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沙叶新：我究竟是谁？

李大兴

1997年8月29日收到四川的一位小姐的来信，信内夹着一张彩色照片，小姐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着黑短裙，蓝底花衫，手擎一把红伞，站在一棵老橡树下，十分的幽雅可爱。照片背面写着：“赠沙叶新老师”。信上说，她是1993年底在西双版纳与我邂 逅，说我当时穿了件紫红色的细格衬衣，她和我握过手，和我说过话，对我的印象是：“脸色红润，双目含笑，约摸40岁左右，十分随和。”我看到这里既高兴又 疑惑，因我从未去过西双版纳，也从没穿过紫红色的衬衣。小姐在信中继续写道，说我曾告诉她我在写了《蹉跎岁月》之后，正在写《孽债》……这下我明白了，这 位姑娘把我当成大名鼎鼎的叶辛了！

我突然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好像我在私拆别人信件，并且掠美自归，盗名窃誉。我连忙捂住信的下半页，紧闭双眼，不敢再看下去，怕侵犯他人的隐私。

叶辛兄是我很熟悉、很尊重的朋友，但他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形貌出众，极似舵手小平同志，瞻仰之下，令人无限怀念，我一介平民，怎能和他相比？把 我当作了他，实在是天大的误会。虽然叶新和叶辛同音，如果我胆敢以叶辛自居，那我这个叶新就不是叶新，而是野心了！

信不是给我的，却错寄给了我；可也有明明是给我的信，却错寄给了别人。1996年，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小姐就将写给我的信错寄给了成都的流沙河先生，流放到沙河里去了。后来流沙河先生又将信流回了黄浦江，还附了一短柬给这位编辑小姐，和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次信之错投，乃是因为我与流沙 河先生两人的姓名中同有一“沙”之故。但此沙绝非那沙。流沙河先生之沙：是金刚之沙，金光闪闪，蕴藏极富；是恒河之沙，非但不胜数，且经圣水润泽，饱含圣 气灵光。沙叶新的沙就差多了：我是一盘散沙之沙，是泥沙俱下之沙，此沙淘不了金，此沙也聚不成塔，只能使我喉有沙音，目有沙眼。

以上说的是寄错信，再说认错人。去年冬天，我在新华书店的音乐戏剧书架前翻书，旁边一个年近30岁的小姐也在选购图书，她望了我一眼，笑了一笑，好像对我 很熟悉，她说：“您好！”我也说：“您好！”她说：“您好像比以前发福多了。”我说：“是吗？那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她笑了，又说：“您也好像比以 前矮了点。”我说：“天冷了，热胀冷缩。”她又笑了，又问：“最近有演出吗？”其实我早已辞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职务，不太清楚剧院演出的情况，我便 回答说：“不太知道。”她有些不信：“你不知道？”我说：“是的，我一直在家里写作。”她兴趣来了：“哦？你在写什么？像赵忠祥、刘晓庆那样写自传？”我 说：“不，我在写剧本。”她兴趣更大了：“您也写剧本了？什么剧本？电视剧本还是电影剧本？”我说：“话剧剧本。”她更为惊讶了：“啊！您也写话剧剧 本？”我心想，这是什么话？我本来就是写话剧的嘛。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郑重地劝导我：“我认为您还是唱歌的好！”什么？让我改行唱歌？我这沙哑的破嗓子 能行吗？我有些疑惑，摇了摇头。她接着说：“不，我从小就听您的歌，我是在您的歌声中长大的。”我更加疑惑了，我问：“您听我唱过歌？”她说：“当然了， 您唱得好极了。《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小小竹排向东流'，我们这一代人谁没听过！”哦，她把我当成了李双江了！仔细一想，我和李双江还真是非常像，我 就是稍稍矮了，胖了点，怪不得说我发福了哩。这位小姐最后要让我签名，可我签谁的名字呢？我总不能冒名顶替签大歌唱家的名字吧，我只能签我自己的。我想这 位小姐也许知道我的“大名”。果然她看了我的签名之后激动地惊动叫起来：“啊，您就是沙叶新呀，太荣幸，太荣幸了！沙先生，我看过您的戏，看过您的戏， 《于无声处》，《于无声处》，你写的《于无声处》太好了！”好，我又成了宗福先了！

我怎么始终就不是我自己呢？

这是10年以前的事。现在也依然如此。以前新华社在我入党时，发表对我的专访文章，赞我美我，令我汗颜，标题更是夸张：《党的作家党的人》，那是我吗？如今我又不被视为“党的作家”了，打入另册了，被看作“异议作家”了，这也是我吗？

我究竟是谁？想来想去，还是自我介绍，我姓沙，属兔，我很平常……还是以诗表白吧：

姓沙性散难成塔，属兔从无狡窟三。
我本闲云飘荡久，依山恋水畏高寒。

1997年11月12日作文2007年12月30日略改并作诗

周泽雄

哦，老沙原来属兔，亲切。
“但他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形貌出众，极似舵手小平同志，瞻仰之下，令人无限怀念，我一介平民，怎能和他相比？”
——这笔法，够戗。

梅茗

这形象，够戗。

这两天去一个网站，每次点开都是这张伟人照片，那大概是一本书的封面。每次都赶紧关了这个页面。受不了那张笑嘻嘻的大脸。其实对伟人本身，倒没任何好恶。可能是与自己的不好的习惯有关，比如读喜欢余光中先生的书，却特别讨厌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想多看两眼，而对他的文章却读之不厌。

丙辰龙

这篇文章有趣，在“今天论坛”看到，还打算转帖过来，幸亏搜索了一下帖子，原来大兴先生早搬过来了。
好像某次看沙先生的文章，把我笑的肚子疼。他调侃的后面还让人觉得麻辣够味儿。
沙叶新的文章也算是很有“沙氏风格”，一眼就能认出来。（我又吹牛了）

周泽雄

在我看，沙叶新先生属于铁树开花、老来生俏的那类人，九十年代之前，我还把他视为魏明伦之属，从未想过要对他特意致敬（作为前辈校友，可以另议），而最近，我对他的尊敬和喜欢，已经不打一处来了。

花间对影

还记得《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演得很火，不过我都没看过。这篇小文章倒是很自嘲很洒脱。可见，自恋难得人心~~

老木匠

28年前吧？沙写了假如我是真的，戏剧学院的学生为全市大学生义演多场，我们赶到小剧场去看戏。

后来他的作品就不大看，再后来就看不到了。

前几年，他开始写系列的某某文化系列，又很火。还开了博客来着。

现在“奉旨闭嘴”了。

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

自觉的梦游人

龙妹妹喜欢沙体，老木匠以前还转过沙体的痔疮戏文，涉及医学，也可以顶起来一笑的说。

周泽雄

原帖由 梅茗 于 2008-1-29 14:21 发表
比如读喜欢余光中先生的书，却特别讨厌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想多看两眼，而对他的文章却读之不厌。

——嗬，刚注意到。余光中的形象这么惹梅茗讨厌，没想到。按说，那形象还是蛮书生的。

丙辰龙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4-21 13:59 发表

——嗬，刚注意到。余光中的形象这么惹梅茗讨厌，没想到。按说，那形象还是蛮书生的。

哈哈，不能理解了吧？ 快去请教紫壶姐姐。
可能是男女有别，女性的视角难琢磨。

我也不太喜欢余光中的形象，想象中余老先生应该长的*****（形容词想不出来），才配得上他的绝佳文章。

他现在的形象有点儿像中医先生。

也想听听梅茗姐姐的看法。

周泽雄

回龙MM：私下泄露一哈，紫壶对余光中的形象一直相当认可。当然，不排除“爱文及貌”的可能。她只是颇为惊讶于余光中的身高，因为以前看的只是余光中的容貌，顺着那张瘦削的脸勾勒下来，他应该有一定的身高，才较为得体，谁知不然。
趁紫壶不在，先代说两句。最终，当然她自己说了算。

丙辰龙

“她只是颇为惊讶于余光中的身高，因为以前看的只是余光中的容貌，顺着那张瘦削的脸勾勒下来，他应该有一定的身高”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的。

呵呵，看来我的推断也错了

古尔浪洼

老沙的文章，还是很值得一读的。在我的印象里，其实他完全可以当个“读者”派，搞点比于丹更“心灵鸡汤”、更幽默、更耐读的文章。真正佩服他，还是在他写了那些虽然很火，但是被和谐的一塌糊涂的文化系列文章。

古尔浪洼

沙叶新：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沙叶新

今天是五月四号，距离我发表上一篇博文《网友们，再见了！》整整一个月！

在《网友们，再见了！》里我曾写道：“最近我有非常紧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一段时间之内我不能再在我的博客中和大家见面了，不能发表我的文章了，也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了。我真有点依依不舍……”

究竟是什么“非常紧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以致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够再在我的博客中和大家见面了”呢？

因为我生病了！

4月1号，我被查出患有胃癌，5号住院，10号开刀，24号回到家中休息调养11天，明天（5月5号）我要回到医院做化疗。

我当初之所以没说我患癌，绝对不是因为我担心让大家知道了，我会自卑，我会变成需要眷顾和同情的“弱者”，从而我会在正常、健康的群体中被疏离。不，我是怕人麻烦，怕人为我担忧。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忧心忡忡。所以当我得知患癌之后，我非常郑重地对我妻子说：“一不要对儿子说，他在美国，儿媳正在怀孕，他知道了会急死，是回来看我，还是在美国继续照顾他妻子？二不要对我弟弟说，他实在太忙，不要让他分心。三不要对我单位说，不要给单位添任何麻烦。当然也不要对任何亲朋友好说，一个都不要说！”

可是开刀之前医院方面有个例行会议，除了家属必须参加之外，单位领导也要出席。这样一来，单位知道了，再也瞒不住了。如果我还在这里继续隐瞒各位网友，就太对不起大家了。而且继续隐瞒也会引起误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比如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前官员看到我的博文《网友们，再见了！》，就非常着急地打电话来，以为我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迫于压力，才暂时告别自己的博客。我连忙解释，说是身体略有小恙，住院进行常规检查，只是没告诉她我患癌。在一些不明就里的网友中，也造成某些恐慌，以为“我进去了”。其实我是进医院去了，不是进“那里”去了。哈哈，如今我年老，又大病，进“那里”恐怕没这种荣幸了。

但即便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我患癌了，但能够不告诉的朋友，我也是尽量不告诉。比如我已经开刀之后的第三天，有位朋友打电话要我出席一个外地画家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个人画展。我说不行呀，我很忙。她不信。我说，我真的很忙，不但我一个人忙，现在还有一大帮子人帮我一起在忙。她说那么紧张吗？我说是呀，已经动刀了，怎么不紧张！说得他稀里糊涂，以为我卷入了一个什么很大的纠纷，以致要动刀。

现在我已经开刀25天，情况基本稳定，我要向诸位网友详细汇报一下：

1、医疗条件甚好。很好的医院，很好的病房，很好的设备，很好的医生。虽然有些药物和器械是自费，但我仍然受之有愧，真的受之有愧。我这个人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好处，或者享受超常规的待遇，我都心怀感激之情，常怀感恩之心。尤其在当今中国多数人还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犹如活受罪的情况下，我的医疗条件如此之好，就更使我愧疚，总想为医院或者其他病人能够做些什么，回报点什么，才心安。我把我的想法很诚恳地对护士长小苏说了，我说：“如果有那个癌症病人，情绪低落，心态反常，可以找我，我去陪他聊天，说故事，讲笑话，让他高兴起来。”小苏正巧在做“手术前的前导式心理干预与手术后监护室病人情绪变化的评估” 这个研究项目，我也曾以我为例子配合过她的口头调查。她说如果哪个病人真的需要我的话，一定让我去讲故事，说笑话，为他们排忧解闷。我的这个心情也对我女儿说过，她倒有个建议，说我以后可以在我的博客上，发表我的病中日记，说说我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癌症的，也可使其他病人有所启示，坚定他们抗癌的信心，这也是对社会很好的回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我会做的。

2、手术非常顺利。一共用了不到三小时。而且手术中没出血，没输血。切缘呈阴性反应，说明切除甚为干净。恢复的也非常好。开刀之后我从监护室回我自己病房的当天，我就坐在病床上记日记了。护士小王看到我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她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动过大手术的癌症病人刚从监护室出来就动笔写东西，她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在开刀之后的一星期，我的气色逐渐好转，体能开始有所恢复，生活也可勉强自理。此时《南方都市报》记者对我的采访稿《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话剧》急于要发表，希望我尽快过目修改。采访稿一万多字，我强支病体，在病房里改了四天，每天三小时，等于半天在工作，虽然很累，但终于改完。妻子和女儿得知后，非常生气。我说我在病中还能为人做点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快乐，况且《南方都市报》正遭受打压，我更应该支持它，哪怕我在病中。这篇采访稿已经发表在4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整整两版，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来一阅。

能在手术之后的一个星期，能够连续四天修改稿件，也说明我的体能恢复得还不错。护士长小苏对我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手术之后预期所要发生的病理反应，一样也没出现，很是少见，可喜可贺。这几天在家里休息，我居然已经骑着自行车去银行取款，去“移动”给妻子买手机了……当然骑得很慢，很小心，但这毕究是很冒险的事情，给医生知道不得了，下不为例，切记切记！

3、体能和心态。其实我的身体条件并不好，我的肺活量不大，我的冠状动脉有淤癍，这次开刀时医生甚至考虑要我装临时起搏器。但我平时注意运动，打过篮球，打过乒乓，做过气功，做过按摩（敬请注意：是自我按摩，不是异性按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从1957年开始，坚持洗冷水澡。那一年正是50万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的热情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阳谋地泼上冷水而打成右派之际，而我这个17岁刚刚进入大学的小知识分子则不知天高地厚地往自己身上泼冷水，这一泼就泼了五十年。所以体质还好，挨了这一刀，倒也能挺得过来。前年我还学了一种另类的健身方法，就是像蛋一样在地上滚，像狗一样在地上爬，效果也不错。去年去日本参加中华文化年，因受一位同行的朋友的启发，我又开始迷上健步走，每天半小时，从不间断，即便这次住进了医院，在开刀前一个半小时，我还在病房前面的走廊里健步走，感觉身心极为舒泰。较好的体能使我顺利地度过了开膛破腹这一关。

前年我在地上滚、在地上爬，去年我就开始健步走了。朋友得知，笑我，说：“你进化得倒很快嘛，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行走，你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比从猿到人进化的还快”。我哈哈一笑。但比来比去，我以为各种健身方法，还是健步走最好，至少是最合适我。以后我要写篇文章，题目就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恢复得好，还因为我的心态极好，好得连我自己都惊异。当得知我生癌之后，我妻子暗自哭了多次，而我处之泰然，还写了一个佛教的《偈》，其中有这样几句：“此次遭劫，毫不惊慌；虽然凶险，并非膏肓。与病同体，福报回向。与医配合，定能复阳。与佛相亲，身心俱康。与己相约，沉稳坚强。”妻子问我：“叶新，你真的一点不紧张？”我说：“我紧张什么，只要主刀医生给我开刀的时候不紧张就行了；他要是紧张，手一发抖，我就完蛋了！”妻子听了哭笑不得。记得刚住医院第三天，身上挂着动态心电器，不能使用手机，我就用病院大楼走廊上的投币电话，没打通，可是我一个一元钱硬币丢下去，落下来居然变成两个一元钱的硬币。我对护士小姐说：“怎么一元变两元了？”护士说，你就拿着吧。我说：“不行，我不想判五年徒刑。”护士笑了，她说你一点也不像癌症病人，生了这么重的病还说俏皮话。开刀之前，医院的院长来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医院对我太好了，考虑的非常周到，我没什么要求。”后来想了一想还是对院长说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尽量保留我一点胃，不要全部切除。螃蟹是无肠公子，我的胃全切除了，我就是‘无胃文人’了，感觉不好。”院长没笑，我自己倒笑了，笑我拿自己的病开玩笑，这也说明我并不畏惧癌病，心态极好。院长说：“好，尽量保留，但一定要在安全的基础上保留。”果然他把我的要求立即对主刀医生说了，果真保留了四分之一。

我心态好，是因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多年以来，我有三个不知道。一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失眠，有再大的心思，我倒在床上就很快睡着；一辈子很少有什么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之时。二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胃口不好，虽然吃的不多，但从不忌口，不偏食，什么都能吃，什么都吃的喷喷香。三，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坦诚、豁达、开朗、乐观。不论人家如何欺侮我、打压我、刁难我、贬损我，我都不生气。你说的对，我改正，并且由衷的感谢你，生什么气？这是好事，我应该高兴！你说的不对呢？我原谅你，理解你，也就生不了气。如果生气，那就是为了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很不值得。对我这个不知道什么叫生气的人，如果谁想气死我，那很难。不信，你试试。

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恻恻。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如今大爆发的爱国也应该是快乐的，不应该是激愤的；如今举世瞩目的奥运更应该是快乐的，不应该是悲壮的。所以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也反对阻挠奥运火炬的传送。如果连爱国、奥运都有点不快乐，总有别扭，总不顺利，那就值得反思了，其中很可能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不想让别人快乐，所以你自己也快乐不了。由此可知，尊重对方，相互理解，寻求对话，善于让步，以给别人的快乐来赢得自己的快乐，就太重要了，是化解很多矛盾和纷争的基础。

不了解我的人，只看我那些揭露时弊的文章如《“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的人，会以为我每天紧锁眉头，咬牙切齿，愤世嫉俗，阴沉而狰狞。其实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是个非常爱笑的人，我甚至每天都会习惯性地对镜子里的自己笑几次，向自己问声好。或许有人质问，我写那些尖锐敏感触及时弊的文章，不会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吗？我说不会呀，我同样也很快乐呀。揭露时弊是为了求得对时弊的疗治，是做了好事呀；做了好事，应该快乐呀。我每写一篇那样的文章，我都很快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牛虻》，很有兴趣，我在日记扉页抄录了作者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快乐的大牛虻！”我不但自己快乐，也希望给别人带来快乐，那是我更大的快乐。所以朋友们都说，哪里有沙叶新，哪里就有快乐。这是真的。这次发表的《南方都市报》对我的采访，有记者对我的一段描述：“当时的沙叶新……谈话中处处有他招牌式的幽默，令人难忘。一个月之后再联系他，他却住进了医院。他发来的短信仍然轻松幽默，对生病的事轻描谈写……”可见我的好心情无往不在。

4、得失之间。我这次生癌暂时失去了健康，但我收获到的大大超过了我失去的。收获的亲情就不说他，它每每让我感动流泪，尤其是我妻子，我深感无以报答，康复之后，我将更爱她，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爱她。

友情收获得更多，多得让我大大出乎意料。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病房或者来我家看我，送来的鲜花摆满了我病房的阳台和我家的客厅。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有来自加拿大的，来自香港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更有国内的和上海的同学、同事。那些滚烫的话语，那些亲切的问候，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感到惭愧。我每每自问：我沙叶新何德何能？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嘛，不就是写了几个剧本嘛，竟受到如此的关爱，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更是让我受之有愧。这不是矫情，是实情。

万万没想到，4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的Z副部长带领两个局长和两个处长一行五人，也来我病房探视，送来鲜花和礼物。这很让我诚惶诚恐，衷心感激，但同时也引起一些外界议论，竟然有人怀疑来者不善，是拉拢，是收买。但我认为，这绝对是误会了来者的好意！我有什么值得拉拢？我有什么值得收买？我从不认为我有那么重要，我只是一介书生，毫无拉拢和收买的价值。这样的误会，是对人的不信任，不尊重。我完全相信来者前来探视的一番诚意，这完全可以从她的话语甚至身体语言中得到印证，后来我从一些朋友口中也得知这位副部长是一个诚恳的人，友善的人，我为之高兴。所以她的探视，也并非纯属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须知共产党干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尽是贪官。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也愿意和他们认为敢言而正直的人交往，也愿意结交我这样的朋友，因为我是诤友。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会喜欢那些不敢批评他的人，会喜欢那些奴颜媚骨的毫无骨气的人。

一些朋友得知副部长前来探视我，也都好心劝我：“共产党对你这么好，你就好自为之，不要再批评共产党了吧。”我说，不，我批评共产党是为了共产党好呀；正因为共产党对我好，我就更应该坦诚直率的批评，甚至尖锐深刻的揭露；这对共产党来说，是诛心之好事，对我来说，是赏心之乐事。况且我如今还在党内，如今提倡民主要先从党内做起，我的这些批评和揭露，也是在执行一个党员的权利，在尽我一个党员的义务。我将一往直前，继续做这些让我快乐也会为他人和社会带来快乐的事情。

累了，毕竟是在病中。明天要去医院让医生化疗，今天在网上和网友们“话聊”，聊了这么长时间，真的累了，不写了。谢谢关心我的网友们。

2008、5月4日

周泽雄

哦。保重！
“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会喜欢那些不敢批评他的人，会喜欢那些奴颜媚骨的毫无骨气的人。”
——这话我说不出口。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不喜欢批评他的人，如果他喜欢，那表明，他身上还有一些可贵的其他因素。——当然，不够尖锐的批评除外。

梅茗

三楼的话还真是我说的哦。
其实对一个作家，我很少注意他们长的啥样式，只看他们的文字就是了。虽和情人眼里出西施不同，但对自己喜欢的人，是不管他的外貌的。无论他长什么样，我心里都会接受。
“这形象，够戗。”这句话绝对应该橡皮擦掉。又把一楼文章再读一遍，我还是不知道说的是谁了。
说到对余光中先生的外貌，现在好像没当初第一眼见到那么讨厌了。或者（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是他文字里有种雄霸味儿，惹我讨厌，因而才讨厌他的外貌？或者如龙妹妹所说，能写那么英雄的文字，拿笔的人，也应该如同英雄雕塑一般？

周泽雄

呵呵，作家里长得“如同英雄雕塑”一般的，实在不多呀。纯粹根据相貌，连莎士比亚长得都有点小家子气。另外，有不少作家，他们的塑像都是只适宜半身而不适宜全身的，比如歌德，比如卢梭，比如鲁迅，比如胡适。斗士伏尔泰还长着一张老太婆般的脸呢。
也许，只有古希腊的诗人、剧作家，才长着一副真正的英雄模样。

丙辰龙

《假如我是真的》:
一出未曾“公演”已被禁的话剧

沙叶新近照。摄影本报记者黄长怡

1979年首演的话剧版《假如我是真的》。

电影版《假如我是真的》剧照。谭咏麟主演。

　　3月底，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沙叶新。他刚刚从香港讲课回来。最近他百务缠身：写博客，写文章，讲学，编撰戏剧史等等。他的博客每一篇都认认真真地写，或评时事，或谈思想，或讲文化，乐于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同时还在接待一位登门拜访的大学教授。这位教授与沙叶新素不相识，在读了他的文章后，万分钦佩他无私的良心和勇气，视他为偶像。在全国，像这位教授一样，对沙叶新一贯以来的大胆直言而心怀崇敬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


　　当时的沙叶新，虽然很忙，但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双目炯炯，谈话中处处有他招牌式的幽默，令人难忘。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散步、锻炼，同时颇自豪于自己从大学时代一直坚持洗冷水澡至今。他健步如飞的样子，让人相信他的身体很好。不过他还是亦假亦真地开玩笑：“装的，就像刘晓庆一样，装嫩。”没想到，一个月后再联系他，他却住进了医院。他发来的短信依然轻松幽默，对生病的事轻描淡写。但他的学生告诉记者，他刚刚动完大手术，马上开始化疗：“是最严重的那种病。”


　　愿好人一生平安。相信这是很多人的心声。


　　“我上台鞠了一躬，表示我向这出戏告别”



　　南方都市报：你是在1978年写这个剧本的吗？

　　沙叶新：我的数字概念极差，连1978、1979都记不清楚。反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因为涉及到共产党的弊病，涉及到体制问题，所以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压力很大？

　　沙叶新：对，压力比较大，后来中央召开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其实主要讨论的就是《假如我是真的》。为了使这个目标显得不是太突出，就拿了几个剧本“陪绑”。提到三四个，但主要还是讨论《假如我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沙叶新：“四人帮”倒台以后，创作力勃发的不止我一个人，整个社会都生机勃发，那几年文学艺术界是少有的一种繁荣和兴盛。这是因为被压制了十年，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苦水想吐，有很多艺术创作欲望都激发出来了。我当时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普通编剧，剧院的院长黄佐临很开明，鼓励和支持年轻编剧投入创作，我们剧院的创作环境、工作环境都比较好，我感谢上帝能让我进入他领导的剧院。


　　南方都市报：你是毕业之后就进了这里吗？

　　沙叶新：对，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然后到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读研后先是被分配在上海市文化局的一个理论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后来才被我们院长要到了他那里。

　　在毕业之前，我还跟姚文元打了一个很大的笔战。我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当时全国文艺界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受到批判。据一位叫朱琨的老先生说，黄佐临老师很欣赏我。《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发表那天，黄院长从三楼去到二楼朱琨的办公室将一张报纸轻轻地扔在他的桌上，说：“你看，小沙的文章！”非常自豪、得意。

　　后来我读研毕业之后，黄佐临很爱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所以他对我有知遇之恩。那时是全国批判我这个23岁的人，铺天盖地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文章纷纷批判我，那个集子那么厚，而黄院长他竟然把我要到了他的身边。我23岁时遇到黄佐临，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黄佐临留学过英国，在皇家学院毕业，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从事受左翼影响的戏剧活动，但是他更倾向于艺术为人生、艺术为艺术，而不是艺术为革命，而且他还喜欢喜剧。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想到这出《假如我是真的》？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吗？

　　沙叶新：那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骗子，小青年。他冒充自己是将军李达的孩子，然后他就在上海行骗，很多人都被他骗了。

　　这是真事，充满了戏剧性，被骗的人有一位现在还健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他还骗了一些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和其他一些人。打倒“四人帮”之后，很快地干部层面的不正之风就已经冒头。比如搞特权、想把自己的孩子从乡下调回来、增加自己的房屋面积、开后门这些现象已经有了，但是跟现在的腐化没法比。其实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小骗子说自己是高干子弟，很多人就拍他马屁。他利用这些人的私欲，和他们做交易。这个人聪明绝顶，二十多岁，我见过他，在监狱里。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还跟公安一起去审问他？

　　沙叶新：对，但是我不能说话，这涉及到公安的纪律，我只能在旁边像书记员一样旁听。根据这个我就想写一部戏，可是并不只有我一个想写。我们上海有十大剧院，越剧院、沪剧院等等，很多剧种的编剧都在采访，收集资料，都想以这个题材来写。可不久突然这些人都不写了，因为上面有指示，进行干预，不准写了。由于涉及到一个还在位的上海老干部，影响不好，不让写了。

　　其实我也有过不想写的过程，我不写是因为知道大家都在写，我就不想写了。后来说大家都不写了，他们不写，我就非要写不可了。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人给你打招呼？

　　沙叶新：没有，主要是因为我所在的思想环境和工作环境比较好。经过采访后，我就和我的二位合作者躲在无锡话剧团的团部那里写，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干扰，比较安静。我们很快就写好了，三个星期就写好了吧。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写，一位叫李守成，一位叫姚明德，主要是我执笔。我那时候是专业编剧了，他们二位是演员。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年纪多大呢？

　　沙叶新：应该是三十岁出头吧。写了之后，我们去团里念，哇！反应极为强烈。我们这个剧团还是有正义感的，演员都说要排，很强烈的呼声。


　　南方都市报：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上面打过招呼不要写了，你们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沙叶新：没有顾虑。“四人帮”倒台之后，在精神上获得一个大解放。我觉得在“文革”中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脑袋一定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绝对不能盲从。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思想解放，都在沉痛地认真反思，我们国家怎么会碰到这么大的政治灾难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GCD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我们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也在思考。“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剧院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剧院领导很支持，演员很支持，很快就排出来了。这出戏写得很快，两个星期，排得也很快，只有半个月。领导、编剧、导演、演员、全体舞台工作人员，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充满激情地把这个戏排出来。

　　剧本写出之后，为了避开审查剧本的麻烦，我提出先不审查，直接让剧本和导演、演员见面。我声情并茂地朗读完毕，获得一片掌声。导演胡思庆同志立即站起来，向领导请战，要求由他来导演这出戏。这出戏后来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胡思庆的勇敢与天才分不开的。以后我的《陈毅市长》也是他导演的，也同样取得成功。让我们记住这位英年早逝的戏剧天才。演出之后，反响巨大。


　　南方都市报：当时是先在上海演吗？

　　沙叶新：先在上海演，一演出就引发了争论。前排坐着的都是领导干部，大都表情严肃沉默无语。后面坐着的是一般普通百姓，反应热烈，拼命鼓掌。在1949年一直到《假如我是真的》出来前这段时间里，在中国的剧坛上很少有一部戏敢于把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作为批判对象的。一个共产党的剧院怎么可以演出批评共产党的戏呢？坐在前面的观众，是领导，是干部，他们出于根深蒂固的“党性”，不敢表示支持。后面的老百姓出于一种正义，出于一种热情，就拼命地鼓掌。宣传部也觉得对这个戏来讲是个新经验，很难表态。


　　南方都市报：当时没有先内部试演一下，再对外公开演的吗？

　　沙叶新：这个过程应该有的。先彩排，预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然后就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内部演出，不登报，一直没有公开演出。

　　我们就希望公开演出，这跟黄佐临的支持很有关系。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党组织也是支持这个戏的，要不然光是黄佐临一人支持，大概也很难演成。后来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内部演出，照样卖票，但是就是不登报。


　　南方都市报：是啊，所以我能找到的东西很少，除了剧本。

　　沙叶新：可这个戏后来在全国普遍都演了，比如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包括新疆也演了。不宣传都这样的，登报宣传的话那还得了？这说明这个戏至少在当时，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反映群众呼声的。还有一点，这个戏是喜剧，可看性比较强。好久没有看过这样的戏了，就是看了能使人哈哈一笑而且让人深思的戏。这也是群众喜欢的原因之一。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上海内部卖票演了多少场？

　　沙叶新：几十场会有吧。反响都是很强烈的，很多人要票，北京也演了。

　　巴金先生在他的出版在香港的《随想录》中，有三篇文章谈到《假如我是真的》，题目好像是《小骗子》、《再谈小骗子》之类的，都是谈到这个戏。他在文章当中说没有看过这部戏，其实他看过。黄佐临告诉我的。巴金对这出戏的态度很明显。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协，受到一点阻力，巴金毅然当我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南方都市报：这出戏一直没有公演？

　　沙叶新：没有，一直是内部演出，演了几十场。后来迫于压力还是停演了。我记得停演那天，我还上台“向遗体告别”，也就是向这出戏告别。那天是在建工局礼堂演出，演出结束时我坚持一定要上台和观众说几句话，舞台监督和剧导演有点紧张，都担心我闹事。我记得我上台鞠了一躬，表示我向这出戏告别，在新中国的演剧史上，一个剧作者为他被禁演的戏公开上台表示某种抗议，这是第一次，史无前例！


　　南方都市报：这出戏最终停演的原因是什么？

　　沙叶新：宣传部门不能让这种“给共产党抹黑”的戏再演下去。往深里说，是因为这出戏涉及到体制问题，并不光是在浅表层面批判干部的特权，有些人难以接受。我们本来找不到好的名字，一开始叫《骗子》，而且那些不喜欢这部戏的人也希望叫《骗子》，黄佐临画龙点睛地为此剧取为《假如我是真的》，便是对“体制”的尖锐提问，假如我真的是李达将军的儿子呢？那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就不是诈骗、不是犯罪了吗？这说明根本问题不在于骗子，而在于体制。

　　“我的入党，由胡耀邦亲自批示”


　　南方都市报：停演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沙叶新：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召开了一个全国剧本座谈会，其实就是针对《假如我是真的》这部戏的。从1949年到那时，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专门为一出戏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的情况。当时我去了，但黄佐临没去。因为他们知道黄佐临支持这出戏，怕他分量太重了，如果在大会上说出什么话来不好处理。我去北京开会前，佐临把我叫到二楼半一间小办公室，拿出一盘录音磁带，亲手交给我，他说：“小沙，你拿会上去发，里面是我的发言！”他是院长，是此剧最大的当事人，居然这样的会没让他去，可见这位一向谦和的老艺术家以一盘录音带所表达的激愤和抗议。


　　南方都市报：会上情况如何？

　　沙叶新：争论，这个会是胡耀邦主持的，他当时是宣传部部长。虽然会上一些人把我批评得很严厉，但我看得出胡耀邦的苦衷，他是保护我的，他不希望打击我这个小年轻。所以他在会上介绍我的时候，把我说得特别高，什么“当代的莎士比亚”之类。我很清楚自己的分量离他说的很远，我知道他是想尽可能地维护我，怕伤害了我。

　　开完这个会后我写了《扯“淡”》那篇文章。别人一听名字就觉得很敏感，其实我这个“淡”字有个引号，就是淡季和旺季的“淡”。北京的剧本座谈会开了以后，原来的戏剧很旺盛的，一下子就淡下去了。别人就说，你这是反对胡耀邦嘛！我说我没反对胡耀邦呀，胡耀邦自己在大会讲话中也说了：“我的讲话，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说的是一点意见，意见是可以讨论的。”我响应胡耀邦同志的号召，写文章与他讨论怎么就是反对耀邦了呢？这才是真正的扯淡哩！


　　南方都市报：你入党是什么时候的事？

　　沙叶新：大概快进入1985年的时候，当时黄佐临要退休了，剧院没有人接这个盘。那时比较民主，经过党内党外背对背的调查，我的呼声很高。并不是因为我有很大的才能，而是我比较老实，当了官以后不会贪污腐化。我二十多岁就进了剧院，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没有出卖过人，没造过反，大家还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用功，所以呼声比较高。黄佐临也想让我接他的班，成为院长。可是要当共产党的干部的话，不是党员怎么行？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还不是党员？

　　沙叶新：不是。黄佐临就劝我入党。假如我投机的话，马上就打入党报告了。可是我回信说，你让我想一想，这件事很慎重的。三个月之后我才跟黄佐临说，好的，我可以争取入党。我想我今后能和邓小平、胡耀邦在同一个队伍里，在剧院能和佐临以及那么多优秀党员在同一个队伍里，是非常光荣的事，这样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就是不批准。不批准的不是我们剧院，我们剧院已经通过了。就像我加入作协也很困难，我加入作协的介绍人是巴金。我们剧院的部分党员，就写信给上海市委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知识分子处就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还把我院部分党员给耀邦的信交给耀邦的秘书，后来胡耀邦同志批示了，也向我传达了，我印象很深刻。批示有一个总批：“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起码是肯定的意见吧。还有一个侧批，就说到《扯“淡”》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批示写着“该文与我无关”，意思说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我的。这批示下来第二天还是第几天吧，我沙叶新就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南方都市报：够快的。

　　沙叶新：第三天吧，全国头版头条发了新华社的通稿，报道我的，标题挺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一个入党第三天的人，就变成了“党的作家党的人”了，这评价太高了，太搞笑了。一个普通编剧入党还惊动了党中央书记，又实在太荒唐了。

　　《陈毅市长》到中南海演出，耀邦同志来看了。看完还找我，可是那时候我不在，到安徽去了。后来别人跟我说，耀邦同志看完戏上台跟剧组人员握手时，就问：“叶新沙呢？叶新沙呢？”他把我的名字记成叶新沙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要是在封建社会，这可就是皇帝御赐的名字啊，那我就非改姓叶了。这是关于胡耀邦的几件事。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开明、民主，一个普通的小编剧入党，他都有批示，而且在看《陈毅市长》时还没有忘掉我。


　　南方都市报：《陈毅市长》是在《假如我是真的》后写的吗？很多人都以为《陈毅市长》是赶紧“补过”写的。

　　沙叶新：不是，是先写的《陈毅市长》。其实沙叶新还不会这么投机。《陈毅市长》是先写的，就是没有演。当时我们的罗副院长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老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没有排演。后来就写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这两个戏的宗旨是一样的。一个就是说共产党不应该怎么样，一个就是说共产党应该怎么样。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这两部戏让我开始进入剧作家的队伍。


　　南方都市报：现在大家提起你还是会说这两部戏。

　　沙叶新：人家就说，沙叶新真会写啊，左的能搞，右的也能搞，好厉害啊！其实一个作家就是不能滑头，不能投机。而且我认为人品和作品真的分不开，虽然我做得很不好，但是我会时时提醒自己。其实我以后的剧本比这两出写得好，如《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但在国内的影响不及这两出，因为不让演，只演了一部《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南方都市报：那次座谈会有没有给你定调子？

　　沙叶新：没有，只是希望我修改。我内心很抵抗，就是不修改，我们三个作者的态度基本一致。具体要我们改成什么样我就忘了，无非是要突出党的正面力量，要看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能突出反面人物，不能同情骗子等等。


　　南方都市报：你就是演不了，也不改？后来就没有再演了？

　　沙叶新：没有再演了。后来很快台湾那边就把它拍成了电影。这部电影是谭咏麟主演的。当时，谭咏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名气比现在的周杰伦还要大，天皇巨星。可是他跟我说，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他并不出名。他第一次到上海来演出，刚下飞机，就跟记者说，我能不能见沙叶新？

　　他见了我，说：我就是因为演你的戏之后才出了名，才转了运，出了名就不停地得奖。他认为：“你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可是你却因为写了这个戏反而在大陆遭罪，所以我要请你吃饭。”我就觉得这个人蛮好的，很讲义气。我记得我的女儿问我：“爸爸，谁请你吃饭啊？”我说谭咏麟。那时她她正在念高中，激动得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南方都市报：电影主题歌是邓丽君唱的对吧？

　　沙叶新：邓丽君唱的。所以那时在国内间接跟邓丽君合作过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

　　南方都市报：在台湾演的时候剧本有没有大的修改呢？

　　沙叶新：基本上改动不大。只是因为一个是话剧，一个是电影剧本，细微的地方肯定有所改动的。这部电影得了第18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奖”。这里面有一笔稿费，说等有机会把钱交给沙叶新或者他的家属。


　　南方都市报：你拿到这笔钱了吗？

　　沙叶新：拿到了。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具体数字我又记不清了，大概几十万吧，我们三人分。另外还有利息，放在兴业银行，由制片厂交给台湾的某机构，大概是文宣机构吧。后来托一个台湾朋友，签了一个委托书给他，那时候还没有护照，就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传给他，在那里得到确认，就把钱带到了香港。我就到香港去拿了。


　　南方都市报：够麻烦的啊。这个剧本后来还在其他地方正式发表吗？

　　沙叶新：然后翻译成英语、德语，在国外发表也演出了。


　　南方都市报：在台湾包括国外上演不是更敏感吗？

　　沙叶新：是呀，比如台湾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关方面就希望我出面发表声明，来阻止他们拍摄。我当时心里很矛盾，虽然我希望台湾排成电影，可是又怕他们添油加醋，把我的剧本改成一个反共的剧本。另外，那时我们也很单纯，认为国家的话、党的话不能不听啊，我们三个就同意发表声明。我们的声明是从版权的角度反对他们拍，就说你们改编的剧本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表示抗议。后来发表在香港的几家报纸上面，当然都是我们的左派报纸，没有用的。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作者在某种压力下的声明，不会听你的，阻止不了人家拍成电影的。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提到黄佐临喜欢喜剧，对你的影响很大。像《假如我是真的》这种题材，如果写成“义愤填膺”的正剧，也是一种写法。你为什么选择把它写成讽刺性的喜剧？

　　沙叶新：这和一个人的文化基因有关系，也和性格有关系。我觉得人生下来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享受生活的。我们中国有个艺术传统叫寓教于乐，它虽然主张教化，主张文以载道，但对戏剧还有希望寓教于乐。中国有很强的喜剧传统，从“优孟衣冠”就开始了，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体制和文化环境不一样了，它就寓教于政治，寓教于严肃了，特别是话剧。你看样板戏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笑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我觉得你的作品从小说一直到剧作，很有欧美文学的风格。你大学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有一篇叫《老鹰篮球队》。

　　沙叶新：还有一篇是《美国剧院的悲剧》。欧·亨利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结构上。奇峰异起，但是又合情合理。马克·吐温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幽默。老舍的所有剧本我都读过。喜剧，包括相声、滑稽戏，没有直面人生的讽刺就必定死亡。



　　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郑如煜

丙辰龙

●牟森


　　1976年，沙叶新37岁，身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正当年富力强。粉碎“四人帮”后，他接连创作了两部剧作，《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按沙叶新自己的话说，《陈毅市长》表现“党的干部应该怎样”；《假如我是真的》表现“党的干部不应该怎样”。前者确立了他的剧作家地位；后者被认为“揭露社会疮疤”，引发了一场争鸣和停演风波。


　　之后，沙叶新做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界名流，也遭遇过“清污”处理。现在，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写作关于政治文明的系列文章。


　　简要回顾沙叶新老师30年间的创作变迁，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中国，政治和戏剧的关系。其实，也是所有的事情和政治的关系，比如经济，比如奥运火炬传递。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意识形态制度，特点是将一切泛政治化。政治的归政治，不是政治的也要归政治。


　　同样是上海的剧目，同样是传达民情、代言民意的创作，1978年的《于无声处》中了政治头彩，仅仅一年之后，《假如我是真的》被要求停演。两个戏都受到中央一级领导的直接关注。幸否？《于无声处》因为处在一次最重要的权力交接当口，直接成为意识形态武器；一年之差，事过境迁，权力更替已经完成，大局已定，《假如我是真的》注定要做意识形态牺牲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国，戏剧的归不了戏剧。


　　1979年，《假如我是真的》中，骗子李小璋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高干子弟），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原因是这个戏“给共产党抹黑”。多年之后，沙叶新依然激情满怀：“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


　　我知道，沙叶新后来有一出戏就因为政治因素，没有能够成功地在国外上演。1989年，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受到德国世界戏剧节的邀请，准备7月1日在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因为后来的变故，中方所有成员未能成行。不过，7月1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居然照常演出了《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演出。舞台上搭好了上海人艺早就运去的布景，天幕上播放着上海人艺的演出录像，塔利亚剧院的两个演员站在舞台两边，用德语配合录像朗诵此剧的全部剧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过与沙叶新老师相同的经历，也是参加世界戏剧节，也是在德国。1996年，德国慕尼黑的戏剧制作人汉历经几年的筹备，准备在慕尼黑举行一次中国主题的戏剧节，参演的有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浮士德》、山东省京剧团的京剧等一批中国剧目。我的作品《医院》也在其中。所有戏剧的舞美道具都提前运去，那将是中国当代戏剧在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


　　但是，随着戏剧节临近，因为政治原因，中方决定所有剧团都不去参加。我的剧组因为之前要在德国参加另外一个戏剧节的演出，所以提前出境。我们和慕尼黑的汉先生一个航班，他手里拎着一个皮箱，里面全是机票，满脸无奈。


　　沙叶新老师说过：“政治考量的是权、利、谋，艺术遵循的是真、善、美。政治是多变的，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血污的，艺术是清洁的。政治是不讲诚信的，艺术是恪守真实的。”


　　亚当·斯密也曾说过：“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其实戏剧何尝不是？对于沙叶新这种深具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现实的立场和干预生活的激情的人，只要他的宗旨未变，结果只能离开戏剧，选择别的体裁。


　　沙叶新始终认为，对于一个戏剧作家来说，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离。所以，沙叶新始终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知识分子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是内心的痛苦，是面对现实的痛苦。


　　沙叶新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身为功成名就的剧作家，这几年，他却这样评价自己：“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

猪头猪智慧

看了一下与余光中的面相，像老太太，妇人之相，还好，大诗人没有从政，否则是个大奸人。
余的面相平和，其命运没受什么大的波折。再看沙老，谈吐幽默也掩盖不了脸上的愁云惨淡，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严重拧巴，扭曲在脸上。

李酒苗

余光中没有女相吧？我倒是觉得他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智者形象，瘦削，面目清癯。一般我不关心作者的长相，除非那些自称美女的，我会去审视一番，大多失望，可能有了过高的期待。男人么，智慧守信慷慨，最好还有口才，那么，无论是精神还是外形，只要不猥琐，只要不那么顾盼自雄，我都能接受。巴尔扎克的面相够丑陋够笨拙，但小说精彩，谁还在乎他的长相？又不嫁给他。

猪头猪智慧

回楼上酒苗：俺纯属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