回复“王容芬：文革中的一个英雄”的跟帖：

谢谢各位。苟活者与烈士天壤之别，惭愧。
谢谢站长找到了《燧人氏》的连载。还有一本《庖牺氏》也出了，封面很糟，前言面目皆非，比盗版还难看。站长想听我的故事，把本来面目的前言贴在这里，算是我跟毛泽东不得不说的故事吧。

《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我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先生没有回绝，却讲了个故事:“我花了好几年写《八大山人年谱》，两年前把手稿给汪世清先生过目。汪先生看后，写了四十页意见。不久，汪先生过世了。我无以回报，对汪夫人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事情真来了，出版社拿着汪先生生前收集的一千首石涛的诗找我写个序，一千首诗啊，要写出意见来。这序我至今没写成，夜里做梦都出冷汗。”我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得寸进尺了。早在写《燧人氏》时，郁风先生就诚恳建议：“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把你要说的话对读者说出来。”那时懒了，后来果然有读者问为什么要写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我从没写过序和跋，好在有颦可效，就学李敖先生的“我写《北京法源寺》”，写个“我写三皇五帝”，借此机会，一并交待书里书外。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后面还有《有巢氏》、《娲皇羲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治水鲧禹》，成为一个系列。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给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先生写了封信，请他以社稷为重，检讨时下拿枪杆子运动群众的错误。毛先生很让我失望，把一个履行匹夫之责的公民当作阶级敌人关了起来，强迫作铁窗功课，学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毛先生不分“历史”和“文明史”，“几千年”也没个准数儿，误差在两千到九千之间，开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里一住就是十年，其间易地数次，阅人近百。一起关押的难友，全是清一色的阶级敌人。交谈比较之下，别人的案情都比我轻得多，他们获罪或为出身，或为历史，或为无意中说错话写错字，还有株连殃及的。就此小样本而言，冤狱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阶级斗争无疑就是践踏人权。文革中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斗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文明史上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比的事件，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日本侵华战争了。毛先生试图消灭的虽然不是异族，却是整整一个假想阶级。
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上眼捯腾历史，捯到根儿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万年之后，依然灿烂夺目，绝不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它们闪烁的是那个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无产阶级专政人员艰难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疙疙瘩瘩念错了许多。所有罪状归结起来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外加死不认罪。我听得明白，已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值。听到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不过无期徒刑尔！心里对毛先生说：“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跟您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于今争个明白。”
判刑后劳动改造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我加刑时，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毁了，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戏剧性的是，一个在看守所给我上过刑的专政人员带着十年刑期也被发配到这座监狱，还和我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判我无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内容挺长，无非是被告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击了伟大领袖云云，不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变成了“反对四人帮”，以前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颗叫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了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類，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是神话了的三皇，在希腊则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狩猎女神黛安娜。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了。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不过，无论氏族间的冲突还是氏族内的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时没有契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发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长是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谓管理，不过是生产和分配。分配比生产更重要，仅有的产品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打斗，分配权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过的人手里。庖牺的魅力给了她分配权，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结一个一个作为分配记录的绳子疙瘩上，主持干活儿的却是几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会过渡已是早晚的事儿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 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晋南参加四清运动，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性夥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 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情，一律放行。这并不是某些通奸犯独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监管人员也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晋人的性习俗不是个案，中央关于全国的四清运动有指示，为了消除社员的顾虑，下车伊始先宣布：“谁跟谁睡觉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个四清样板，不在山西，领队是某夫人，开社员大会时居然传焦大的话：“要是清这个，你们就没一个干净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族人赞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是氏族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早的安乐死。
庖牺死后，她的继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后人也奉庖牺为神。传说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重大发明的酋长，我把她们写成了三位杰出的女人--燧人、庖牺和有巢。《庖牺氏》和整个“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写神话，而是重现活人的历史，力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都能在历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据。我相信这些从洪荒中走来的先人能在历史小说人物丛中得到他们的位置，不会被那些浓妆艳抹的后宫和阴阳怪气的太监淹没。
我写三皇五帝，缘起是跟毛泽东叫真儿。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诞，换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齿的发展是新牙顶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顶回牙床子里去，毛先生却凭着妄想和幻觉，偏执地非要让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不信这一套了，年轻人可能连阶级斗争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领袖戎装像如今沦为火辣饭铺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总会的台面，阶级斗争成了一道风景菜。我与毛先生这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会儿再不记录下来，怕是永远没有说它的机会和必要了。
郁风、苗子夫妇年逾九十，造诣纯精，社会应酬繁忙，仍屈尊为拙著画画儿题字。同窗之谊，无任感激，懇悃之至。

鸭先知记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转自“读书天地”）

金秋

光看题目，还以为她跟老毛有私人情感上的纠葛，看完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王容芬女士的事不能说是和老毛个人之间的事，题目是别人加的吧？

zoufeng_1234

这就是标题党的做法，好处是可以吸引眼球。

jshao

祭园守园人
一、恶之花牵引着的追寻与守护

文革那年十九岁的姑娘，今年该正好六十岁了。所以举笔之际自己也茫然：究竟是难忘那正气浩然的花季巾帼呢，还是在遥祈王容芬女士的六十华诞？

也许都是吧。不过对于我，也许又都不是最重要的：是的，确实应该说，最是八.一八的恶之花——是九月九日宋彬彬穿越世纪的风采，牵引着王容芬几乎同时站在了我的追寻与守护之中！

王蓉芬：撕裂八.一八的美之花——正气之花 ！

追寻中才得知：也恰与恶之花高调穿越世纪不同，今年七月，奇迹般活着的美之花虽也现身读书网：上来第一句却是如此低调：

“苟活者与烈士天壤之别！”

不，历史就是历史！无情又有情的历史拒绝遗忘恶之花，也拒绝遗忘美之花。历史在本质上摒绝正邪黑白之间丝毫的茫然——宋彬彬穿越世纪的八.一八风采世所难容之时，就是撕裂八.一八的王蓉芬又一次被良知与正气拥紧之日。

政改维艰，但精神中国永远不会放弃这样的信念与努力：未来中国文革博物馆有耻辱柱、也一定会有正气馆；正气馆里，一定会有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 ÷那封信，一定会有李九莲的绝命书，一定会有遇罗克的《出身论》……也一定像不会忘记红八月符号的宋要武那样，绝不会忘记以正气撕裂八.一八的王容芬女士——作为八.一八宋彬彬为红司令亲自戴上红袖章的那张历史性照片对立的正气中国，一定会有王容芬写给毛泽东的这封退团信——


二、十九岁 撕裂八.一八的美之花

王容芬写给毛泽东的退团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是啊，林昭“告别组织性”的“良心”之花，孤绝地灿然着她25岁的绝代风华；叛逆的李九莲，由红卫兵团长转而全面抨击登峰造极的“九大”时，也已经23岁了；遇罗克写《出身论》是25岁。

那么历史怎能不把特别的敬意——赐予当年十九岁的王容芬？！仅仅十九岁啊！是慧气，是勇气，更是绝唱精神中国的正气：十九岁的王蓉芳竟能、竟敢、竟会那样石破天惊上书领袖：

您在干什么？

——在宋彬彬立马恪遵最高指示更名为“要武”的千万效颦、亿万狂醉之中，在那红潮滚滚、万马齐喑的日子！

历史竟是如此奇诡：即使在八一八，它也并开着恶之花与美之花！即使对七亿信徒疯狂顶礼的神，五千年正气中国也通过一个十九岁的尊严，大声请求：

请您想一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以中国人民的名义！

三、“那一天”还用问谁么？

这是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中最著名、最脊梁、也最灵魂的正气篇！

是不是最青春的一篇呢？真是遗憾——月初在东郊送别包遵信先生时，老鬼引见的一位不就是《上书集》的主编吗？被他缠问好一阵李九莲，却忘了问问王容芬！

然而“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上书的那一天，还用问谁么？

那一天，李九莲正在来北京朝圣的呼啸列车上——所有过道、连行李架、洗手间都层叠着躁动着狂热的青春的列车上。

——是的，即使对于同样正气的李九莲，王蓉芬也属早慧！

那一天的我呢，白天不是在人大门口参观冰心的高跟鞋展览，就是在冯友兰或作家协会的院子里虔诚地抄着大字报，或在北影等候老鬼电影版的妈妈——谢芳、崔嵬、于洋、葛兰等低着头、排着队劳改归来。怯怯回答着红卫兵的厉声喝问时，谢芳、葛兰那痉挛着的脸上，惨然着一缕不失优雅却因此更显凄然的笑，42年了，那恍然如昨惨笑，依然清晰而无限延伸地注释着王容芬上书中“眼前发生的一切”。

而也许正是那个晚上——我们学院是9.20到京等候“十.一”那次百万接见——在寄宿的北京矿冶学院某宿舍楼下，矿院红卫兵向列队而坐的我们所传之“经”所送之“宝”，竟然只是疯狂的铜头皮带下奄奄一息的一位教授与她的妻子。我至今记得那疯斗狂抽耸人听闻的罪名——“涉嫌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妹妹毛泽香！我也至今记得主持会议的那位红卫兵大姐，那张比宋彬彬还文静的脸上满是肃杀，比秋雾还阴沉。而且，正如宋要武（彬彬）是东北局首长的女儿，那位女红卫兵据介绍也是西南局某大员之女。不知道那教授夫妇是否能活过红八月开始的这场皮带风暴，1700场这样的风暴就是这样发生、展开着的！—— 或许就是在 王容芬 给“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上书分分秒秒里，在我眼前，呼啸着鞭子与呻吟！

毋庸讳言，面对在北京、在“眼前发生的一切”，最初确心随之痉挛，为之惊悸，也为之生发院系或社会运动环境层次上的忧疑与重新选择。可千百万个这样的“我”却何曾又何敢深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就更不曾疑问过伟大领袖“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了。——直到三年后，几乎同样的疑问在李九莲恋爱信中出现，我直到七年后为李九莲的悲悯与抗争中，还常常自扪是否异端？——相反，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惊悸忧疑都淹没在十月一日海潮般的“万岁”声浪里——几乎可以说，大陆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是被从北京朝圣回来，敬畏、麻木中虔诚而自负的我与我的几乎整整一代，亦步亦趋导入红色的疯狂！

——我和我的同代人这永远的耻辱，正是十九岁王蓉芬永与正气中国同在的荣光！

我的同代人啊，那一天，你眼前发生的难道不也是这些？那一天以及那一天之后你所做的不正如千百万个这样的“我”？当年我们是整整一代集体地疯狂和呐喊；四十一年了，我们又罕有例外地堕入沉默的大多数；权势的窒息与愈趋两极的现实，又从不同的方向共同地加深了这种沉默。无声的中国。拒绝为那一天和那一天之后忏悔的中国。狼图腾喧嚣的中国：宋彬彬的八.一八风采，不就是这样穿透着世纪中国的吗？

而那一天，王容芬在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的信上贴着邮票；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

四、冰火“八.一八”

王容芬——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是“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首批被接见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一。那天，她在观礼台上，还是在红海洋中？其时她参加过红卫兵了吗？……绝对可以肯定的只是：她与同一天登上了城楼的宋彬彬——从十三天前校长惨死于麾下的阴影里，走到红司令巨大光环中的宋彬彬，那一天的观感之别，绝对不啻于霄与壤、冰与火——

彼日彼时的宋彬彬，如果原本还有所忐忑——如果说她尚有一丝未全泯灭的少女天性的慈柔，那么在城楼之上，这一切全被红太阳的光焰转化作了幸福、荣耀、骄傲、铁与血决心——有她次日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雄文为证；而十九岁的王容芬呢，却心坠冰谷，脑海里翻江倒海着从解放军报头版发《海瑞罢官》，讨村伐店的举国怒潮，到统帅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掀起的神州狂浪，从8.5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致死开始的红八月校园风暴，到红卫兵血腥地杀向社会……”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尤其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八.一八”撼天动地的红海啸，城楼上统帅与副统帅的一身戎装，宋彬彬亲手给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司令“要武“的的耳提面命……无一不使对德国历史深有研究的王容芬，洞见城楼上“披上军装的皇帝”运动群众的暴力持仗；林彪的高腔长调，则让她想起希特勒睥睨世界、歇斯底里的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而广场上举着红宝书的欢呼呢，难道不像森林般的纳粹举手礼吗？！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五、淹没青春的苦难

抱着必死的决心发出这劫世之悲、邦国之忧、正气之吼之后——其时，遍体鳞伤的老舍早已自沉太平湖——喝下了四瓶敌敌畏的王容芬，已然倒在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前！等她醒过来，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开始了像林昭那样漫漫近十年的铁窗辗转。知情者说，“她在监狱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直到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专政人员疙疙瘩瘩地向她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无期徒刑的判决书——迄今网传宣判王容芬无期之时是1978年1月，然而，既然后面这段文字所转述的，是依据王女士亲撰文字，笔者疑该是1976年中。

判刑后劳改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她加刑时，半人半神死后的神州，又在天旋地转：甚至一个在看守所给她上过刑的专政人员，竟也带着十年刑期被发配到她所在的监狱，还和她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变成了 “反对四人帮”。王女士辛酸的幽默，却是“法制中国”永恒的特色——“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进去时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

王容芬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与十年浩劫、三年徘徊完全同步的十三年！位卑与国难，思想与专制，监狱与劳役，在近5000个昼夜里交织绵延着一个大写女人的人生传奇，以致无数网贴这样感叹，又是女的！更多人则为这位巾帼肯定“壮烈”了而哀叹。十三年祖国啊——一个巨人用枪杆子运动的中国！历史的回音壁，终于以轮回反正而归趋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回应了花季少女当年早慧而勇敢的悲仰长天！这声音昭告天地人间：纵一代代青春仆下、老去，正气中国永恒！

——这样大写的“苟活者”，自与林昭、李九莲张志新烈士同在天地之间！

六、继续大写着的“苟活者”

感谢坎坷而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为良知中国，顾念着这位巾帼。出狱后的王蓉芬被他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她饱经磨难的体貌，显然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然而不同于出狱后依然寄望于体制的胡风，更有别于曾经那么才气横溢、却木然于狱外的路翎，也与大洋彼岸用自然与大气包裹自己余生的宋彬彬大不一样——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并非王女士陶醉自得的界碑，而只是一颗悲悯心在精神天地不竭探掘的基石：“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

后来她终于成为著名的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之所以1989年6月她前往德国，是由于她所申请和筹备的“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原订于6月14日韦伯125诞辰开幕，万事俱备，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如期召开，只好改搬到韦伯故乡开。她甚至成了著名学者傅国涌回望中可以与太阳媲思想美的星星——傅先生深情地说：

“有幸以研究韦伯为业的王容芬曾是我最喜欢的学人。在韦伯的著作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我常常把韦伯的话当作格言。”

其实，继续大写着的“苟活者”——王蓉芬还出版了或正在出版《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等远古史小说系列。我相信，终有一天，她的文革红墙小说《乐人》也会面世——为了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她不仅在读书公园以“我跟毛泽东不得不说的故事”序引了她的《庖牺氏》，还登陆了《乐人》的一章：《通天》。

七、为了正气中国，铭记

宋彬彬是“通天”并且留恋那“通天”时光的，她的“八.一八”风采才会穿越世纪，又走出玛雅《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团阴影，如此辉煌地出现在九月九日的母校庆典。不知道林彪的大女儿和章伯钧女儿那一天，会不会再一次，在电话两端唏嘘？倒是并非校友的我们，应该感谢宋彬彬——是恶之花，让我们不能不想起了美之花，想起美的追寻与守护同样应该穿越世纪！追寻着那十九岁的贞烈，原来依然还在如此执着、如此深情地呵护着正气中国！原来历史依然像四十一年前那样奇诡——王蓉芬也和宋彬彬一样，就六十岁了，还在不约而同，以依然各自花季那样的魂灵与方式、在另一个世纪继续着各自与一个巨人举世瞩目的故事。

为了中国，怎能不铭记这黑白故事——记住“八.一八”并蒂绽开的美与丑？！

jshao

抱歉！我不知道以上内容是否合适。不合适请删去。

李大兴

邵兄引的文章，我在别处读过，没什么不合适的，倒要谢谢邵兄转来分享。

陈竹君

偶然看到了。再次又看到了。年过花甲人在德国的王女士一切都好吧。

采采卷耳

宋彬彬呢？她怎么样了？

李大兴

宋彬彬据说在写英文回忆录，有人估计可以卖两百万美元。回忆录于历史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迄今为止的红卫兵回忆录，多是撇清自己。不久前由骆小海作序的红卫兵日记，则可能后来编撰过。

采采卷耳

敝地是谭厚兰晚年治病就医的地方,听人说有人触及她当年一些敏感问题做法时,她似乎不改[初衷,仍能说出为什么那样做的一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