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萧瀚辞职，焦国标第二

闵良臣

萧瀚辞职，焦国标第二
——我看萧瀚辞职
萧夏林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的年轻学者，人格高尚，学问广博，富有社会道德勇气，是鲁迅所言的真的猛士，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大学精神的重要象征，也是当代年轻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在杨帆门事件中，他一怒为天下的凛然正气，他捍卫大学自由真理的勇气，让人肃然起敬。这是彻底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国需要这样的事不关己，但是事关天下，勇于批判本单位同行丑恶的批判者。萧瀚对杨帆的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多么公共，但是捍卫正义真理，却在本单位同事面前却步的痼疾。
　　萧瀚捍卫大学真理正义，不看同事非同事，只看是非黑白，公仇必报的神圣使命感，创造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气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2008年，中国的第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英雄当属萧瀚。
　　但是，萧瀚所谓的辞职让人惊诧莫名，让支持他反对他的人都感到惊诧莫名。以致支持者遗憾惋惜失望，很多支持者都觉得萧瀚的辞职滑稽无聊，甚至发出批判之声。
　　萧瀚在一个最正确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
　　萧瀚草率辞职，让人目瞪口呆，恐怕杨帆们也不会想到。萧瀚辞职太仓促，好像自己打了败仗，或者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给人仓皇出逃，甚至落荒而逃的强烈错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败兵之将，被杨帆赶出了政法大学。
　　论说该引咎辞职的应该是杨帆，结果是萧瀚，这种错愕当然强烈。
　　当然，杨帆教授绝对不会辞职。萧瀚辞职让杨帆教授感觉天上掉馅饼，正中下怀。
　　萧瀚所谓引咎辞职，是激流勇退，简直是战士退出战场，无疑是一种失败。一场战斗刚刚打响，而且旗开得胜，结果主帅突然说停止战斗，撤退不打了。这样让一场关于中国大学精神和体制可以深入的运动戛然而止。萧瀚辞职给公共事业和他个人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第一，一场有价值和意义的大学讨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刚刚开了头就尴尬地结了尾。其实，这也是萧瀚向自己开战，自己否定自己，是一种逃跑和投降的行为。一次胜仗几乎一夕之间成为令人扼腕的自杀式的败仗。第二，萧瀚辞职给了对手机会，让对手质疑辞职的合法性。杨帆也是这样做的。萧瀚辞职让杨帆质疑辞职是蓄谋已久，特别是他的最后一节课的内容。这大大消解了辞职的合法性，让自己处于非常被动难堪的境地。第三，萧瀚自己失去政法大学这个最适合他的战略位置，也失去一个优异公共知识分子的战略高度，当然失去一个自己发展和建设的舞台。
　　萧瀚辞职幼稚轻率矫情，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这看似绝望的反抗，实则是虚妄的自戕，看似以退为进，实则是投降倒退。萧瀚的辞职与清华大学陈丹青的辞职完全不一样，陈丹青退出清华，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黑暗窒息的教育体制。他辞职他获得彻底解放，让他站在了一个时代的制高点，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自由的批判天地。而陈丹青风流倜傥自由张扬的性格和深厚的名望使他更适合在体制外自由驰骋，对这个时代进行最有效的呐喊和批判。
　　萧瀚激烈内敛自负的性格更适合于大学体制，尤其适合于政法大学。今日中国，大学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具时代高度和自由天地和广阔视野的舞台，而且这个舞台超然独立，而且安全。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政法大学都是萧瀚最好最自由的中国舞台。政法大学对他非常的关怀，给了他很大的自由，他应该珍惜。他在政法大学的冷静积极的存在，对于政法大学对于他自己都是一个积极的提升，对于他关怀的公共事业也是一个战略制高点。辞职意味着失去身份的制高点，意味着失去大学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最佳舞台，意味着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
　　萧瀚的辞职则是师出无名，毫无理由。起码萧瀚自己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辞职理由，或者值得辞职的理由。而且时间过于仓促，从写1月7日写文章批判杨帆到辞职声明，前后仅仅5天的时间，很多问题还没有讨论，很多问题还在产生，萧瀚就急切决定辞职，显然非常的不负责任。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我想萧瀚辞职应该有这样几个深层的条件，辞职才有意义。第一，政法大学因为这个事件对萧瀚政治迫害，要求萧瀚向杨帆道歉，或者写检查等。第二，政法大学要他辞职。第三，萧瀚要求学校开除杨帆。杨帆不走，我就走。实际上这几条都不具备。政法大学破格把他引进，对他非常厚爱，他也非常爱政法大学。事后，学院领导在他辞职后还出面挽留第一第二条不存在。即使学校要求辞职，也不能辞职，宁可被开除，不要自己辞职。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底线。第三条同样不存在，因为事情刚刚一个星期，杨帆不会辞职，学校也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要开除杨帆，或者给杨帆处分也来不及。另外，萧瀚自己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要求。萧瀚所谓的不共戴天只是萧瀚的一种批判立场，不是让学校开除杨帆。这样的要求似乎也没有必要。今日中国大学应该允许杨帆这样的教授存在，让大学自由选择，让历史进行评判。
　　从萧瀚的辞职书来看，萧瀚辞职的理由有三条。
　　在辞职书的第一段萧瀚这样写道，“在社会上获得了合乎国情的质疑和批评，在学生们中间获得了不合适的荣誉；同时，我的做法在实际效果上，已经给我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学子们带来更深重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萧瀚提出的所谓辞职理由。第一，杨帆门事件，萧瀚获得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让他不安，第二，他的行为给政法大学带来所谓深重的负面影响。萧瀚在他的辞职书最后一段中说，“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这其实就是萧瀚的辞职的第三个理由。
　　其实三个理由都是非常糊涂荒唐的理由，都非常的形而下。
　　如果是第一条，这个辞职太不公共的了，太缺乏合法性了。但是，这可能是萧瀚辞职最深层的动因。当然，萧瀚自己不承认，本文将另文分析。萧瀚如果厌恶杨帆门的烂仗，完全可以离开具体的杨帆们，探讨大学精神，展现伟大的良心和坚强的理性，也可以沉默冷眼旁观，占据一个“知我者谓之我心忧，不知我者谓之我何求”战略位置，最要不得的就是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虚妄空洞的辞职，这会导致亲痛仇快的悲剧。
　　萧瀚的第二个理由最滑稽。萧瀚进入政法大学，频频参与中国重大的公共事务，作为政法大学的青年学者无疑为政法大学获得了很大的荣誉。萧瀚的大学教书采取最大学的自由主义教学方式，深受广大学生喜爱，应该是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青年教授。杨帆门事件，萧瀚在本单位敢于见义勇为，政法大学DG保持低调和克制，不仅大大提升了萧瀚的声誉，也大大提升的政法大学在全国的声誉。这几年政法大学的一批年轻学者在中国法制化的道路上表现优异，萧瀚无疑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青年俊杰，是政法大学大学精神的象征，萧瀚辞职对于正在上升的整个政法大学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对于萧瀚自己损失惨重，不能再教书育人，不能再提升政法大学的大学精神，不能再最佳位置为这个社会的良心呐喊助威。萧瀚辞职对于政法大学和萧瀚自己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损失和失败。
　　以萧瀚的性格，萧瀚留在政法大学最有价值和意义。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政法大学都是他最好的舞台。这是一个自由广阔的舞台。政法大学对他非常的关怀，给了他很大的自由，他应该珍惜。他在政法大学的冷静积极的存在，对于政法大学对于他自己都是一个积极的提升，对于他关怀的公共事业也是一个战略制高点。辞职意味着失去身份的制高点，意味着失去大学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最佳舞台，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
　　第三个理由最空洞牵强而且大而无当，甚至有些过度矫情。萧瀚以为辞职牺牲自己的悲情就会唤起社会的反省。他完全错了。这个流氓唯利是图的社会非常清醒。这个社会是混乱不是昏乱，是没有制度没有规矩，无法无天。这个社会不需要悲情来拯救，而且任何悲情也无法拯救。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根本不相信悲情，也不相信英雄牺牲的道德。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只有这个制度才能拯救中国。何况萧瀚的辞职毫无悲情可言，甚至有点闹剧的味道，是毫无意义的牺牲（有人说“简直是愚蠢”）。今天的中国不是百年前昏睡的谭嗣同时代。启蒙虽然永远有意义，但是英雄的流血牺牲的启蒙已经没有价值。所以，萧瀚的辞职拯救中国，无疑比唐吉柯德还可笑。
　　我们需要的是伟大的制度。伟大的制度靠大家共同的努力，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个时代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建设理性，不是盲目做烈士的牺牲理性。公共知识分子做烈士完全是本末倒置，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公共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推动者和建设者。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不能随便无谓地牺牲自己。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在自己的岗位上提供建设理性和批判理性，推动制度的发展进步。萧瀚辞职无疑是擅离了自己的岗位，他很不负责任地撤离了最值得坚守和战斗的岗位。这是在逃避自由，逃避神圣责任，也可以说一种渎职，是因小失大。艰苦卓绝的战士可以失望可以绝望，但是，不能因为在战斗中被人质疑被人批判谩骂，就痛苦难耐而走，先锋战士没有退出战场的权利。
　　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激情，但是，需要理性的激情，他不需要失去理性的胡乱冲动。
　　萧瀚辞职无疑是一个悲剧。这个世界需要积极的战斗，需要短兵相接，需要忍的战斗，更需要智慧。这个世界需要积极进去的理性抗争和理性建设，不需要愤然牺牲的逃跑主义。无论萧瀚的辞职他认为多么的崇高，但都是一种自戕的消极的逃跑主义。这个可恶的世界，最欢迎公共知识分子，愤然牺牲然后消失的主义，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就太平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盛世了。
　　有一些朋友说萧瀚辞职太矫情做作。辞职纯粹是化主动为被动，是陷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于不yi。这一切或许都很正确。我想萧瀚辞职的做作和矫情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自负的固执的个人性格。不是刻意的表演和作秀。确切地说，是他根深蒂固的新北大的骄矫之气害了他。这种骄矫之气控制了他，限制了他，影响了他的气象和格局。这就是说萧瀚的格局不够大。他无法超越新北大骄矫之气，无法超越自己战胜自己。
　　这是萧瀚走向大天地的唯一缺陷，而且是致命缺陷。
　　萧瀚坚定的辞职，无疑是第二个令人无限遗憾的焦国标。
　　萧瀚的辞职行为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他辞职后，之所以不少人劝他回头，一定留在法大，就是害怕他成为第二个焦国标。
萧瀚辞职对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重要尴尬和难堪。

吹笛在湖北

怎么啦，焦的生存很难以为继了？

“这就是说萧瀚的格局不够大。”——说的太好了，我对萧辞职一直负面感觉，这个评价觉得极为到位。

周泽雄

和吹笛兄看法不同，萧夏林先生这篇文章，我依旧无法认同。
作者管得太宽了，萧翰辞职一事，有公的部分，也有纯属个人的部分，作者看来完全不打算将其分开处理。而且，在对萧翰辞职原因的分析里，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所谓东方权谋术的热衷和沾沾自喜。
包括吹笛兄引用并表示赞赏的这句话，我的态度是反感。有些人，喜欢通过指责别人格局不够大的方式，来反衬自己的格局很大。对此，我既不认同，有时，我的看法还正好相反。“格局”这类过于主观且缺乏检验标准的玩意，岂是可以随便拿来作为批评利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