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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08-2-1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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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少年时在青岛流浪的经历
从前我有个哥们儿，在一家杂志社打杂儿，有一天杂志社命他去给各类名人送书，有个他因为工作关系常来常往的名人突然心血来潮：“来，小×，你跑来跑去辛苦，我也送你一本。”说着签名、拿印、盖章，不知道名人写了什么，反正哥们儿拿过来一看，不高兴了，脸色变了，告辞下楼，在楼梯拐角哪儿顺手把书扔进了拉圾通道，书被垃圾挡板档住了，没掉下去，一会儿名人家的小阿姨出来倒垃圾，咦？不是主人写的书吗？又给捡了回去……
后来我牢记我哥们儿故事，送人书从来不喜欢给人签名，一来显得朋友间煞有介事，二来不知人家会不会喜欢，何况我非名人，但是这次我隆重的写下了这一段话：
“王×江大哥：
三十七年前，你在青岛海边救助了一个流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他继续流浪了很多很多地方，现在这个当年的流浪孩子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流浪老头，他还在路上游荡，甚至到过了荒无人迹的北欧海边儿，不管到哪儿，每个海边都能让他回想起你，回想起青岛市高密路××号，和你那寒酸破旧但是温暖的小屋，还有竖立在小屋门后的那一堆武术器械，在这小屋里度过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尽管他后来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但却再也没能吃到那么好吃的豆腐脑。
这个流浪孩子就是我，三十七年以来，每当我回想起你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歉疚，三十七年来，我不敢来见你，因为至今我仍没混出个头脸来，无所报答，只有这本在路上写的书……
徐星
2007 年3月于青岛”
我那时虽不能说无知，但毕竟年幼，不知后来的人生更加险恶，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受到比这更刺激的诱惑了。
在那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这块表，这块沉甸甸的不知什么牌子但肯定是外国产的金属，已经在我的手里几次被捂热了，拿着它，我心跳加快，浑身燥热。我盘算，要是我拿起这快表就跑，能跑到哪儿？他能追上我吗？可能他不会马上发现，最好他诧异一会儿，刚刚收留的那个小孩儿哪儿去了呢？过一会儿他才会发现桌子上的手表没有了，要是这样就好了，我的时间就会更充裕一点儿，然后我马上找地方卖了这快表……剩下的事，我不敢再多想了。一块表，意味着我马上可以变成一个有钱人，意味着两个多月的衣食无忧，意味着我可以买很多很多吃的，从此路上的生活不仅不会挨饿受冻，也还会有滋有味，现在回忆起来幸好那时候不懂女人，性欲尚未经过启蒙。
明元送我上车时顺便“佛”来的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早就被我卖了四快五毛钱，这点钱我坚持了十多天，我已经四五天没正经吃过饭了，不用说计划中去大连的路费了。在车站等车的那外地老头的小布包里只有七毛多钱，一摞上访告状的材料，一副老花镜，还有就是这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当时他盘腿坐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治好胃病，分文不取”可惜一个病人没有，他很孤独。明元蹲在他旁边，我在前面吸引他注意力：
“小孩儿，你怎么啦？”他看着我目光很和善。
“我天天胃疼，疼的每天都在床上打滚。”
可能因为过于无聊，老头的兴奋起来了，他像一个得到了什么奖赏，问了些今天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的问题，然后带着点儿神秘的告诉我“这简单，你每天早上起床空腹喝一大碗凉水！不用吃药准好！你放心！”
明元给我一个眼色，我知道他得手了，我跟老头表示回去试试他的凉水疗法，他很高兴，叮嘱我：“一定要空腹啊！”
明元马上做出了一个合理安排，七毛多钱，他装了起来，二十斤粮票给我路上用，老花镜和上访材料顺手扔进北京站路边的花坛。他一边给我粮票一边数落我：你丫非得去他妈的青岛到底干他妈的什么呀？
我实在懒的回答他，一个“佛爷”，哪会懂我要去看大海、教堂和德国红屋顶的心思？我小小年纪独闯江湖，路上的所见所闻足够让我用来吹牛逼不说，还让我在这帮小玩伴中颇受敬重。
我虽然也是个“佛爷”，可我从来没看得起过我的行当，我志向远大啊，我一生的倒霉不幸皆因为性格使然，那就是干什么不爱什么，当时我要是立场坚定，一“佛”到底，今天兴许早该混成名冠江湖的江洋大盗了，肯定比我的哥们强多了。
明元后来不知所终，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被判的最狠的一次以前，这次不是天堂河，是青海劳改农场，因为一次得手七百多快钱，按当时一百一年的不成文规矩，他一去七年，他今年得有五十多岁了，就我所知道的他的监狱岁月相加，得有二十年之多，加上我所不知的只多不少，如果从他成年以后算起，他大半辈子应该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三十多年后的现在，我怕见他，我实在怕见到他现在穿着一个小黄马甲拿着一个小红旗在马路上做他妈的交通协管员，或者脖子上挂着个破书包看停车场，跟那些开着法拉利跑车的小妞儿们为了一两快钱的停车费低声下气，他穷人出身，所以不会有什么善终。
我其实怕见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哥们我今天没混出个样儿，即使我混出样儿了，我也无从报答那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的救助，因为那利息跟物质一点关系没有，是我这他妈的一生的惦念，所以我无法回报，哥们儿，不过你完全可以相信，哪怕我只剩下最后的一口饭，我两仍然是可以平分的。
其实按当时投机倒把的价格，海边闲逛那老逼太太实在是应该给我六快钱的，北京市粮票在北京内能卖到两毛钱一斤。我实在没法，拗不过她，成年人就是他妈的成年人，何况是一个成年老逼太太，戴着红臂章手拿大棒子的工人民兵老在海边儿巡逻，人在异乡，“投机倒把”这种事也让我心惊胆颤，算来我也跑了不少地方，各类工人民兵见过不少，手持棒子的却他妈的唯有青岛，让我至今难忘。我委屈的拿了四块五，真想一脚把那个老逼太太踹到海里。
……脚步声近了，他上楼了，我赶快打住胡思乱想把表放在了原处，他用脚踢开门侧身挤进门来，两手端着长方型的铝饭盒，饭盒里满满地盛着豆腐脑，饭盒盖子上放着八个馅饼，香味马上溢满了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我的胃马上引起了反应，要是真有天堂，天堂的味道估计也不过如此了。
“吃吧。”他说山东味儿的普通话，面无表情，一如我一个多小时前在海边儿鲁迅公园初识他一样。“你吃，吃完你愿意在这儿睡你就睡，你愿意玩儿你就去玩儿，我得去上班，我给你钥匙，我五点半下班，回来我给你弄吃的。”
我们一人一勺就着饭盒喝完了豆腐脑，我吃了六个馅饼，他吃了两个，这是值得我一生珍藏在记忆中的美味，估计这辈子到死以前我再也不会吃到这么好吃的豆腐脑和馅饼了。
吃完他上班去了，戴走了那块表。
我在青岛流浪讨饭已经十多天了，我再找机会离开青岛去大连，青岛的火车站侯车室一夜得有几次工人民兵的巡逻，查火车票，没有车票车站不让睡觉，我要是不幸被他们抓住，肯定连累我反动老子不说，我还得被收容遣返，北京派出所的片警得来接我，街道主任和院里的“街道积极分子”老娘们儿们昼夜监视不说，从此我还得按期去找片警汇报思想，相比较学校的老师来说，这个比较可怕，对于老师我早就领教了他们丫的那一套，无非就是不让别的学生跟“思想复杂”的“很社会”的“坏人”一起玩儿，他们连个“坏孩子”都不舍得给我，直接用了“坏人”，这在当时确实让我小小的吃惊了一下，后来在公安局他们更加直截了当的用了能把人吓死的“反动思想”和“阶级斗争”，学校里的那些小打小闹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面向大海睡了好几天，我把速描夹子打开铺在长椅上，胡乱找些报纸垫上，用我在拘留所学来的技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说是睡觉还不如说就是整夜整夜的喂他妈的蚊子，蚊子们事隔三十多年估计都都死尽了，它们死的值了，当年他们饱餐过一个北京小流浪汉的血，估计这是它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盛宴。
尽管是盛夏天气，但四点多钟的时候海水涨潮时我还是被冻醒了，我抱着胳膊倦缩成一团，听着海潮发呆，这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明元的指责：你去他妈的海边到底要干吗啊？！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不说我当时十几岁，难道今天我知道我这辈子到底要干什么吗？
这时他来了，扛着一堆刀枪剑戟，把器械放在沙滩上，一样儿一样儿的练，一会儿就练出了一身大汗，多年来，他单枪匹马和海潮搏斗，不知疲倦，他五短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一会儿刀一会儿棍一会儿剑，一会儿伸出拳头对着大海摆弄出各种优美的造型，后来我知道那叫形意拳。
三十七年后，我问他这拳法有技击性吗？他微微一笑，回答了我一句，“咳，好拳不打人嘛。”
估计是我先搭讪了，因为他看起来表情沉稳，有种见多识广的沉默寡言，此时此刻，诺大的海滩只有我们两个人，再过一会儿阳光弥漫开来，安详渐渐消失，海滩上马上就会人山人海，这番每日饥寒交迫的浪漫听潮就会结束，我就会开始新的一天的鸟儿一样的觅食。
我通常的觅食方法是在海边儿给人画速写像，三毛钱一张，我的速描夹子里有他妈的一大堆被认为“画的不像”而拒收拒付的各类人的头像。那时八开的速描纸也得一毛六分钱一张啊，后来我离开青岛时把他们统统撕碎扔进了码头上的拉圾箱。
他听完我现场编造的、一句实话也没有的故事，没有丝毫的好奇，只是面无表情地说“跟我走吧。”
我跟着他到了离海边鲁迅公园和那个著名的天主教堂都不远的高密路××号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一个圈儿楼，他住在二层，黎明已经完全降临但小屋里黑漆漆的，没有光线，进屋就是一张单人床，床单已经辨别不出颜色，墙上一道道的把臭虫或者是蚊子捻死留下来血道子。
“你坐一会儿，我去买点吃的。”他一边儿把刀枪剑戟一一戳在门背后一边儿说，除了这句话，我们后来还说了些别的我什么，也完全不记得了，也许他的沉默寡言完全是因为不善于表达。三十七年后重逢的这个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太平路的一个海鲜饭店里，每人都喝了一斤多叫做“狼砑台”的白酒，微醺中他有些激动地看起来像是喃喃自语地反复说了几次，“三十多年了，你还没忘了我，这是缘份啊！”
他拿着饭盒走了，我胡乱打量他的小屋，发现了桌子上的这快让我至今无法忘怀的这块表！
“那是快劳莱克斯，”三十七年后，我问起他，终于知道了那块表是什么牌子！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他的除了干净整洁了，没有别的太大变化的小屋里，他仍旧是面无表情的告诉我。“红卫兵抄家，我帮了一个资本家的忙，他要送我一架钢琴，我没地方放，他就送了我这快表。”我不知道他帮了别人什么忙，人家要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跟他默默地坐着，我说一句他答一句，我们就这么坐着，我没有当年提及这块表在我心里引起的骚动，三十七年前那个早上这表跟我发生在二十分钟之内的故事，他至今仍全然不知。
几天后，我留给他一个北京的假地址，“徐鹏鹏”的名字虽然算不上假，但也只是当年“玩儿”的时候、跟人打架的时候为了“戳份儿”用的。我离开青岛去大连，他上午请了半天假，送我去大港客运码头“其实那真没多远。”三十七年后，他这样说。但我清楚记得那天天气炎热，可能因为他下午还要上班有点着急，他走在我前面键步如飞，我跟在后面累的气喘吁吁，也许童年的记忆有误，记忆有它自己的青春期，但我觉得那路真是太长太长了，他花了五快钱给我买了一张到大连的统舱船票，又塞到我手里五快钱让我留在路上用，这十块钱几乎是他月工资的一半儿了，但我那时心里没有一丝的感激，因为几年来的流浪路上，我早已习惯了这般无耻。
告别他以后，我在码头上乱转，离乘客上船还有一段时间，码头上停着一艘大船，船身上写着“××丸”几个大字，我知道这是个日本船，码头上有个戴着大檐帽，斜背着手枪的警察转来转去，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着装得警察，那时的警察我太熟悉不过，除了帽徽是圆的，衣服颜色不同，其他跟军人都一样。
只有一快长长地踏板把船跟陆地连接起来，我又心动了，我想，操他妈的，我这儿没吃没穿的，天天他妈的阶级斗争，不被人告密，就得告密别人，我干脆跑到这船上，跑到“人家外国”去算了……是最后懦弱了，还是什么原因没跑，我全然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幸好没冲动，以当时那种情况，日本人不会收留我，被拉下来估计没几天就毖了，现在叫偷渡，当时管这叫“投敌叛国”，大罪之一啊！
后来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无数的故事，其中很多人和事也不乏刻骨铭心，但是青岛市高密路××号，和那满满一饭盒卤水点的豆腐脑的味道，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抹去。
十多年以后，直到一九八六年，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他妈的莫名其妙的作家，我来青岛市参加“海鸥”杂志笔会，会上正好有个吉普车，我带着同会的作家又来到高密路××号，那个晚上他正好一人独坐家中，房子里跟十几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多了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还是我认识的门口的小蜂窝煤炉子，只不过门后面的那些武术器械没有了。小屋里灯光昏暗，他先是有些吃惊，打量了我半天，从表情上看，他认出了我，马山低下眼睛，不再看我，一句话也不说，我眼睛温热，不知道说什么，同行的人不知道这尴尬场面怎么回事，加上他沉默不语，实在没有再不走的理由，一个劲儿的催我快走，男女作家们着急开着车去海边儿乱搞调情，没时间陪我怀旧激动，场面太尴尬，没有寒喧没有起身送别没有再见，我走了。
白云苍狗，又过了二十多年，我已经老了。这肉饼和豆腐脑的味道居然在记忆中越来越锐利，正好有个朋友在青岛工作一段时间，我托她去帮我看看高密路是否被拆迁了，××号是否还健全，这个人是否还住在这儿，我叮嘱她请她只是去看看，帮我悄悄地打探一下，如果这个人还在，不要惊动他，告诉我就行了，没想到这个朋友是那种好奇致死的娘们儿，她兴高采烈地发短信告我“这人在！是个怪人，不说话。我说你找他呢，他也不说话！”
我只好把我这个娘们朋友痛骂了一通，手足无措，一想起来我都会为了这个不说话的男人感到一种不安，直到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我的娘们儿朋友突然从青岛打来电话，照旧的兴高采烈：“那个王×江给我打个电话了！说三十多年了，徐鹏鹏还记得他，真不容易。”
我马上赶到了青岛……
我找到高密路××号的时候，下午四点钟，他不在家，邻居说是去买菜了，我坐在他小屋门口可以俯瞰大门口的台阶上等，半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戴着个棒球帽子，我注视着他从楼梯上走上来，他老了，步态有些踉跄，他眼角皱纹密布，眼神有些模糊，我的江湖大哥……他老了！
“找谁？”他头都没抬，只是冷冷地问站在他家门口的我。
“找你。”
“找我干啥？”
“你看看我。”
他有点儿好奇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几秒钟“知道了，我知道了，进屋吧！”
小屋依旧，隔壁的一间同样大小的小屋被打通，室内多了一扇门，小蜂窝煤炉子搬到房间里了，三月的青岛傍晚有些冷，但小屋不仅很温馨，也干净整洁的多了，多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层上下铺，看得出来经过女人的手收拾过。
这次我们谈的多了一点儿，一直谈到晚上我们一起去喝酒。他结婚了，找了个农村姑娘有了已经二十岁了的漂亮女儿，晚上，她们一起过来跟我们喝酒，跟他比较起来，他农村的媳妇可以算的上饶舌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北京，因为行程太早，说好了他不来的，我收拾好行李走出旅馆大门，他手里撑着把雨伞，站在青岛雾蒙蒙地小雨中面向大海，背对着旅馆的门口在等我……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原谅自己的理由，还是一个朋友听完了我的故事，给我找了一个原谅自己的理由，“你不是也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才说了这么些谎话嘛！再说你也是个孩子！”
可是我真能原谅自己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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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31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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