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好看，但还不够

周泽雄

——小议民间写史热
   
    出版界最近涌动着一股不大不小的热点：民间写史。该热点的形成，与出版界其实没有关系，出版界只是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将这股源出民间、啸起网络的热点，以传统的方式追认下来罢了。

    相比别的民族，我们似乎更容易萌生史学饥渴，在日常阅读和言说中，历史与其说是一大题材，不如说是我们切身的欲望。当官府与学府提供的种种“主题先行”式文本无法满足大众的饕餮食欲，我们古已有之的习惯便是：换个调调，自个来说。“小儿……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正不妨视为“满村听唱蔡中郎”的群众基础。反正，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说道它，说是第一位的，至于怎么说——正说还是反说，庄说还是戏说，曲说还是伪说——倒可以退居次席。按理，对历史的热爱一如对科学的信奉，多少会折射出爱好者身上的求真品格，毕竟，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一旦在辩疑解惑、揭示真相上无以服人，也就顿成无源之水，不复有立身之本。不过，许是与真相在我们这里历来是一种奢侈品有关，兼以怀疑的理性始终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基石，颇为悖谬的是，得到读者更多喝彩的，永远是那些写得更为有趣别致的，而未必是那些在学术品质上更加牢靠的。

    我们对历史文本的兴趣序列是这样的：写得既好看又扎实，自是上品，其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堪称神品，而一个屡屡为人称道的当代范例，则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上品可遇不可求，当史家标准与骚人笔墨不可兼得，我们的大众阅读取向是：宁近乎骚，毋近乎史。写得好看较之写得可信，永远更为切要，这是步入中品的不二法门。于是，那些只会恪守规范而在观点的奇诡、趣味的际会、文笔的跌宕上无甚营求的文字，只能落入凡品了。至少，我们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就持此种观点。当然，凡品之后还另有一派不入流的下品，兹不论。

    毋庸讳言，推动时下民间写史热的，正是各类“中品”，那酒幌上舞动着的两个大字，就是“好看”。

    读者和网民在热烈地追逐着一个个名字，似乎没有人知道这群作者的知识素养、专业背景，更有趣的是，好像也没人在乎这个；在主要由学院派专家把持的各类史学园地上，也历来见不到这些名字。说实话，他们的名字也较为古怪：十年砍柴、当年明月、醉罢君山、押沙龙……从这类名字里，我们既可以瞧出作者的业余定位及游戏心态，也未始不能窥出他们决意与学院一族保持疏离的孤傲气概。他们或为政府公务员，或为银行职员，除了以历史为题材外，他们最具标志性的共性，就是竞相以写得好看、写得别致为急务。《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曾经表白道：“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他们以快意恩仇的方式颠覆一个个人物，重说一个个故事。他们不乏粉丝特征的读者也像议论一名传奇游侠那样谈论着他们，他们的观点得到转述时，好像那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桩武林轶事。他们以天赋的才情挑战着既往的一切，由于文笔煞是撩人，导致他们的挑战，竟然没有遇到应有的应战。在以动辄数十上百万次点击率构成的比特掌声里（可以想像场面的壮观），好看，既赋予了他们挑战的合法性，看来也同时构成了抵御一切应战的盾牌。

    把历史书籍写得好看，何等不易。然而，不管何等不易，好看却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书籍的首要美德，正如酒神精神不管何等值得讴歌，它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学者的首要气质一样。“故作高深的文章”人神共愤，并非当年明月先生的独得之秘，“好看”的民间写史书籍的风行，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作为对这批作者（他们才具各异，性格分明）充满期待的普通读者，接下来我还希望看到，“好看”将不再成为他们率先为人称道的品质。民间写史的另一个说法，是个人著述，而个人著述，无论东方西方，历来有其高贵血统，它甚至构成了史学的正音。

2007年12月24日，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2月28日

老木匠

昨天就在等泽雄兄传上来，果然来啦！

梅茗

我在网上大概看过一些写史帖子，我不愿意称它们为小说，它们仅是帖子而已。好看，但不能细究。有些细节还有文笔，实在不能同纸质经典相提并论。比如看一个火得异常的作者作品，已出书了，其中错字格外多，就算这是小问题。而有一处误用成语：“十岁时，后主见而悦之，当即破瓜。”——我们知道，破瓜并不是指失去贞操，而是指十八这个数字而已。说明其人的基本功很不扎实。

老木匠

10多年前就希望有好的通俗的历史书籍涌现。

主流意识形态据说是主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可是真正“人民”喜闻乐见的历史书却是几乎没有的。

不过现在这样的“喜闻乐见”也是足以让人担忧的。沿袭三国志平话那样的历史演义路子，再次将历史演绎为快意恩仇，打打杀杀，非但不是提升“人民”创造历史的能力，或许更可能是历史再次走向皇朝循坏的老路。

官媒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可用恶劣2字形容。凡是有点分析的都说是要影响收视率或者是销路的，予以删除淘汰，一味的让人以学者的身份来说书，不仅降低了学者的身份，更是降低了受众的品味。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大约好几千万有大学经历的人，这些人的业余阅读取向往往都会偏向于历史——这和迅弟儿的感觉不同——，因为哲学太费神，文学太煽情，政治太危险，经济太纷杂，人到中年后往往都不选择作为阅读对象。而历史学界的学者们依然为了职称项目，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来写通俗的历史著作，说书者正好介入其间，而更造成学者不屑于涉足这个领域。于是这批数量巨大的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历史感和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区别，依然是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臣，清官与贪官。当需要他们有所选择的时候，可以判断将继续有史以来的惯例：等待并拥戴明君。

周泽雄

木匠师傅对国内中年读者业余阅读取向的分析，很有嚼头。好像确是如此。
这是一篇约稿，本来不想写，因为实在懒得去读那些据说“好看”得不可开交的东西。对我来讲，好看不仅不是吸引我阅读历史书籍的动力，甚至还可能构成阻力。我不需要被别人的“好看”笔墨哄着读书。如果作者在资料的占有、研究方法的先进及观点的独到上缺乏服人之处，他的文笔越“好看”，我躲他越彻底。
现在一些民间写史的作者，比的只是胆大。而学者之胆，若不能与“识”勾搭上，那就根本不是胆。

永德

通俗类写史的，一开始是学黄仁宇，但是他是正规的科班出身，能将通俗历史书籍写到他的万历十五年那般，没几个有这个水准。后来的吴思、李亚平的通俗历史作品，带动了一股跟风浪潮，我买了些此类书，比如三糊涂的所谓的糊涂读史，看了点，就不看了，虽然写的好看，但是缺乏思考的深度和给思想上的共鸣。国内的这些写通俗历史的，个人觉得最缺乏的还是对历史的视野问题，找一些历史中的花边新闻，弄出来，当然好看，而且新鲜，可是看过了呢，也就是看过了，没有任何的启蒙。
但是老外写的历史，既好看又让人又共鸣，记得最早看《大门口外的陌生人》，一口气读完，除了好看，更让我对历史有了一个新的视野，史景迁、魏裴德的每部作品多是这般既好看又有厚度。
我学历史出来的，我在的那个学校的历史系的老师，功力都很深，但是大多数不屑做这些通俗的东西，记的有次开会，教授们谈起易中天教授，特别加强了教授两个字的语气，并一起发出笑声。
历史如果能在通俗和专业之间做好，这样的历史作品才是有深刻的生命力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基的《全球通史》一版再版，盗版也无数，那就是真正成功的历史作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看了是爱不释手。

永德

这个文章，泽雄老师，我可以转转不？

周泽雄

永德兄别客气，但转不妨。

兮兮

老周主帖和老木匠跟帖都很有启发。如今很多才子型写手的确玩出了史学花样，但来自网络高点击率的文章，基本都有为吸引眼球不惜造势牺牲学术求真的缺陷，毕竟，商业时代，作者和出版单位都是功利第一。
但是否存在另外一种眼光啦看待他们的文字？不视为史学而是文学？那就当成三国演义吧，毕竟不是三国志。

金秋

民间写史热应该值得官方关注了，感觉泽兄这篇文章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历史不是可以随便编写的，否则我们的后代将看不懂历史、看不清历史了。对写史的作者是不是应该设定一定的门槛和资质？我觉得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兮兮

对写史的作者是不是应该设定一定的门槛和资质？我觉得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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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宣部金部长说的是，传其他同志一阅。

周泽雄

“但是否存在另外一种眼光啦看待他们的文字？不视为史学而是文学？那就当成三国演义吧，毕竟不是三国志。”
——我觉得不存在“另外一种眼光”。你不能以历史为卖点，遭到质疑了，转而给自己开条后门，说我那是文学。人家罗贯中可是开宗明义，直接点明自己写的是“演义”，而不是历史。历史可以有各种写法，允许八仙过海，但再怎么着，你写的也必须是历史，属于历史著述的基本准则是不可以玩忽的。在捍卫这些准则的基础上，借助文学性笔墨以广招徕，当然是件好事。
在小著《追问三国》里，我提到一个概念，叫“招呼打在前头”，粘贴过来：
还可以说说另一个行规：招呼打在前头。
一部小说，不管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严肃还是戏说，作者都有义务对读者给出明确暗示。这种暗示一旦成型，作者就必须坚持下去，不宜中途半端，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此话怎讲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开篇的“诗曰”，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一个“茫茫渺渺无人见”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是可以并且允许出现各种妖魔鬼怪的。一旦读者接受了这份暗示，不管孙悟空如何大闹天宫，读者都会沉迷其中，忘倦忘忧。但是，假如吴承恩笔锋一斜，转眼又在小说里写起了通常只会出现在《儒林外史》中的内容，读者就会觉得受到愚弄。相反，谁要是质疑《西游记》中的唐僧违反了历史上的玄奘形象，谁就将受到读者的无情嘲笑。反正，吴承恩不会受到嘲笑，他“招呼打在前头”了。
看《封神演义》同样如此，伴随着“云中子进剑除妖”，读者也接受了足够丰富的阅读暗示，这以后，无论姜子牙、土行孙、哪吒和二郎神杨戬如何施展神通，读者都不会奇怪。相反，一旦他们神通尽失，恢复到寻常饮食男女的习俗上来，读者还会不买账，认为不合逻辑。这份逻辑，当然是小说的逻辑，虚构世界的逻辑，而非现实生活中的逻辑。
历史小说同样如此，作者的招呼不能打错。我们听说有些历史小说家，较易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理由多半在于，他打错了招呼。他强烈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是在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谁知专家学者一较真，发现作者处处在“戏说”“胡闹”，这就犯规了。另一些作家，如武侠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与历史也有关系，但作者暗示得明白，读者瞧得真切，那里面的“历史”，只是一个叙述背景，无需当真。所以，当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说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时，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与他论理。同样，莎士比亚写了那么多历史题材的剧本，从来没有人质疑他的历史学知识是否牢靠，因为他给足了暗示。
这就叫规矩：把属于历史的交给历史，把属于小说的交给小说，双方划定边界，各不相侵。你有权虚构，但虚构前必须让读者有所警觉，不能让读者平白无故地陷入糊涂之中。
……

金秋

12楼说得极是！如果是戏说历史，那么作者有义务把招呼打在前面，就像路边有一坑，有关部门有义务竖一警示牌一样。如果读者把戏说部分当成史实，作者应该承担误人子弟之责，建议罚款。

老木匠

实际上这里面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是舆论导向的作用。

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是非常学术的，但又是相当通俗的。1995年出版后一直被冷遇，没有任何炒作的机会。12年过去了，只出了二版，总印数才几千。这是不让炒的典型。再比如沈志华有关朝鲜战争的书，学术但通俗，就是没有办法在大陆出，只好到香港出。

中国没有独立的书评界，官方垄断了一切信息渠道，因此一般而言，凡是流行的，大致上都可以推断为符合官方的需要。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1-1 16:33 编辑 ]

周泽雄

木匠师傅所言，数据略有差池，但确是实情。我手头那本2005年7月第三次印刷的《天朝的崩溃》，印数已达15200册。
读茅海建先生新版《苦命天子》的后记，斑斑苦泪，确是不忍于心。作者感叹道：“我的编辑朋友，见面即谈‘图书市场’。其中一位朋友的话，我现在仍记忆犹新，说书名一不能出‘史’字，二不能出‘传’字，出了就卖不掉。”
舆论导向的作用，实在太大，炒作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通常不可能出现在诚实本分的学者身上（个别天纵奇才者例外）。另一方面，可以背着人偷偷感叹的，则是我们的读者素质。我架子上有不少欧美人写的书，读来相当学术和专业，但他它竟然都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作者为电台、电视台作的大众讲演的结集。读其前言后记往往还发现，这些文字在电台、电视台里出现时，大受听众（观众）欢迎。深受刺激！想想也是，读者的素质与作者的素质，是相关的。一国的读者素质普遍较高，而作者的素质普遍低下，这不可能。只是，我们习惯上都不会（兼不敢）拿读者是问罢了。

老木匠

啊，抱歉，我的是第一版的，印数3000

周泽雄

继续聊两句。
老是强调“好看”，一方面是实情（好看的书才卖得掉），另一方面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毕竟，你是在写书而不是跳舞、是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在球场上扣篮，好看不仅不是第一位的，还与研究对象的内在品质无关。
历史本身确实有“好看”的一面，但不见得非要写得好看。它本身就可能是好看的，这份好看，作者只要想方设法把它呈现给读者就行了，而不必额外想着如何把它“表现”给读者看。“好看”不能表演，至少，对于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是这样。
老是强调好看，言外之意其实是：读者都是傻瓜，若不把文字裹上一层糖衣，读者就懒得开卷。
不过涅，我们强调轻阅读，提倡读图时代，本身已经把这份言外之意，说得非常露骨了。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讲，我们的读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需要被人哄着读书，就像他们自己在家里哄孩子读书一样。

周熙

老周12楼的话纯正，我毫无异议。求历史之真与求文学之美，还是两回事情。你文章中列举的“十年砍柴、当年明月、醉罢君山、押沙龙……”四人中，十年砍柴较熟悉，醉罢君山和押沙龙仅有掐过架或是回帖跟帖的照面，对于他们的历史作品完全不知，当年明月只在电视上看过，如同讲评书一样口才不错－所以，明月的书我虽然没读过，但印象中看成评书性质，演义风格，也就是民间文学了 。

十年砍柴属于借古今喻套路，《闲看水浒》就是他拿水浒来证明吴思血酬定律的。至于他写历史题材，我百度了一下十年砍柴新作<晚明七十年》，奇怪的是他居然也提倡要尊重历史事实，转一下。看来他被老周找到了什么硬伤？

<晚明七十年》保持了作者简练活泼、幽默风趣的行文风格，讲述了从万历皇帝登基到张居正变法，使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到崇祯皇帝自缢、明帝国走向灭亡这七十一年的历史。对于写作该书的缘起，十年砍柴称，“明亡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明朝由盛到衰，最后覆亡这七十多年最值得研究。为什么一种制度僵化到那样的程度，为什么开国之初设计严密的政治体制最后无法应付很平常的政治危机？带着诸多此类疑问，我开始了写作。”十年砍柴认为，明朝这个标本很有价值，他会继续关注士人阶层的思想、观念、生活状况，还会关注市井社会，比如当时已经活跃的商业，还有当时的土地制度等。

《晚明七十年》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想起唐德刚的作品《晚清七十年》。十年砍柴说：“晚明阶段从万历登基，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北京，正好七十一年。而从1840年算起，到1911年宣统帝逊位，也恰好七十一年。既然如此，书名近似也就不能以恶俗视之。”

十年砍柴此前曾出版过《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等著作。由于是非专业作者出身，十年砍柴的写作被人称为是票友式业余历史写作。对此评价，十年砍柴欣然接受，不觉得是种歧视。“因为是非专业的票友，也就没必要给自己更多的压力，即使犯一些贻笑大方的错误也不丢人，写起来也无太多的顾忌。”十年砍柴认为，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写作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即论从史出。要忠实于史料，不能歪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选择性“失明”。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前提下，不同的解读、尤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才有生命力，才能被认同。他坦言，书中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有些想法他也感觉还较青涩，“但一个写作者、思想者的思想深度和表达能力是动态的，不能因为担心不成熟而辍笔，于是就斗胆成文了。”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这个笔名源自他的网名，因为刚上互联网时他想起了自己少年时砍柴放牛的生活。“在我看来，署名‘李勇’的是职业写作，是为了饭碗的写作；署名‘十年砍柴’是事业写作，是一种真性情的写作。两种写作都很重要，前者更多的属于俗世，后者更属于精神世界。”

周泽雄

“看来他被老周找到了什么硬伤”
——没有没有。兮兮误会了，我那是泛论，不是特指。我后来答应编辑写这篇东西，也是因为编辑不要求我读过那些东西，泛论即可。当然我必须承认，当他们强调自己的书写得“好看”时，就我而言，这可能恰恰成了我拒绝阅读的理由。事实上主帖里完全没有批评这些作者的意思（我连他们的书都没有读过，何来批评），我只是表达一些不依赖于具体文本的笼统看法而已。

兮兮

哦，是的 ，你主文已经说过“作为对这批作者（他们才具各异，性格分明）充满期待的普通读者，接下来我还希望看到，“好看”将不再成为他们率先为人称道的品质。”，我主要是从跟帖里内容以为他们除了好看其实罔顾事实，看来是误解了。

不过，我从直觉上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按照一定预设被涂抹得标准化了 ，真实的历史应该如同我们当前的生活－－琐碎，没有定向，不确定，一旦日子被人总结出书了 ，作者必然进行标准化，有板有眼－－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泡人

今天刚知道这个地方，跟来了。
大作已在周报上读过。
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大众历来就是受的这种历史教育。大众的历史知识不是从学术著作中得来的，而基本是从戏剧小说中得来的。就是儒、释、道这些东西也是靠这个方式传承。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严肃的学术著作。有意思的是大众的历史与学术的历史并行，哪一种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更大反倒不好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傅谨的《老戏新说》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周泽雄

向泡人兄问好。新年快乐！听说冰城有大冰封城，不知大兄可有吟哦。盼得一睹。
大众的历史知识，得自戏文俚曲，历来多于学术著作。泡人兄所言甚是。所荐两书，均未曾读过，当会留意。多谢推荐。

吹笛在湖北

民间写史的另一个说法，是个人著述，而个人著述，无论东方西方，历来有其高贵血统，它甚至构成了史学的正音。

说的好，还是一个体制问题。不让正说，只有闲说。

李大兴

民间写史，固然可能有从主流史学突围的功效，但若以“好看”为标准，则不免以另一种方式割裂史实、以煽情或定论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