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迟子建:我这个农民年年在种地

  
  文/木叶 《上海电视》
  
  生活不能没有魔术。迟子建的笔触,还伸向魔术之后。
  她三获鲁迅文学奖,《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提及获奖绝非微言大义,仅仅陈述一个事实。
  我是看了她最新小说集《福翩翩》才回头去看《伪满洲国》的,她写下这部七十万言的小说时年方三十五。
  北极村,神秘。她从那里来。现居哈尔滨,她说,“我是‘城市的后来人’。”
  
  
  “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
  
  ○木叶:取名子建,是因为父亲喜欢曹植曹子建。
  ■迟子建:他特别喜欢《洛神赋》。我小时候觉得子建这个名字很难听,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嘛。
  ○木叶:有时候读迟子建的作品觉得很有诗意。
  ■迟子建:我十七岁前没有走出过大兴安岭,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那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大自然环绕着我,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个很诗意的环境,我想这些东西是慢慢注入我骨子里的。
  ○木叶:《北极村童话》,是朱伟先生慧眼识珠。
  ■迟子建:我很感激朱伟。《北极村童话》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八三年写的,先后给两家刊物看,都被退回来了,说这个小说散文化的痕迹太浓,有的让我改,我拿回来以后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好像是八五年,我参加了一个黑龙江省小说创作讲习班。在萧红的故乡呼兰县,朱伟给我们讲课。那个时候我很小,又很胆怯,他要走的时候我就把《北极村童话》习作给他,问朱伟你能帮我翻几页吗,看看像不像小说。他利用午休时间飞快地看完,然后找到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篇东西早点儿给《人民文学》,他觉得那是一篇好小说。
  
  ○木叶:应该是八六年发表,先锋派正当时。
  ■迟子建: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人民文学》正大红大紫着,所以按通常人的理解,可能朱伟喜欢那一种风格的作品就不会喜欢《北极村童话》之类的,恰好不是这样,朱伟的眼光非常全面。
  
  ○木叶:他不光喜欢先锋的,也喜欢你这种。
  ■迟子建:我觉得就像我对绘画的感觉一样,你看像毕加索、米勒根本不是一个风格的,是不同时代的,但是我看他们的东西都能引起热爱。艺术不分流派,也不分什么主义,只要这个东西呈现的是比较纯粹的艺术性的东西,都是好的。
  
  ○木叶:八六年是特别先锋的时段,你没想过要写一种形式上探索性相当强的作品吗?
  ■迟子建:这一点可能我比别人要坚定一些,我不觉得要迎着先锋的路走,像别人一样。事实上,现在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肯定是要写我最想写的,我最熟悉的。我不可能营造出先锋小说的那种氛围。我是一个挺倔强的人,我认准了,哪怕它不成功,也会这样走下去的。
  
  ○木叶:你提到一个词,销声匿迹,其实现在的先锋作家都在转变,比如说余华《兄弟》。
  ■迟子建:我说的是一种文学现象的销声匿迹,而不是指作家……严格来说,有的作家也不是先锋的作家。我很喜欢苏童的作品,那个时候他也被划为先锋文学,而且是代表性作家,可是我觉得苏童整个写作的路子跟先锋是不太搭界的,那大概是评论家的判断。余华也一样,可能有一部分,有一个时期是先锋的,但是每个作家都在成长。我觉得好作家不会被任何一种潮流或者主义束缚住,那种缰绳在天才作家那里就是一根草绳,而不是铁索,很快就会被挣断的。
  
  ○木叶:去年在上海大学有个先锋二十周年回顾,后来同济大学有个孙甘露作品研讨会。
  ■迟子建: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出现那么惊世骇俗的文本,如果回顾先锋文学的话,不如说先锋这种文学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就是它的那种试验性和探索性。
  
  ○木叶:不久前罗伯-格里耶去世。
  ■迟子建:我也看过他的作品,《橡皮》呀等等,他是法国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我眼里,做任何一个潮流的领袖或者说终结者都是不幸的。
  
  “作家是否要定期给读者制造这种牙膏,供他消费呢”
  
  ○木叶:《清水洗尘》标题有禅意,故事原来是讲一个小孩和一个家庭的事,这个张力让我有点儿惊讶。
  ■迟子建:你可能喜欢那种单纯而美好的东西,另外一部分喜欢《雾月牛栏》的人就会觉得《清水洗尘》比较拘谨单薄。没有办法,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它肯定会接受方方面面读者的挑剔,每个人胃口也不一样,不过我更喜欢《雾月牛栏》,我觉得它更浑厚一些。
  
  ○木叶:提到浑厚这个词,我倒也觉得《雾月牛栏》有点儿混沌的感觉,接着那种元气……的确,像苏童特别喜欢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另有人却说这个作家有什么好看的。
  ■迟子建:我发表出来的有五百多万字了,一般读者能读到一两百万字我觉得很可观了,那么他恰巧可能读到的是我另外一种东西我就没办法,他会对一个作家作出另外的判断。
  
  ○木叶:可能最初读到迟子建作品的读者,读进去之后,会有一种期待,一种潜意识,有时候会觉得,唉,她怎么变了。
  ■迟子建:读书其实也是一种消费,但书籍同其他产品又不一样。书籍有情感色彩。比如你认准了某一种品牌的牙膏,就会一直用它。那么作家是否要定期给读者制造这种牙膏,供他消费呢?当然是:不!我觉得作家不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如果是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了。作家肯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写自己想写的。至于这种变化读者能接受多少,我觉得也没关系。
  
  ○木叶: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小说《伪满洲国》有带“伪”和不带“伪”字的两种,我想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迟子建:当然是同一个作品。在《钟山》杂志发表的时候不带“伪”字,但是出版时两家出版社都要求加上“伪”字,咨询了很多部门,都说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对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已经尽力争取过了。
  ○木叶:我这两天看这部厚厚的小说,很是感慨于你作为一个年轻女作家的气概与驾驭能力,感觉你在深入历史,在追索民族情感,对语言也有着自觉,而小说所塑造的吉来、中村正保等一个个的人都与宏观历史的音调有别。但蹊跷的是,无论在普通读者中还是在评论界,《伪满洲国》的反响都不算大,可能因为什么呢?或者自己认为有什么遗憾吗?
  ■迟子建:《伪满洲国》我做了多年资料准备,写了两年。这部作品在我心中始终沉甸甸的,因为一个作家是清楚自己出手的“货”的份量的。它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我想可能与它的长度有关,上下两卷,七十万字,如今阅读有长度的作品,是对人的耐心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变得越来越没耐心了。还有,这部小说表达的用小人物说大历史的“史观”,可能评论界的人不会认同。但不管怎么说,我在三十五岁时写出了《伪满洲国》,写出了心目中的历史,而且较少遗憾,我觉得足够了。《伪满洲国》先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它的版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万左右的发行量,说明还是有读者关注着它,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没什么遗憾的。
  
  ○木叶:我上次采访程永新,他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被低估了的作品。
  ■迟子建:我也看了程永新的这一段话,很感动!一个编辑能说这种话,尤其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肯定是我非常重要的长篇,因为这个长篇准备得很充沛,而且我在写作过程当中,始终洋溢着激情,大概是近二十年写作状态最好的一次,非常畅快,每天像走在青山绿水当中。
  我的长篇出来后,一般也不会做研讨,我也不喜欢新书发布会。我的固定读者群,大概有一两万吧,我觉得有一部分读者能够理解我,就够了。
  
  ○木叶:看到一个网友写文章,说也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认识你,讲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很有意思,突然好像回到当初一样。
  ■迟子建:八八、八九那几年,二十年前所有的作家都不富裕,比较贫穷,文学青年聚集在一个地方,大家的愿望是那么单纯,就是觉得文学是美好的。那时也没有人用电脑写作,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忽然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一次,我跟王安忆讲我特别怀念那个文学时代,那个文学时代特别纯洁,她也是这样认为的。
  
  ○木叶:但是有些人认为,其实八十年代也是被夸大了,有一种说法,不光是八十年代的文学热被夸大了,甚至五四那一代的文学热,好像都在看小说、看文学,其实也不是的。
  ■迟子建:五四创造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中国文学的辉煌时代。而八十年代出来的很多作家,现在看来依然是文坛的中坚力量。
  
  “苏童没有得过国内的文学奖项,能说他写得不好吗”
  
  ○木叶:在《第三地晚餐》里面,记者陈青住在寒市城里,丈夫有一定的身份,陈青的娘家则在城郊,故事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当然还包括“第三地晚餐”这样的情节,这种结合很有意味。
  ■迟子建:我自己还真没注意到,因为我去年发了一个《起舞》,倒是写哈尔滨的。怎么说呢,还真没有考虑我下一个要写城市题材的,还是继续写乡村。我十七岁以前一直住在山里面,大自然是我的命脉。可是现在我毕竟出来了,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城市生活的。但是我与故乡始终没有割断血脉,每年至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我在城市生活得久了,可能对它的理解深了以后,会自然而然地书写它。
  
  ○木叶:童年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住在哈尔滨,但它可能还是有点儿隔。换个角度来讲,会不会觉得处理城市题材有一种吃力感?
  ■迟子建:我写《起舞》的时候倒是改了好几遍,可能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城市的后来人”,不如处理农村题材那么自如。但是我倒是喜欢有难度的写作,比较过瘾一点儿。
  
  ○木叶:好像有评论家说过,当然在网上说法也很多,就是中国已经到这种时代了,但真正写好了城市小说的人太少。
  ■迟子建:我觉得可能也不尽然吧,我也听过类似的议论。比如说我写《伪满洲国》,写历史,主要的生活是集中在当时三个城市,哈尔滨、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其实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响当当的名城,难道不是城市小说吗?我不明白。评论家有时候是在先入为主地把城市生活限定到影剧院、咖啡馆或者是旧上海的十里洋场,舞厅啊等等。他们想到城市的时候,思维里会跳出类似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可能遮蔽了他们对城市小说的理解。
  
  ○木叶:《福翩翩》《起舞》这两篇小说发表之后,你被提名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二〇〇七年度小说家,你得过“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对获奖是怎么看的?
  ■迟子建:别人对你说,你得奖了,就仿佛是花两块钱买的彩票中了奖,当然比较高兴。但是谁会把这个东西作为奋斗的目标呢?苏童没有得过国内的文学奖项,能说他写得不好吗?而且他心态那么平和,从来没有听他对任何奖项有过什么微辞,可他确实写得不错啊。
  
  ○木叶:咱们说远一点,张爱玲临去世前不是很久,还提起自己的“天才梦”参加《西风》杂志评奖的问题,她这么一个人都念念不忘。
  ■迟子建:所以作家要真正能够放下,像苏童这样,他没有得过奖,他够资格得奖,但他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觉得作家是需要有这种修养和胸怀的。一个作家内心特别强大、才华横溢,就不会对别人的获奖耿耿于怀。当然给一个奖项,锦上添花,也很好。世界上有尽善尽美的奖吗?我想连诺贝尔文学奖也做不到。
  
  ○木叶:的确,这一点不管它了。有些人会把迟子建和萧红作比较,因为地域上接近,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汉学家葛浩文特别迷恋萧红。
  ■迟子建:葛浩文还送给我一本他写萧红的书。
  我觉得萧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座丰碑,比如说《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我不是很喜欢,但也不错。《呼兰河传》是她用生命写的一个绝唱,后世的女作家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我只想说,萧红就是萧红,我就是我。
  
  ○木叶:她这么年轻就离世,很可惜。
  ■迟子建:她的经历和她的写作一样,包括她的爱情,可以说一生都是传奇,而我是很普通的。
  
  ○木叶:我不知是否方便问,你提到爱情,其实私下讲的时候,有些朋友很敬佩迟子建女士,譬如听你说“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读了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震撼更强烈。
  ■迟子建:我当然不愿意提这个话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确实是介入我个人情感最多的一部小说。它作为小说来讲,可能不会完美,但是作为我想表达的情感来讲,写那种东西在那一年来讲是一个解放吧。
  
  ○木叶:这个小说我看过两遍,写得很放得开。粗粗一看感觉不如小说《一匹马两个人》那么像小说,但是细看,一个扣一个扣解过来,平淡而又离奇,很有意思。
  ■迟子建:你这个感觉很像胡平的评价,他说粗看不像小说,看第二遍觉得是小说,第三遍觉得是个好小说。
  
  “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傻瓜”
  
  ○木叶:我看到你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像是个农民。
  ■迟子建:是啊,我就像一个农民。我曾在《收获》发过一篇《采浆果的人》,写了一对傻瓜,我很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傻瓜,唯一懂得的,就是春种秋收。
  
  ○木叶: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喻。
  ■迟子建:对。我的写作状态真像农民一样,每年打下来粮食以后存起来。然后看看今年的收成,哪儿不好,在明年你会盘算着哪一块地还要种什么。每年都是这样经营自己的一块园地,确实是个农民的状态。从写作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不是懒汉,旷一年,把地撂荒了,没有,不管我种得好坏,我这个农民是年年在种地。
  
  ○木叶:说起女作家,有人认为王安忆的综合才华是非常强的,其他几个人也各具特色,比如说残雪,很有自己的信念;池莉改编影视较多,走的路又不一样;铁凝做了主席,这两年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像迟子建,感觉就是在遥远的地方,很安静,春种秋收。
  ■迟子建:我这样已很知足了。其实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我对生活要求很简单,我想我能在一种沉静的状态中,慢慢去实现写作理想,是最幸福的。而我觉得那个目标还挺遥远的。
  
  ○木叶:还挺遥远?
  ■迟子建:我希望五六十岁时,能写出心目中期待的作品。至于现实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过眼云烟。我从小就倔强,我现在都快五十岁了,更不会为什么东西所左右。我出生在北极村那种环境,即使现在在都市生活,每年也有几个月是在故乡度过的。虽然在遥远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还是很畅快的。在我眼里,文学是没有边疆的,就是这样。
  
  ○木叶:到五六十岁才会写出非常好的作品?
  ■迟子建:我写了二十多年了,自己感觉还可以,就是说没有制造那么多的垃圾、废品,吴义勤有一段话说我废品很少,几乎没有,令我安慰。我自己明白,我没有刻意去应付刊物,因为现在约稿也特别多。我按照自己写作的路数,自己的节奏,慢慢地一路写下来。我想再过一二十年,我五六十岁了,也许还会有所进步。
  
  ○木叶:那么,会关注年轻一代的作品吗?
  ■迟子建:偶尔有一些东西会看,但是我平时读的还是我常读的一些书,我觉得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才值得一读再读。
  ○木叶:有没有读过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郭敬明的书?
  ■迟子建:每一本都去读,那不会的。
  
  ○木叶:就你读过的,看过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迟子建: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木叶:像你这么直接的作家不是很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质,和自身的个性。换个话题,经常会接受采访,有没有比较怕被问到的问题?
  ■迟子建: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会怕被问的,能答就答,不能答就拒绝,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倒是不喜欢有些记者,我忘了哪一个,大概我就说,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差不多)每一个出来都开研讨会,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有的应该遏止了。我觉得你在这里真的可以帮我做一个工作,一些媒体把它“升级”为:“迟子建说:应该遏止(制)研讨会”。这就是片面,我是针对长篇小说的现象,每一个都开研讨会不正常。比如说,我们是读浩然作品长大的,你可以不喜欢他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但像这种作家去世了,给他开个研讨会是应该的,不是说所有的研讨会都不应该做,我针对的是那种没有学术只是炒作的研讨会……
  我是刚学会上网,还不到一年,完全是因为有一些函件的往来,不得已而用它。有了网络,就可以看一遍采访内容,大概就能避开那样的“断章取义”?
  ○木叶:提到刚学会上网,再最后问一下,小说文本都是手写的吗?
  ■迟子建:我有很多小说都是手写的。《伪满洲国》有六卷本的手写稿。我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有手写本。手写完了,我自己会打字、修改。电脑在写长篇的时候是抄稿的机器。
  
  2008.4.11访 4.20定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