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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3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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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元气与功夫
在与人合作的《齐人物论》里,我说过一段霸道话:“中国不少作家如果不幸盛年早夭,作为读者也许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读者的损失,多半只是少读一些他借成名之便放肆撰写的龙钟散文和不可计数的应酬序跋。”——当然,限于那本书追求痛快的笔墨取向,我没能展开分析。时隔七年,我再来补足下文,说说当年那段话的潜台词。
出于分析之便,我且把作家分成两类:元气型和功夫型。
有个成语叫“江郎才尽”,说南朝一名唤江淹的文人,年轻时才气惊人,撰《别赋》《恨赋》倾倒众生。然壮年过后,锦心不再,绣口难觅,一枝秃笔摇上半天,再也无力让人“黯然销魂”。那一声“江郎才尽”,指责里原也含有几分惋惜。若要对这个成语做做翻案文章,亦未尝不可,比如有人认为,江淹根本不是“才尽”,而是生逢乱世,为求明哲保身,故意装傻充愣。结合江淹的生平宦历,此论倒也聊备一格,但本文想借题发挥的是:江淹本属“元气型作家”,“才尽”是必然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元气型作家的特征是,他们的创造能力没个定数,还格外讲究机缘场合,当元气充盈、气氛对路之际,他们的笔墨足以腾云驾雾,“石破天惊逗秋雨”,一旦情移事迁,那颗佑护文运的星辰急剧坠地,他们也就春光泄尽,“泯然众人矣”,再也没有服人傲众之资——除非,吃老本也算。他们的写作与农人种地有相似之处:虽然离不开自身努力,但更多地是靠天吃饭。
再看功夫型作家。功夫型作家不是元气型作家的反面,并非创造元阳有所亏欠的家伙,才会以“笨鸟先飞”的态度转型为功夫型作家,不,除了天赋的创作才能,这一派作家还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推进的能量,其创作借助但不依赖于环境,渴求但不取决于机遇。他们携带着创造的使命而来,不似元气型作家,写出震惊世人的作品往往好像并非自己要写,而是出于不得已。比如,把大哲人老子视为元气型作家虽有点不伦不类,但若非关尹子把住关门执意相劝,老子是宁可什么都不写的。大诗人王勃的成名作《滕王阁序》也是应景之作,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这样一篇奇文,显然只能归结为运气,反正,那并非有意为之的创作。这篇少年时代的即兴文字,穷作者一生,竟然再也无法超越。王勃才尽了吗?未必,他只是“元气型诗人”而已。
中国作家的创作能量总体不足,我们永远不缺灵光熠熠的才子,却历来匮乏以持久高效的创造力为人瞩目的大作家,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一块盛产元气型作家的文化土壤上。反观西方,我们甚至无需空口说理,只要扳扳手指数数他们数量惊人的作品,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属于另一个传统,一个更适宜产生功夫型作家的传统。古希腊几大悲剧家、喜剧家,几乎每人都创作了数十上百部剧本,亚理士多德与柏拉图两人留下的学术著作,大概就超过现存先秦诸子的文字总和了。
元气型作家通常热衷于谈论灵感。我们知道,传统中国文学里的审美概念,大多有点虚幻缥缈,一个长期沉浸在神韵、文气、意境等文字仙境里的文士,写出让人拍案惊奇的奇句奇语,自不在话下,但怀揣一颗巴尔扎克的雄心,就勉为其难了。作为对照,西方功夫型作家大多视灵感为无物,比如,亚理士多德《诗学》里就没有“灵感”的概念,米兰•昆德拉提到:“波德莱尔懂得‘灵感的天然惰性’”。所以,作家越是强调“灵感”,也可能越是说明他的创造能力不甚牢靠。
如果诗人不算,中国作家里极少出现写出一部以上伟大作品的人物,他们的文学使命,似乎就为了完成那一部命定之作。这部作品是如此依赖于灵感,以至需要作者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态度,全力以赴。一旦大作杀青,作家的创造元阳也随之耗尽,“嗒焉若丧”,再也回不过神来。
功夫型文字需要反复研磨,就像制作咖啡,工序越多,质量越高;而元气型文字,修改过度,有时还可能使文章散去魂魄。我曾辨别过才气、才情和才华这“文人三才”,在我的概念里,才气和才情大致归于元气,得诸天授;而才华,则与功夫有关,更要求一种结合了思辨力的综合才能。元气型与功夫型作家的神秘分野,八成即在此地。
2008年2月25日,《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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